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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兴金融中心,广州如何发挥“后发优势”?

打造新兴金融中心,广州如何发挥“后发优势”?

本刊记者 谭保罗 | 2017-04-21 | 南风窗

这些年,中国经济特别是一线城市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货币化浪潮,但广州经济的货币化成本并没有这么高,它的资产泡沫在一线城市中并不严重。这是发展其他产业或者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基础。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排行榜,由英国著名智库Z/Yen集团发布。自2007年3月首次发布起,每半年更新一次。3月27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21期报告发布。中国内地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六个城市进入榜单。广州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体系,评分达到650分,全球排名第37。
  广州并非传统的金融中心,本次为何“后来居上”,入选榜单,并成为“新兴金融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中,广州将如何发挥自己独特的金融优势?下一步,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局如何,广州又将如何从这些变化中获取发展先机?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孙立坚。
  孙立坚教授为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上海自贸区建设方面的政府决策咨询工作。孙立坚在日本一桥大学获得商学博士(Ph.D.)学位,长期任教于复旦经济学院,多次赴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等地考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欧洲大陆金融中心为何下滑?
  《南风窗》:本期排名的一大趋势是,亚太区金融中心逐渐赶超欧美。排名前20的金融中心中,亚太地区数量已超过1/3。对比而言,欧美区中的西欧地区,其金融中心成绩单直线下滑,西欧 29个金融中心有16个评分下降。这是为什么?
  孙志坚: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和全球经济的格局相匹配的。从经济总量来看,当今世界,越来越形成了美国和中国的“双头模式”,它们分别位于亚太区域的东西两端,这保证了这一区域必然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加上日本,那么整个亚太区的经济总量是任何其他区域都无法比拟的。强大的区域经济作为基础,各个金融中心的后劲也更足,排名上升,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南风窗》:在前20位中,竟然没有看到法兰克福。前十位中,没有一座欧陆城市,苏黎世只排在了11位。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排名为什么下滑这么严重?
  孙志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欧洲大陆自身的危机。首先,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欧债危机从2007、2008年爆发,至今差不多10年,但今天欧洲还在辩论希腊救助的问题。
  在我看来,欧债问题的解决早已错过了最佳“时间窗口”,问题会变得很难解决,只会继续不了了之下去。一开始,德国始终反对向美国学习,反对搞量化宽松,要求希腊这样的国家严肃财政纪律。
  但这根本不现实,一位大出血的病人,病倒在床的病人,你却要他马上起床去锻炼身体,这根本没有可行性。后来,德国才作出妥协,欧洲央行开始购买“欧猪国家”的国债,对这些国家进行融资支持,但恐怕为时已晚。
  欧盟最主要的症结是,它的货币统一了,但财政却没有统一,这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和悖论。但目前,看不到解决的现实途径。
  此外,欧洲还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恐怖袭击愈发频繁。在这些因素叠加之下,欧洲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未来可能继续被看空。
  《南风窗》:英国脱欧,当时市场都认为这将影响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但现在,伦敦继续高居榜首,你怎么看?
  孙志坚:我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脱欧会削弱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其实刚好相反。即便英国脱欧,欧洲包括西欧、中欧、东欧,甚至全球的资金依然会流向伦敦,因为这里市场发达,交易顺畅,产权保护世界一流,是全球不可多得的财富管理中心。
  英国脱欧,反倒可以看成是英国摆脱了对欧洲大陆的财政和金融负担,可以让伦敦的金融中心发展得更好。
  而且,英国的脱欧也极大地打击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英国没有什么制造业,它是德国制造业的主要市场之一,“德国需要英国”的程度,要远高于“英国需要德国”。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排名是英国人的排名。伦敦高居榜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外人无从得知。

  金融中心需要开放的金融市场
  《南风窗》:亚太区的进步是明显的。东京排名很高,你曾求学一桥大学,对日本应该比较熟悉,你认为安倍经济学对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有何影响?
  孙志坚:在这个排行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东京的排名在上升。以前,东京经常被排到10名之后,但这次排到了第5。为什么?
  日本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倍经济学,大搞宽松政策,好像是历史倒退,但另外一个不被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日本的金融开放程度一直在变大。
  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采取了“闭关策略”,即对外严控资本外流,对内加强管制,保持了国内金融市场的问题,但过剩的流动性却催生了国内严重的资产泡沫。日本却不一样,它反其道而行之,继续保持市场的开放,这等于给了全球资本以最大的信心。
  现在,全球的两大避险货币已经不是美元和欧元,而是美元和日元。而你必须知道,日本一直搞量化宽松,从常理讲,这意味着日元会贬值。但实际上,和人民币相反,日元却有很强的升值动能和预期。为什么?这背后是全球的投资者越来越将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现实使然。
  《南风窗》:看来,一个国家主权货币的稳定,对这个国家建设金融中心意义重大。
  孙志坚:当然。现在,全球金融市场越不稳定,美元和日元就越安全。一个国家的货币为什么安全?它必须以最好的资产为信用背书。
  美元为什么安全?除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因素之外,美国掌握的黄金全球最多。日元为什么安全?日本掌握的海外资产最多,很多都是全球最顶尖的资源类公司、金融公司的股权。
  此外,面对全球金融动荡,东京的确有点“因祸得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清金融中心的建设,它是以经济的提振为前提的。
  安倍经济学被一些人质疑,但它也有它的价值所在,对提振日本国内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搞宽松货币,让日元贬值这会促进日本的旅游业发展,也会推动日本出口产业的重振。当经济变好,金融中心排名上升,也是水到渠成。

