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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死”了,合伙人制兴起

老板“死”了,合伙人制兴起

严学锋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 2016-01-01 | 南风窗

共担、共创、共享的合伙制(其中包括合伙、平等、互信的文化),不仅仅会对商界产生深远影响,对政治、文化等领域同样富有积极意义。

  “在这个重新界定的时代,谁把自己当老板看,谁死得最快”:新东方教育集团大股东(“老板”)、董事长俞敏洪2015年11月如是言。笔者走访一家上市企业时,也曾听闻一员工在公开场合喊董事长为老板,被后者当场狠批,此董事长立下规矩,员工不得喊人老板—之前是职业经理人,进而因持股而身价过亿,该董事长数年前接班作为大股东的创始人。身为小股东的他定位合伙人,不以老板自居可谓明智。合伙人接班后,企业内传统的老板概念“死”了。

  创立时就实施合伙制的企业,往往是合伙人文化;早先有老板而后实施合伙制的企业,老板概念会淡化乃至泯灭。早年合伙制在中国的实践较少,近年来则兴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老板意识、老板文化有渐弱之势。

  

  共担共创共享

  “合伙”做生意、互称“合伙人”,古已有之。2013年,以新东方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大热,让合伙人概念在中国成为关注焦点。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法律上有明确的定义。而公司制企业中的合伙人,并无统一定义。

  广义看,合伙人是员工和股东身份合一,持股员工数量可众多,如万科的合伙人制度包括逾千人的员工间接持股。2014年万科召开合伙人创始大会,1320位员工成为首批事业合伙人。总裁郁亮称:“事业合伙人有4个特点: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形成背靠背的信任;我们要做大我们的事业;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成就。”截至2015年1月底,代表万科合伙人的盈安耗资数十亿,成持有万科4.48%的第二大股东。郁亮称:“我们的重点不是持有公司股票,重点是和股东形成新的利益机制,员工跟股东变成同一个身份,是合伙人身份。”

  窄一点讲,合伙人指持股较多的骨干特别是高管包括联合创始人。小米有7个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雷军称,“小米公司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和员工一起分享利益,尽可能多地分享利益。小米刚成立的时候,就推行了全员持股、全员投资的计划。”美的集团由创始人何享健控股、董事长方洪波持股2.1%,2015年明确实施合伙人计划。

  一个国企高管对笔者谈起,他对一位大民企的老总说,前些天我见到你手下谁谁了,这位老总马上回应,不是手下,是合伙人—这人是创始人之一。在实施合伙人制的一些企业,“老板”死了,传统国企高管难以意识到这点。阿里巴巴合伙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合伙人制度化,合伙人拥有提名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权利—绝大多数事实上实施了合伙制的企业,都没有明确将合伙人制度化。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称:“合伙人,作为公司的运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万科总裁郁亮称,通过合伙制,形成共担、共创、共享的机制。这些说法,意思都是一样的,道出了合伙制的本质。

  2014年,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升级为合伙制,是中国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拐向”合伙制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碧桂园、乐视(2015年11月落地)等纷纷推出合伙制;2014年至今,逾百家A股上市公司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此外,“双创”之际,合伙制成为创业的重要模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说:“创业第一件事是要找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比你的商业方向更加重要。”单打独斗越来越不适应创业的需要。创始人层面的合伙,为合伙制、构建良好股权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以往,员工成为合伙人,更多是以优惠价、公平价入股。现在,员工持股不需要员工掏钱的案例渐多:一般需达到业绩目标。360奇酷公司董事长周鸿祎12月8日发出内部邮件,“公司在成立之初,我就已经确定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要邀请员工成为智能手机的新兴创业者,成为360奇酷的合伙人,与360奇酷共同成长、共赴未来、共享收益。今天,我们正式启动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授予员工(非高管)的股权形式是限制性股票,员工不需要出资购买。乐视的股权激励同样不需要员工出资。

  目前看来,合伙制有星星之火要燎原之势。

  

  合伙颠覆雇佣

  合伙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必然,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重要转折。

  长期以来,雇佣制是中国企业的主流模式。其特点是,资本雇佣劳动,大股东是老板,员工是打工仔,资本与员工相对割裂,甚至仅一个人持股。公司治理权力方面,资本拥有绝对话语权(中国公司法实行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实施资本多数决,由于股权普遍集中,往往是控股股东大权独揽),员工缺乏话语权,而且等级关系明显,官僚主义较常见(阿里巴巴称其实施合伙人制度一个目的是解决官僚主义),部门利益显著、部门之间的隔阂不小。

  利益分配方面,传统雇佣制更多倾向资本而非员工(这些年来,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在中国显著),员工难以公平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剥削,在权力和利益方面,资本与员工之间失衡。而且,员工的行为容易短期化(这是马云等人反对职业经理人的重要原因)。导致的后果是,员工动力不足,资本容易任性,损害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企业成败系于老板一人,风险很大。

