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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远交近攻”

中国外交的“远交近攻”

本刊记者赵义 | 2013-06-10 | 南风窗

如果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有个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由全方位外交向远交近攻转移。根本性的转折点,恐怕还谈不上,没有结构性的大变动。

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中国目前面临的基本国际形势有什么新变化?中国新领导人执政后,在外交哲学、外交思维、外交政策等方面是否有转折性的变化?国际秩序中的“结构实力猜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启发?近日,《南风窗》记者就中国外交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专访了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

  辜学武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1年获波恩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并兼任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儒家文化的普世性问题、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亚太地区能源安全和欧亚关系。

  

  “远交近攻”

  《南风窗》:中国人喜欢讲“天下大势”。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执政党制定各种政策的一个支点。您如何看待现在中国面临的基本国际形势?

  辜学武: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持续了3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第一个表现就是西方国家的防范心理加重了,以前以为中国崛起之后会成为西方的一员,现在基本上不抱希望,而是疑心重重。第二个表现是历史上跟中国累积的矛盾几乎同时全部爆发出来,一个个来无所谓,全部一起来,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同时发难,给你增加难度,多面受敌。第三个表现就是现在不仅发达国家对中国期待很高,即使不太发达国家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怨恨,双重夹击。我们总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实际上很多不是新兴国家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阵营问责中国,不说刁难,但它对你期待很大。比如2009年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就受两面夹击,一方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的工业国家,希望中国在减排上承担国际义务,反过来最贫穷国家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希望中国也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并承担有约束性的国际义务。

  过去的30年战略机遇期基本上已经终结。也可以说,现在是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开始。

  《南风窗》:国内一些研究注意到西方围堵中国,包括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等。看上去中国似乎也在冲破这个围堵。

  辜学武:我个人认为,说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可能有些误判。其实没有围堵心态,只是疑虑重重,小心和防范,这是基本趋势。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等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的主要逻辑诉求是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排斥美国的单独主导这个区域的强权,它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把它从亚太驱逐出去,所以必然要构造一些防线,利用海洋优势构建岛链,以防止它所担心的区域霸权出现。

  叫不叫围堵,可以讨论,至少是防范。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建立的防范体系不是只针对中国的,东西方冲突时主要是针对前苏联的,如果日本崛起了它也会针对日本,所以从我们国家的立场上说,不如将其看成是中性的。我问过基辛格,你们美国到底怕什么?他的看法是,美国人其实只要一点,“亚太地区任何一个强权都得接受我们的存在,不要把我们驱逐出去,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国家单独主导这一个区域”。在这个逻辑下,中国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用武力把美国赶回东太平洋,至少到关岛以东,要么就是通过合作与美国共享太平洋,逐步稀释它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军事浓度,增加经济和社会成分。

  《南风窗》:中国新领导人执政后,在外交哲学、外交思维、外交政策等方面是否有重要变化?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

  辜学武:我观察到一点,中国外交的走向正呈现一种“远交近攻”的势态。目前领导人出访的国家顺序和重点,包括谈的项目和内容,基本上是战略性远程交往。如果把东南亚和东北亚看成是中国的后院,我觉得中国的后院现在是起火了。可是在“后院外交”上中国领导人确实显得不急,外交活动上都是对方主动,韩国派特使、朝鲜派特使、越南派政治局常委、安倍派执政伙伴访华等。对周边中国有点以静制动,但是非常积极推进远程外交。印度和巴基斯坦虽说是中国的近邻,但战略上西南亚地区从来不是中国的后院,中亚也是如此,它充其量是中俄的战略缓冲区,但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的战略后院,为了稳定这个后院,中国似乎正在花大力气把远程战略关系理顺或升级。

  这个“远交近攻”第一波的最后落脚就是奥巴马和习近平6月7日和8日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那一段,如不出意外,双方基本上可能要达成共识,以确定两国在未来5至10年里如何处理双边利益冲突和全球热点事务。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远交近攻”。

  如果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有个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由全方位外交向远交近攻转移。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现代版,我把它称为“韬光养晦2.0”。这一点可能跟全方位外交有区别,重点还是邓小平说的“把美国搞定,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根本性的转折点,恐怕还谈不上,没有结构性的大变动,但是重点突出,战略设计以远交近攻为范式。中美接近,其实最坐卧不安的人应该是中国后院的日、朝,他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谈些什么。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美国人抛弃他们。

  《南风窗》: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会不会达成新的共识?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您怎么看?

