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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亚历山大·布格林之间的一场对话

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亚历山大·布格林之间的一场对话

| 2015-12-24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种种问题,中国和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好的,中国应该寻找什么样的道路。  

      此前,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刘健芝、戴锦华等学者的论述、合作与对话,构成了相关讨论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中旬,由刘健芝、戴锦华组织和主持,阿明、汪晖、温铁军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亚历山大·布格林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我们特意把讨论内容编发出来,以飨读者。在讨论中,四位学者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了一些更深入地探讨。本期刊发的是中篇。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神被市场和资本取代了

  

  二位所说的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讨论材料。我想做几点评论。第一点,铁军谈到了建立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我当然完全同意这种“特色”的重要性。

  这种“特色”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也许数字从100%下降到了70%,但是70%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国家直到今天仍拥有绝大多数的土地。我更愿意称其为,针对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挑战,根据中国条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修正。

  当初我们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这可能创造更多的潜力,但今天,我们必须观察权力体系这个基础。权力体系控制着经济基础。

  当然不是说今天这个权力体系还跟以前一样。权力体系并不完全是经济基础需求的反映,它自身具有范围极广的自主性,甚至还可以运用这一范围广大的自主性来影响经济基础朝向这一或那一方向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更高程度的社会管理,这一因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存在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的是市场、开放,以及所有的现实选择。这一特色也可以在埃及、塞内加尔看到,也可以是美国特色。

  正如我们的俄国朋友说的,俄国有过以公有资产形式来掩盖私有财产的历史经验。我估计,中国今天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形式之内,也存在半私有财产。但是,这看起来并未构成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挑战。

  第二点,我认为,布格林最基本的观点在于,现代性的异化和进化。必须指出,现代性(不是从根植于西方历史的意义上来谈的现代性)有一半是被中国人500年前发明的,有1/4是被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人之后200年发明的,最后才是欧洲人。但是欧洲人给了现代性最强有力、最具战斗性的完整形式。

  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人是历史的演员,人创造历史。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造物,人是主体。这是我对现代性的定义。在此之前,历史是由神、由祖先、由传统缔造的,人类社会被看作是被自然法则、被神的法则支配的,而不是被他们自身支配,这也是我称作的被自然异化,人不是主体,人是客体,被异化了。

  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中被另一种异化形式取代,神被市场和资本取代了。如果你问一个欧洲工人,他为什么失业?是因为市场。这就是市场异化。市场异化包含了许多互相补充的形式,所谓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家主导了今天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方式。

  这是外在于社会之外的形式,好像超自然力量一样,个人丧失了成为历史演员、成为主体的能力,个人也被压抑到客体的地步。这是另一种异化形式,它体现为反对前现代的自然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异化。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我们所拥有的系统基础到底是什么?它当然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但它同时也越来越与资本的物质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又部分地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一些人在呼吁中国放弃对土地的国有产权、开放地权,企图制造小产权地主,但这很快就会导向土地的再度集中,再创造出一个富农和企业主的结合形式。

  与很多非发达国家相比,包括现在那些所谓的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中国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直到今天,土地的获取还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权利。

  中国在30年时间内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包囊了大约3亿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欧洲。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人口总量的80%,虽然现在这个比率有所下降。巴西的农村人口比率低于10%,其结果是,2/3的巴西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里。2/3,不是20%!

  我们回到之前布格林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明民主的问题。我们谈的不是资本主义式样的民主,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发明了民主,不是为人民。人民的权利、声音被限制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内,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所局限。

  “发明”不意味着魔法,但权力系统应当朝向其开放。人民应当尝试创造民主。人民是主动的,他们想成为主体。

  

   汪晖:

  文化创造了新的社会生活空间

  

  我没有准备系统的发言,顺着几位提到的问题说一说。我们与温铁军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很长的讨论,这些话题我认为直到今天仍值得讨论。回答这些问题很难,只能在规范性的、结构性的框架之内提供一些分析。

  我想从列宁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谈起。对列宁而言,他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那里学到的是,为了在落后地区发展农业资本主义,需要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

  土地的国有化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1907年列宁面对美国的情况时也做过这样的表述,他说某种程度上的土地国有化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列宁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认为那些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俄国、中国等等,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化。

  他后来也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范畴,把它组织到一个政治进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进程,就无法判断(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部分发展了这一逻辑,认为中国还是需要某种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其内部也需要包含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多发生在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农业国家,需要一个政治进程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来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

  在20世纪漫长的革命进程和建设进程中,我们会使用“异化”这样的词,把异化作为攻击的目标。但是从一开始,在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后发农业国家,革命、建设的过程是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国家要完成自身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国家建设。

  因此我认为,需要从一个长的政治进程来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建设的进行,另一方面,其内部是否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反过程?从列宁和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来看,如果没有后者的反过程,社会主义难以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我们首先要考虑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作为创造新社会生活形式的范畴、空间和力量,是极端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进步文化,创造了新的社会生活的空间。我认为这个情况与西欧状况有所不同。

  就像温铁军说的,资本主义并非一开始从我们自身的社会当中生长出来的,尽管之前也有市场和商品,但是19世纪的工业系统模式起源于西方。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这一历史状况下重新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论证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与在特定条件下的反作用力,这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恩格斯以及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也论述过,在一个落后国家,意识形态有时候甚至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

  在20世纪,政治文化在建构社会主义体系的过程中非常重要。这是社会主义历史的主体性的方面。另一方面,这段历史的的确确创造出了新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不仅是计划经济和再分配,而是生产的形式本身被改变了。

  单位是一个例子。工厂、大学、医院甚至政府机构本身都是一个个“单位”。如何对其进行评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确创造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构造,单位试图将经济和其他社会功能整合进自身,拒绝使“生产”的逻辑成为社会的统治性力量,而是试图使之社会化。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单位内部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一个纯粹的生产机构,比如现今的企业和工厂。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农民、干部不是单纯的雇佣劳动力,他们在这些社会单位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与今天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些社会形式当然经历了失败,今天它们的性质已经被改变,但我们需要认识,这些新的社会形式在20世纪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以及推动这些社会形式的很强的政治力量和理论构造。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改革时期的巨大转变。一方面,我们确实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遗产,正如萨米尔刚刚说的,我们还仍然拥有某些优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为我们所丧失的某些长处而感到遗憾。

  这些过程为什么会发生?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一历史性的失败,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但是这样一种国家形式被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逻辑在各个领域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力量。

  其次,更严峻的是,20世纪的那种试图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机制的政治文化很欠缺。当然我们依然能看到存在于国家内外的各种抵抗形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权力体系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来使得原有的体制变得更为开放。

  因而,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究竟应该探讨如何使原有的体制更开放,还是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体系。这是执政党需要考虑的。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执政党如何向社会开放,而是整个政治结构如何开放的问题。这是体制改革最急迫的任务。在这一大转型中重提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它关系到政治的方向,关系到我们是否还保留着克服异化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