  合伙制是对传统雇佣制的巨大颠覆。从资本雇佣劳动,更多变为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雇佣资本);从单纯的员工变为兼具股东身份,从打工仔变为合伙人,资本与员工更多地融合。在公司治理权力方面,由于股权结构优化,股东之间的权力相对更均衡,员工话语权更大,相应的管理扁平化更普遍,分权成为常态。员工之间更多体现为合伙、相对平等,而非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官僚主义空间更小,内部的监督更有力,部门之间的隔阂会变小。

  利益分配方面,合伙制下,资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更公平,员工获利空间更大,能更好地满足当下很多人对财富包括财务自由的追求。正如周鸿祎所说的:“我经常跟员工说,我给你发工资,撑破天百万年薪,还有一半都交个人所得税了,所以工资就是养家糊口的钱,真的财务自由,一定要争取拿到股票期权,只有资本上的回报才能创造这种成功。”合伙制下,员工和股东身份统一,有利于形成深度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降低企业发展成败系于一人的风险—合伙制下,“人人都是创业者”,而非单纯依赖车头的动力。

  早先,资本极其稀缺,资本与人才的博弈中前者占绝对优势。而在这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才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资本与人才关系的天平开始反转的时代,雇佣制弊端日显,合伙制的必要性日增—正如郁亮说的,“我们觉得人才不能跟资本等同,应该高于资本。这几年,我们遇到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互联网时代发现,好像别的资源都还可以找到,人才就成了万科的唯一资本。”

  合伙制匹配了这种人才的重要性。雇佣制下企业发展遇到一定瓶颈包括大量高级经理人离职后,2014年万科实施了合伙制。2015年11月,郁亮称合伙人制度现在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与此同时,人才特别是关键人才,越来越认可更公平、民主的合伙制而非传统的雇佣制,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阿里巴巴移动事业群总裁、原UC创始人俞永福说:“不会有任何人是我的老板,我是搭档。”2015年12月,俞永福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合伙制顺应了这些优秀人才的需要,否则,他们很可能出走创业,而非委屈做打工仔,从万科离职的数名高管就创业了,新东方同样有类似事件。有时,几个关键人才的出走,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合伙人,则能更好满足人才的需求,绑定人才。

  当然,合伙制能大面积推行,得益于法制(更好地保护股东利益,遏制违法违规、内部人控制)、资本市场(创业者、大股东虽然大量稀释股权,但做好企业后通过资本市场能获得很大回报。如,马云只持阿里巴巴7%左右股权,马化腾持股10%左右:这两人都是中国顶级富豪)、公司治理的健全(分权制衡,遏制大股东、合伙人滥权;传统老板式做派越来越行不通)、人的素质的提升。

  

  传位合伙人

  得益于合伙制的优越,普遍股权集中,由创业者、大股东直接掌控的民企中,美的集团、金螳螂等极少数企业成功进行了合伙人接班。传位合伙人日益成为重要的企业传承模式。为何传位合伙人?相较家族成员、职业经理人接班,传位合伙人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

  先看传位家族成员,主要指子女。早先,传位家族成员被认为理所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家才能、做好董事长(兼总裁)的能力是稀缺资源,父子同时具有企业家才能、子承父业能做好,是极其小概率事件。强行接班,历史上的败家子还少见?何况,大量调查显示,中国很多企二代并无接班意愿。合伙人的数量则海量,可以精心培养、优中选优。而且,接班时可以交给合伙人团队而非其中一个人,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受益于团队建设、利益深度捆绑,美的集团突破了成败系于一人:按董事长方洪波的说法,假如他上午离开美的,下午就有个人来接班,企业的运作不会乱。而在传统的家族企业,往往成败系于一人。

  再看传位职业经理人。实施了合伙制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表示:我反对职业经理人,在我们公司,只要是职业经理人,我一个不留—马云之后两个CEO,均是合伙人。这背后是传统的职业经理人存在重大问题:缺乏企业家精神,行为容易短期化、难以和股东形成共担,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损害成功传承—合伙人制破除了这些问题。

  合伙制讲究共担、共创、共享,形成深度利益乃至命运共同体,企业内在压力和动力很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合伙人团队接班,合伙人的领军人物接任最高职务、扮演企业家角色,利于企业平稳传承。金螳螂的大股东朱兴良2013年7月被执行监视居住、次年1月因涉嫌行贿遭逮捕的背景下,董事长等合伙人主动追加股票锁定期,金螳螂的增长依然较快,未现经营、人事震荡,否则,很可能是趁火打劫、树倒猢狲散。

  事实上,共担、共创、共享的合伙制(其中包括合伙、平等、互信的文化),不仅仅会对商界产生深远影响,对政治、文化等领域同样富有积极意义。可以管窥的是,近来中国领导人倡导国家之间建立“命运共同体”—合伙制的精神与之是相通的。

  这样看来,老板会渐渐“死”去,合伙制势必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终会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