  辜学武:心照不宣的一些共识应该可以达成。比如说对朝核问题的处理。实际上朝鲜事态的发展为北京和华盛顿试水中美共同主导处理国际棘手问题的能力和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有可能双方会加大惩罚力度和奖励机制,但中国会鼓励美方拿出更大的勇气,做出更大的让步,让朝鲜有机会融入国际社会,第一不能垮,第二去核。前提是美国多做点让步,中国多做些工作。比如说克林顿任期内最后几个月的时候,中方给美国一个信心,美国和朝鲜也达成了非常好的妥协。

  中美一接近,中国后院里美国盟国的战略活动空间就会变小,它们就会变得比较着急。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不错。老的大国关系下,一个大国崛起意味着牺牲另一个已经崛起或现实中大国的利益,处理不好就会有战争,第三帝国的崛起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崛起后的太平洋战争,那就是老的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弹性比较大,以前是零和游戏,现在是双赢博弈。

  全球化时代,双赢关系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中美已经是双赢。但它还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因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双赢,而且还应是红利分配均衡的双赢。所以新型大国关系打造的关键是实现双赢基础上的“均赢”。从现实角度看,问题是谁赢得比较多,赢的红利分配是不是均匀,这是美国人最担心的。

  政治学里有两个概念:绝对红利和相对红利,都可从合作中产生。绝对红利是,跟我自己合作前的状况相比,我财富的绝对值增加了。相对红利是,相对他人的赢利我赢得更多;对手虽然收获了些绝对红利,但实际上是一个输家。美国就是担心它相对红利分配比较少,所以犹犹豫豫,生怕吃亏。中国和美国如要打造新兴大国关系就必须相互给对方一个信心,不搞全盘通吃,不仅自己跟自己比红利收得比较多,还要均衡分配合作红利。相对红利是主导美国人跟不跟中国人合作的主要因素。

  奥巴马跟习近平6月份谈的时候,南海安全合作应该会是一个内容,北京预计会给它一个信号,中国无意将美国人驱逐出西太平洋。实际上这一点习近平主席至少有两次提到,一次是对《华盛顿邮报》的书面访谈,一次是见美国国务卿克里的时候,都说道,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进一步解读就是,中国不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希望它以更多的实际行动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实际上点到了美国的痛处。我们不赶你走,但你也得尊重中国对自己战略后院的关切和特殊利益。

  

  对不同国家打不同的牌

  《南风窗》:这恐怕还得回到前面的问题,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李光耀曾经在《时代》周刊上说,中国肯定是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

  辜学武:李光耀的判断是错误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哲学层次,中国从文化传统上来讲从来没有通过主动出击争当老大的秉性和冲动,最多就是“被”老大,儒家的思想是等着你朝贡,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自封为领导,不谈“领导”,只谈文化熏陶。和美国刻意追求全球领袖地位(global leadership)不一样,中国欣赏的是全球尊重(global respect),中国不能容忍对它不尊敬。

  第二个是实际层次,当全球老大就得给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好像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要想如李光耀判断的那样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中国得承担全球领导的责任,提供很多公共产品,比如巴拿马运河航行的安全,交纳联合国的大头会费,如果伊拉克再次吞并科威特,中国就得把科威特解放出来等等。中国有条件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但当老大,无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是从现实牺牲程度,中国没有这个心理。

  《南风窗》:现在提倡“亮剑精神”,其实也是到了讨论战争问题的时候,特别是面对现在的领土争端的时候。

  辜学武: 战,为什么而战?大凡战争,不是为资源而战,为人口而战,就是为领土而战。德国古典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我作为全球化时代德国的政治学者要补充一句,战争是理性政治的终结。

  现在为资源而战的非理性特征是明摆着的,因为通过国际市场购买能源和原材料要比通过使用炸弹和枪炮夺取更便宜;为人口而战也不理性,以前打仗好多都是为了掠夺人口,以补充劳力和兵员。现在通过设计良好的资金移民和技术移民政策可以获得大批钱财和优秀人才,比战俘的质量高出千百倍。为领土而战,实际上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有可能远远超过你通过战争获取的领土。全球化时代,你打一仗有可能得到一个岛屿或一片海域,但你有可能失去更重要的东西,你的发展机遇,你的崛起前景,你的繁荣和富裕。理性和历史告诉我们,为领土而战,打输了,有可能失去更多的领土。德国发动第二次大战,说是为了扩大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Lebensraum),结果丢掉了几近2/5的领土。当然固有的领土绝对是应当坚决捍卫的,入侵者必须予以痛击。但对有争议的领土,是否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应三思而行,因为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法很多,牌很多,战争只是一种选择,而且是最不理性的选择而已。

  我比较赞赏李克强总理在德国历史名城波茨坦的表现,他打的是道德牌。这也是我个人的一贯主张,对不同的国际博弈对手打不同的牌。对日本,中国手上最好的牌就是国际道德牌,把日本死不认罪和它今天强硬的领土要求结合起来,在国际上大讲特讲这个故事,日本一点还手的地方都没有。我是战胜国你是战败国,哪有战败国拿战胜国领土的道理?强调雅尔塔体系的神圣性,不仅可以引起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共鸣,而且可以把日本逼进道德死角,彻底剥夺它的话语权。

