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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代大儒告诉你,读书的正确姿势

广东明代大儒告诉你,读书的正确姿势

本刊记者 何蕴琪 | 2017-05-04 | 南风窗

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广东人,确是不以成果论学习,从本心出发,从体认万物出发,这一点,恐怕对于小至自我提升、大至“在新起点上再创新局”都是重要的。

  “4.23世界读书日”开启了整个中国的阅读热潮,素来爱读书的广州人也不居人后。4月1日,“广州读书月”正式启动,从官方数据看到,广州各区近千项市民阅读活动陆续展开。
  可能有人会说,官推活动与民间真实的阅读行动始终是两回事。为了收集收据,笔者在一个四月的周末走访了广州购书中心、方所书店、广州图书馆,它们分别是新华书店、独立书店、公立图书馆在广州的“名片式”存在,同时也通过阅读,“拜访”了与图书、与广州相关的前人文献,对广州市民的“开卷”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未想到的是,这些调查和“考古”展开了一个新世界,它是关于什么是阅读,阅读的意义,以及作为广府人如何看待自身的群体文化气质。
  暮春四月一个周日的下午,约莫三点钟,珠江新城的广州图书馆门前已经排起了一两百人的长队,这些都是等候进馆的读者。九层的图书新馆,每一层座无虚席,不独固定坐席和沙发,坐在地板上阅览的读者也不计其数。这些读者中,有少男少女,年轻的白领,孩子和中年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者。
  按照一般的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京,海派文化与之抗衡。要说传承,中原、齐鲁、燕赵、吴越、巴蜀这些古代文化圈都有独特的优势,粤文化似乎长期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有所变化,很多人则认为是香港文化的流行带动了粤语以及广东文化受到重视。
  事实上是否如此呢?笔者从广州开始了数据调研。
 
  打开脑洞的问题:广州敢PK北京!
  无论从GDP还是其他发展数据,广州都可以说是中国领先的城市之一。但是,你一讲起“广州人爱读书”,总觉得有那么一少许的尴尬。那么,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北京相比,广州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来自政府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全市共有国家一级图书馆13间,全部实现免费开放,馆舍建筑面积总计25.72万平方米,阅览座席总计1.7万个,总藏书量1644.5万册。2016年广州图书馆接待公众访问739万人次,日均2.4万人次、文化活动4.8场次。
  当笔者把这个数据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数据相比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根据从互联网上得到的2014年的数据,北京市拥有25座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约5601万册(如果是去年的数据,有理由认为藏书量和访问人次将更多)。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每年接待海内外读者400多万人次。
  不知道各位是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了?
  从读者访问人次来说,广州图书馆每年接待739万人次,超过了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也就是国家图书馆的400万人次,将近后者访问量的两倍。然而,从图书馆数量来说,广州的图书馆数量只有13家,只有北京25家的二分之一强;从藏书量来说,广州所有图书馆的藏书总量是1644.5万册,相当于北京所有图书馆藏书总量5601万册的四分之一。
  这个对比能说明什么问题?
  一个最直观的结论就是,尽管广州市民得到的图书资源是北京市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但他们对知识和阅读的需求量是北京市民的两倍。那么,问题又来了:广州人消化的这些知识,似乎又未能创造一些人们印象中深厚的“书卷气”,那么他们到底……读进去了什么?
 
  一则明代笔记的启示
  这个古怪的问题似乎没有一个现存的学术文章能回答。为了解开这个问题,笔者翻开了历史文献。
  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里面的卷十《学语》是专门谈广东学风的。在里面有这么一则短短的笔记,题为《拜五经》。
  南海人陈元,自恨不学,晨夕陈五经拜之,久之忽能识字。归善杨先生传芳,居尝读《易》,谓恐死去不见姬文、周、孔,每鸡鸣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见象数之奥。新会人陈烈,读书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静坐百日,遂能一览无遗。然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须以不求记为善学。
  这里面记录了两个广东人,一个在南海,一个在新会。清末史册上占据一席之位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分别是上面两位读书人的老乡。那么,屈大均记录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他的原意远非纪录两个读书人的行状,而是通过他们的言行以及受到的评价,引出一种对当时广东学风乃至民风的认识。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慢慢分析这则笔记。
 