  金融中心不靠税收优惠
  《南风窗》:现在,国内到处都在搞金融中心,有些地方希望效法香港,把金融高管的个税降到15%。你曾有个观点,不支持通过降税建设金融中心的策略。怎么理解?
  孙志坚:香港是个特殊个案,纽约和伦敦金融高管的税负都比香港高,它们并没有什么税收优惠。金融业最看重的不是税收,而是交易的便捷性和财产的安全性。
  我们简单理解,拿交易便捷来说,金融机构每天都面临着交易的压力,一旦金融市场有好的机会,那么它就要马上交易,获取利润。而这些利润注意覆盖税收成本,税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高的成本。
  但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管制,比如外汇兑换的审批,资本境内外流动的审批,以及各种融资的限制,那么金融业就会避而远之。
  如果希望通过降税,不管是降低个税,还是企业所得税,或者交易税来吸引金融企业,最后这个地方只会成为一块套利热土。金融资本不像产业资本,他们区域流动的成本很低,一旦它们套利完毕,你的政策优势不再,那么它们就会立即离开。
  我支持降税,但支持的是给实体经济减税,而不是金融业。没有实体经济,哪里来的金融业?
  《南风窗》:对,没有实体经济,金融便是无源之水,可是现在这个道理在市场里面却不怎么吃香。
  孙志坚: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实在我看来,也可以理解为2008年之后,实体经济并没有给金融业以发展的机会。
  《南风窗》:的确如此,现在中国金融业已经大幅度“房地产化”。银行的资产膨胀靠地产,很多所谓金融产品的创新,最终为这个产品提供现金流和收益的资产,最后都是房地产。
  孙志坚: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金融的自我交易是必要的,但最终它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最终也会危及金融业的发展,堆积起系统性风险。
  目前,中国更倾向于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而不会像日本那样的“硬着陆”。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一直靠着严格监管和资本管制,维持了内部金融市场的稳定。很多改革,后面还需要慢慢地推动。
  要发展金融业,要建设金融中心,以改革推动的市场的不断开放,这是必要的。

  广州发展金融业有独特优势
  《南风窗》:在一线城市中,广州地租成本最低,金融业也发展很快。今年,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体系,全球排名第37。你认为广州发展金融业有什么优势?
  孙志坚:首先,地租成本对金融业也非常重要。有的金融业,比如那些高杠杆的金融交易是不怕高成本的,因为他们的利润足以覆盖高成本,但那些和实体经济密切联系的金融业是怕高成本的。比如,一些贸易融资,它们是以实体的交易为基础,并不是单纯的“钱生钱”游戏。
  我刚从广东调研回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和深圳的成本已经非常高,这对广州必然会有着“溢出效应”。不但对实体经济如此,对金融业来说,也是如此。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变化,一些香港、深圳的金融公司开始在广州设立分公司,甚至总部。
  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优势太明显了,香港、深圳到广州之间,未来都只要1小时即可通达,三座城市的“同城效应”只会越来越强。人和资金朝广州转移的趋势正在发生,这背后是市场的力量。
  《南风窗》:在金融业银行、保险和证券业这三大分支之中,广州的保险业发展较快,“上海第一民企”复星就刚在南沙设立健康保险公司总部。保险业是否是广州积聚金融资产应该抓住的“突破口”?
  孙志坚:西方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中,保险一度领先于银行。现在,保险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业的朝阳产业,当中国人开始变富,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产配置工具。广州保险业的发展,说明广州对区域内的财富集聚效应正在发生。
  拿保险来说,其实它和实体经济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健康的金融业是附着于实体经济的,把一个实体产业的产业链“吃透”,那么这一特定的金融板块就一定能做大。
  西方保险业重要起源是航运保险和货物保险,现在,中国是出口大国,但贸易领域的保险产品开发还显得不足。广州是外贸大市和实体经济大市,这一块应该也有很大空间,保险业完全开发出众多的金融产品。
  《南风窗》:不可否认,广州金融资产的积聚比不上北京和上海,那么广州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路上,如何做好自己,发挥优势?
  孙志坚: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极高,民间市场意识极强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它要发展任何一个行业,都比其他很多城市拥有更好的软性的“市场基础”。
  这些年,中国经济特别是一线城市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货币化浪潮,但广州经济的货币化成本并没有这么高,它的资产泡沫在一线城市中并不严重。这是发展其他产业或者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基础。
  另外,这两年来,广州的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在营造营商环境,改善投资者服务等方面大有作为。
  不可否认,广州曾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但1990年代之后,随着长三角、浦东等地的开发,产生了严重虹吸效应,人才和资本曾一度流出广州。但随着以其他一线城市营商成本的高企,情况正在改变。广州的金融业发展没有“先发优势”,但只要抓住机会,就可能会有“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