  对不同的国家打不同的牌。对日本人必须打道德牌,对美国人则应打利益牌,你告诉美国人在西太平洋玩战略游戏哪个比较便宜,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实用的民族。美国人很懂利益诉求,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这个商业头脑可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将它拿下来。远交近攻的核心是要主动出击,找到一种方式与华盛顿达成一个新的战略共识。这个共识的达成和执行应当做到如此之坚固和稳定,以至于它能彻底动摇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使美国两党精英逐渐失去与日益边缘化的岛国日本结盟的兴趣,认识到同中国合作的代价更小,风险更低,利好更大,从而更适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和美国的矛盾虽有意识形态的纠结,但主要还是地缘政治的摩擦。中国的崛起正在或已经改变西太平洋乃至世界格局的版图,其速度和深度似乎超过美国的预料。中美“太平洋共享”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

  

  走向“均赢”

  《南风窗》:您提到的“均赢”,不同的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能否都做到?

  辜学武:还是要做到对症下药,对美国、欧洲、印度和自己战略后院,下的药剂量应该是不同的,目标是双赢,最好是“均赢”。

  比如欧洲,其同中国少有地缘政治的摩擦,欧债危机使它变得更实惠了,它现在不跟你玩虚的了。从短期看,欧洲人向中国人要“三低”:低市场准入,低碳经济,低军费开支;从长期看欧洲人会向中国要“三高”:高度的智慧财产保护,高度的国际规范,高度的世界责任。可以想象,这“三高三低”诉求个个都会与中国的诉求发生激烈碰撞。对于中国来讲,进行利益博弈比搞价值观游戏得心应手得多。一个好的突破口可能是全球气候治理。“后京都全球气候管理机制”的打造,是目前欧盟影响世界事务的唯一一张王牌,中国如能配合,将会使欧洲感激涕零,借中国之力迫使狡猾的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来。

  其实,中国自己也承担不起后京都谈判失败的后果,倘若2015年之前不能达成一个新的具有全球约束性的气候公约,京都条约的核心“清洁能源机制(CDM)”将不会继续延长。须知,这个机制运行10几年来,不仅给中国各省市带来了大量的气候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机制许多急需的先进节能技术几乎是无偿地转让给了中国企业。形象地讲,正是这个CDM将环保节能技术高度领先的欧洲变成了中国节能技术和知识的粮仓。和欧洲联手打造世界气候新秩序,不仅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在欧洲的威望和赢得最不发达国家的尊敬,而且可能会形成一个良性国际环保倒逼机制,确保“十二五”规划产业升级和减排目标的顺利完成。这样的“均等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南风窗》: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的崛起,国际秩序必将得到改变。您曾经提出一个“结构实力猜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启发作用?

  辜学武:结构实力猜想是我采用英国政治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结构实力”的概念提出的一个纯理论猜想。我认为,实力除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实力存在,三者一起共同构成实力的总体或全部。结构实力理论就是要告诫政治决策者们,在利益博弈时,不光要注重具有强制效应的硬实力和具有亲和效应的文化软实力,而且还要注意打造由政治结构产生的杠杆力,即“四两拨千斤”的实力。在实现政治目标的竞争中,拥有杠杆力的国家可能明明受益于结构,自己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它身在其中的关系结构在帮它的忙,不知道它实际拥有的杠杆力。因此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某些国家达到了目的,实现了诉求,在博弈中胜出,却不知道它是如何达到的。反之也可能出现,一个特定国家在利益博弈中失败,却不明白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现在常说美国的实力在衰退,太笼统了,准确地讲是它的硬实力相对下降,它的结构实力依然强大无比。战后的国际政治、金融、经济、文化以及道德秩序结构,都是美国领导打造的,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国际体系结构带有中国的烙印。

  中国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在结构实力领域里下大功夫。比如金融结构里美元作为超主导货币的地位不打破,中国攒再多的美元外汇储备也受制于美联储,它的印钞机印钱的速度决定你手中美元外汇贬值的速度。但如果全球大宗商品持续以美元计价,你还得想办法在你的国土上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能源与原材料交易系统,从而影响原材料的定价结构。从结构实力的角度讲,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具有削弱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结构的效果,但很难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除非你有能力重新恢复金本位制度或主导制定一套新的世界货币。

  结构实力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大国的崛起都必经一条漫长的道路。改变硬实力对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改变结构实力的对比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没有结构实力的崛起,谈不上真正的崛起。

  (本刊实习生严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