  陈献章与湛若水的贡献
  笔记中说,南海人陈元,每天鸡鸣而起拜周易,为的是百年之后可见到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另一个新会人陈烈,为了读懂孟子一章书,静坐百日。屈大均的笔触非常有意思,他笔下的这些细节,稍带漫画色彩,却呈现出两位勤奋、质朴、有点Q的广东读书人形象。不过,这不是这则笔记的重点。重点在于最后一句话:“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须以不求记为善学。”
  这里的甘泉指的是湛甘泉,也就是湛若水(1466-1500),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人。湛若水是当时与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的大儒,明代硕儒陈献章(1428-1500)白沙学说的衣钵弟子。
  先说说老师陈献章。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人,对广东当时及后来的学风影响甚大,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他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自由开放的学风,“以自然为宗”。他所说的“自然”,是万事万物朴素、本然、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认为人们要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
  陈献章心学的出现,价值很大,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
  有这样一位师傅,那么徒弟是怎样的呢?陈献章在广东四处讲学,影响了非常多的读书人,而其中一个,就是屈大均笔记中的主角—湛若水。
  用今天的话来说,湛若水也是一个“风一样的汉子”—他曾经有辍学罢考的经历。历史记载,若水27岁(弘治五年)中举人,29岁往江门就学于当时大名鼎鼎的“意见领袖”陈献章,毅然焚掉“路引”(当时的赴考证件)以表学习决心。高考都不考了,潜心研究心学,可见湛若水的个性以及他对心学的追随决心。由于得到严师的耳提面命,若水学识大为长进,深得陈的赏识。
  “风一样的汉子”湛若水当然实际上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世宗嘉靖初,他官至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若水所至之处均创建书院,著书、讲学不息。当时他与硕儒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致良知”。若水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
  或者可以这么认为,若水的心学,起码在他的认知里,比王阳明更进了一步。王学说中的心,是指人包括语言在内的思想认识,所以要“致良知”。而若水认为,心是那个体悟万物的包含了从认知到情感的存在,重点在于“体万物”、“认本心”。
  这里简述了陈献章和湛若水的历史后,可以来看看屈大均笔记末尾记载的若水(甘泉先生)点评了。面对两个好学可爱的读书人,若水说了一句话:“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须以不求记为善学。”
  就是说,人如果不是知道道理的根本,再怎样头悬梁锥刺股,或者顶礼拜周易,或者静坐百日思孟子,其实都未必能学有所得。真正的善于学习是什么呢?是“不求记”。
  不求记,就不会陷入典籍文献和前人的传统中而不能自拔;不求记,就能对所有习得的知识都进得去,出得来,灵活为己所用;不求记,才能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体万物而不遗”的功夫上,得鱼忘筌。
  历史上,湛若水回粤后专心讲学。《广东新语》称:“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相从士三千九百有余。于会城(广州)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等书院。”若水到处建立书院,著述丰富,生平著作及诗文积逾千卷,可以说,他对整个广东明代学风的影响巨大。
  明代有这样两位硕儒在广东,他们加起来的影响力恐怕是难以估计的。笔者认为不难明白这样的一个矛盾,广东人的文化气质似乎不算深厚,在著书立说、治学兴邦方面成就远逊于北方(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然而,他们的阅读需求却如此旺盛。
  理解了陈献章和湛若水的心学,就会有一个认知,人如果在行动中使用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从心出发去运用这些识见,无论是为农、为工、为商、为官、为学,为艺,又有什么差别?就一个城市而言,最终的成果是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物质丰富程度和市民素质、公共氛围上,著书立说的重要性就显得没有那么高了。广东人那种自然随性,读书不求“成果”而求“体悟”的心性,是否可从中管窥?
 
  让我们回到美丽公主和屠龙勇士
  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关于阅读,关于世界读书日的。那么一个问题是:在电子阅读盛行、快餐文化攻城掠池的今日,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在认识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去看待广东文化?
  这里有几个知识点值得回顾,尤其是一则传说。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我们的讨论才便于展开。
  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日,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它在1995年于法国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主旨宣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
  世界图书日的方案是由西班牙政府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据说,其灵感源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而公主回赠给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从此书成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1616年4月23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这则西班牙传说的内涵非常好玩,它赋予了图书一种价值—潜台词是,书和公主象征的爱情一样,是珍贵的,是勇士配得的。
  那么问题来了,公主为何把自己赠送还不够,还要赠送图书?如果说爱情是繁衍后代的需要,那么阅读,为什么又为勇士所必需呢?毕竟在资源短缺的时代—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实力才是硬道理,谁打赢了谁说了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认知:到底什么象征了实力,是武力,还是别的什么,比如阅读带来的知识和智慧?没错,你可以见到,在世界范围内,在可以回溯的过去与可以预见的未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知识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力量,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当然,我们可以把思考的时间轴和空间轴拉得更远,比如,塞万提斯的祭日为何那么重要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读书日,这和他的“三观”有很大关系。
 
  知识有用的前提是什么?

  塞万提斯在西方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地位非常高,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我们都知道的《堂吉诃德》,出版时间是1605年。当时西班牙政府鼓励所谓“骑士精神”,其实目的是为扩张世界殖民版图作战争动员,这时候堂吉诃德这个“反骑士”的文学形象出现,巧妙讽刺了这种意识形态。
  塞万提斯的反思非常具有预见性,很快,世界历史就会证明那则公主与勇士的传说是对的,武力并非成败的决定因素,因为知识会更新,而更新的知识会导致力量的变化。任何一个个人,或者民族,获得成功之后需要的,并不是躺在成功上睡大觉,而是追求知识更新带来的认知升级。
  世界历史很快就作出了例证。就在《堂吉诃德》出版的一百多年后,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英国人借着这场工业革命杠杠的取代西班牙,成为了世界霸主。
  不过,在回头看这个传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勇士需要书本,那么反过来,书本为什么需要勇士呢?
  上文分析了西班牙传说赋予阅读一种价值—它是珍贵的,是有力量的,但是同时也设定了阅读这种价值发生的前提,那就是,必需是一个善良、勇敢、充满力量的勇士来使用它。勇士加图书,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更奇妙的是,勇士是为了自身的需求和正义的需要—他想要拯救心爱的公主,他想要战胜恶龙—而挺身而出,吹响行动号角的。
  行离不开知,知离不开行。而知与行的根本,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那颗本心。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你想要什么很重要。在这个前提上,所有的认识(包括阅读带来的认识)和行动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其实已经回到了心学。那么,白沙先生和甘泉先生应该会对西班牙这则美丽传说以及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塞万提斯会心一笑吧。
  不知读者的意见如何,在这样的讨论完成以后,作为一名老广州,笔者对广东人文化气质的认知,又得到了一次升级。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广东人,确是不以成果论学习,从本心出发,从体认万物出发,这一点,恐怕对于小至自我提升、大至“在新起点上再创新局”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