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人心的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新思维 ——专访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杨道匡博士

人心的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新思维 ——专访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杨道匡博士

李佳玲 | 2017-07-28 | 南风窗

今天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融合,其根本落脚点是要实现人的融合,如何把普通大众与国家战略构想联系到一起,如何让粤港澳居民在湾区建设中有参与感,都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7月1日上午在香港签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签署仪式。大湾区建设,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达5.65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超过6600万人,2016年“9城2区”GDP总和达9.35万亿元,是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湾区经济带。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需要规划先行的意识,也有变革性的创新思维。
  近日,本刊就大湾区建设的规划及各方融合等问题专访了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杨道匡博士。

  突破地域局限
  《南风窗》:对标世界著名湾区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策略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
  杨道匡:粤港澳大湾区有两大特殊性,其一是一国两制,不同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不同、政府的公共行政体系不一样,这是国内乃至世界其他任何湾区经济带都不存在的;其二是不同关税区,这个最重要,香港澳门是自由港,拥有三大自由贸易区的广东省不是,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口岸。
  2003年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CEPA)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但是至今,通关便利性仍没有达成,从而直接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加之粤港澳三地货币也不同,所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须在一国两制和不同关税区这两个前置条件下进行创新,没有任一方能同北京或者上海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渤海湾或长三角的中心。因此,三方必须联动起来,推动多元融合,同时这个过程必须是各方共同参与、资源有效整合、政策推动、机制保障的创新性变革过程。
  2003年国家商务部在解说CEPA时,就明确提出《安排》的关键词就是“更紧密”,但是十多年过去了,现实与目标之间仍有明显距离,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必须与落地实施的可行性相关联。从2008年的《珠江三角洲规划改革纲要》,到2010年、2011年分别签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再后来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以及2016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泛珠合作》,都是为了推动更紧密、全方位的融合,而且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更紧密”就是要解决和消除政府层面的障碍。
  今天来看,“更紧密”与消除政策层面的障碍这两大目标均没有完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越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和边境线,影响因子多而繁杂,必须国务院牵头协调,才有可能突破地域性和局部矛盾的障碍。粤港、粤澳之间都有合作联系会议及合作框架协议,但粤港澳三方没有形成统一的合作机制,要进行大湾区建设,就必须形成三方的合作联系,同时我们需要一套日常化的联合监督机制,专门、专业、常规化的全程跟踪反馈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项目的推进,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南风窗》:融合,归根到底是人的融合、人心的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融合又将如何实现与三方民众的联系呢?
  杨道匡:采取多元融合的方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基本达成共识,早在十多年前,这一概念就被提出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和内地的经贸合作问题,在政策构想上不属于新鲜词汇,但今天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融合,其根本落脚点是要实现人的融合,如何把普通大众与国家战略构想联系到一起,如何让粤港澳居民在湾区建设中有参与感,都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合作机制的创新,二是合作方式的创新,三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粤澳合作产业园、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就是粤澳创新合作成果的具体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融合。港珠澳大桥在建造过程中实行分段建设,由粤港澳三方派员共同组成大桥管理局,将来营运工具很可能也是由三方合组公司提供,这就为融合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从这一点拓展出去,共组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在其他产业,比如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一样行得通。由粤港澳三方各自按照不同形式出资对淡水供应、医疗、教育、环保、网络通信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大产业进行合组共建、共同管理、持股运营,既是实现资源共同配置,促进多元融合的切入点,同时还是直接连通三方民众最切实际的执行突破口。

  粤澳合作迎来新的机遇期
  《南风窗》:“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新篇章,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升级版,澳门和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枢纽地位愈发凸显,这一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否为粤澳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杨道匡:400多年前,澳门就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节点,探究其形成原因,广州黄埔港功不可没,明代外国商人均从珠江口进入黄埔港,而当代官府既希望依靠对外贸易的繁盛增加税收收入,但又不希望外国商人长期滞留在广州,因此决定把澳门作为黄埔港的外港。这对于当时的澳门来说是历史机遇,但澳门对这一机遇的把握离不开背后的依托—广州,由这种依赖衍生出的关系总和构成区域贸易的表征。
  400多年过去了,一带一路格局下,国家赋予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的定位,而这就要求澳门必须和广东周边城市合作,丰富旅游资料,弥补澳门休闲空间不足的短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对区域合作进行变革创新和融合升级,粤澳合作被纳入到这一大的框架体系内,其活力和潜力被进一步激发,进一步推动中葡、中拉合作,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粤澳合作有着先天的优质土壤,一带一路是战略契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粤澳合作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和创造的动力。
  《南风窗》:今年是南沙自贸区挂牌两周年,这一个时间节点能引发我们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哪些思考?
  杨道匡:看南沙的发展,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个角度。第一,南沙与广州的关系,南沙承载着多重角色,和政府给出的定位一致,我也倾向于将南沙作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来建设。
  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城建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商品交易的萌芽与发展是促成这座城市形成、扩展的原生动力,不同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广州先有市,后有城,顺应商贸聚集扩展而成,因此到今天来看,其老城区功能区划分不够清晰,商业区和居民区密度较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突破点就在南沙。南沙规划建成面积达803平方公里,其充足的地理空间为广州老城区的置换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中心城区又正好是南沙的依托所在,新区老城间的良性依赖成为彼此间融合发展的关键。找准粤港澳大湾区多元融合的切入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二,从广东省三大自贸区的横向比较来看,前海和横琴两大自贸区面积之和仅约南沙的1/20,因此不管从资源储备还是发展潜力来讲,南沙都值得被期待。正因如此,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就进一步凸显,南沙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天然深水港水深可达负17米,具备将来作为一个大港区的自然条件,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清晰可行的规划是南沙发展的基石,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之后,再逐步展开,“从容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