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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复兴?

中华文化复兴?

陶 杰 | 2010-01-09 | 南风窗

  西方经济衰退,连美国人也向中国借钱了。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国许多人遂产生“复兴中国文化”的幻想,愤青雀跃,尤为激烈,其情可悯,十分正常。
  然而,空言套话,永远比行动效率容易。复兴中华文化,大可拍胸脯承诺,拍脑袋决策。但中华文化如何“复兴”?首先,中华帝皇政治文化中,君臣主奴,家长威权,包括国人经营生意,不信外人,只信子女亲宠,内残互斗,凡事阴谋论,有人说是糟粕,有人说是“国情”,这部分倒不必卖力气“复兴”,一向根深蒂固,而且还加码上演。

  西方经济衰退,连美国人也向中国借钱了。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国许多人遂产生“复兴中国文化”的幻想,愤青雀跃,尤为激烈,其情可悯,十分正常。
  然而,空言套话,永远比行动效率容易。复兴中华文化,大可拍胸脯承诺,拍脑袋决策。但中华文化如何“复兴”?首先,中华帝皇政治文化中,君臣主奴,家长威权,包括国人经营生意,不信外人,只信子女亲宠,内残互斗,凡事阴谋论,有人说是糟粕,有人说是“国情”,这部分倒不必卖力气“复兴”,一向根深蒂固,而且还加码上演。
  除此之外,急待“复兴”的,大家都同意无非是琴棋书画,京戏昆曲之类的中华文化精华了。诗词、对联、中医中药、汉服、私塾,许多人满怀激情,这些传统精致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辟。国人看见洋人穿一套中山装而抱拳作揖,用流利普通话说一句“您好”,无不油然而生“怎么,连老外也会说中国话呀”的欣喜,从而减轻了一点民族自卑,提高自信,倒也不失为美事一桩。然而,全方位复兴中华文化的精华,真的那么可行吗?不妨评估一下冷酷的现实。
  文化需要“载体”,犹如打水,总要一只木桶来盛载。首先,我国的传统建筑,亭台楼阁,檐瓦庭廊,就是中华文化主要的载体之一。广州的西关,北京的胡同,山西晋商的古宅,同里的巷陌楼台,宅门深处,古来多富贵人家。富而且贵,中华精致文化,无论锦衣美食,诗礼风流,除了有钱,还不离一个“贵”字。
  西关的大屋,就是岭南文化的载体了——厅堂花园,都要对联、书画、假山、盆景来装饰。府主是生意人,但士农工商,传统敬重士大夫,大宅的布置讲究,非要有文化气息不可。“文化气息”从何而来?有钱人家就会雇用一批清客,替他新建成的庭园取名字:漱碧阁、牵云亭,作诗成联,像红楼梦里贾政考儿子贾宝玉的才情,叫一批文人助兴。
  还要延聘先生,上门教习,让小孩读诗诵经。老板的八旬老母生日,斥巨资贺寿,搭一座戏台,上演《贵妃醉酒》。每年中秋过节,张灯结彩,吃月饼、猜灯谜,无一不是文化的生活修养。
  府宅中,下有长工婢仆,上有姑嫂妯娌,渐成大家庭的政治生态。几房女人,口和心不和,一起打牌时嘘寒问暖,背后互数长短。小孩在这种环境长大,就会见识家庭的人情世故。厨房的伙夫,闺房的乳娘,又有一大箩筐的民间故事:白娘娘斗法海和尚,薛刚反唐,济公巧取华云龙,豪门的小少爷,东窜西跑,耳濡目染,钟鸣鼎食,丝竹传奇,中国文化的熏陶教养,一样都不缺。
  中国人社会的结构,本来一向稳定和谐,有一个地主阶级,地主养了一批士大夫,本有一套自足的文化生态,承传千百年,直到民初,西潮东渐。只要不拆房子,不斗地主,文化就不会沦亡,徐志摩从剑桥回来,游杭州六和塔,逛常州承天寺,灵感贯达中西,思绪澈通幽冥,胡适、蒋梦麟、梁启超,都是博达古今中外的通人,王世襄成为传统文化的守墓人。
  我国的建筑,是大家庭之所系,中国的富贵家庭,又是精致文化之所依。把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和旧建筑载体毁灭殆尽,就等同把水抽干,把缸砸毁,锦鲤金鱼,何能生存?加上中华精致文化,戏曲书画,围棋对联,像广东人的汤水,都要慢工细活。今日国人的下一代,经麦当劳的快餐脱胎,手机短信的高科技洗脑,生活的节奏早已由美国人来重新定义。只嫌自己的传统文化沉闷,只觉美国的文化爽快,即使电影《2012》再给中国人脸上贴金,中华文化有什么前途?
  况且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人”的觉醒为本,以人性反抗神权的胜利,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没有自由和宽容,没有思想的解放,则无真正的文艺,只有专制的复辟,绝无人性的复兴。今天游意大利罗马,看见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顶上遗下的不朽壁画《亚当的创造》,亚当伸臂,与上帝的指尖相触,灵光闪处,此后,风骚500年,云蒸霞蔚,世上的缘分因果,一切岂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