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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性别观

变革中的性别观

本刊记者 黄靖芳 | 2017-09-25 | 南风窗

可以预见在当下中国,这样的讨论和探索还将会持续下去,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用理性去看待社会秩序和文化场景变更下对性别的重新定义,这会是一个呼唤用理性去思考、定义和讨论的话语空间。

  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天然有男女之分,性别的存在和差异是跨越种族和地区的共同认知。但是随着时间一同发展的,还有横亘在男女两性之间的鸿沟。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我们早已轻车熟路,但是对于私人领域的观照可能才刚刚起步,当性别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失衡的两性关系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每当有呈现男女关系的电视剧播出,几乎会掀起舆论的巨浪。近者有在《我的前半生》中,以自立自强人设逆转的女主角,因为对男主角的依赖,被戏称为最有心机的“小三”、“绿茶婊”;还有在戏中饰演第三者的演员因为将“小三”形象刻画出众,竟引起现实中的公愤,恶评不断使她不堪其扰,最后不得不选择关闭微博评论。
  稍远者可以回看《欢乐颂》,应勤质问邱莹莹“处女”身份一幕成为经典场景,网络上几乎一边倒指责他为“渣男”和“直男癌”。
  三年前,两性作家侯虹斌就曾在网上发文《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点直男癌》,批判生活中那些处处可见的直男癌现象。当时直男癌一词还是比较新鲜的说法,很快就占据了微博热搜榜。“你是直男癌吗?”一度成为经典的拷问。
  “小三”、“绿茶婊”和“直男癌”真的有这么讨厌,以至于这些形象往往在网上溃不成军,被指责得千疮百孔?
  要知道,“癌”和“婊”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并不是会被经常提及的话语。前者是我们到现在仍然恐惧的疾病,即使只是听闻便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神情;后者则是极其不体面的说法,被认为是粗俗的称呼语。
  但现在则是另外一番情形。这两个字已经组合出一系列网络语言,对于无须遵循传统规范的网民而言,使用时付出的心理负担成本几乎为零,它们随时整装待发如上膛的子弹,兵不血刃。
  当没有谁能逃脱标签的窠臼时,两性相处的成本无疑在增加。
  你可以随意指责身边任何一个男生是“直男癌”,但此时身边性格相似的男性朋友,也许会不自觉对号入座,自觉地在日后的相处中更加拘谨,小心翼翼; 当你举起手机摆起各种姿势自拍,欢笑愉悦与异性共处时,或许会在某一时刻犹豫,暗自思忖,“等等,我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像绿茶婊?”
  在网友归纳的“症状”中,“直男癌患者”既指的是目中无人的大男子主义,也指打着关爱的旗号,处处将自己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男性。
  标签的泛滥可能只是表象,深藏于社会根部的矛盾却已经显现。
  侯虹斌认为“直男癌”走红的背后,可以说是被压抑已久的潜意识释放。“实际上,‘直男癌’就是骨子里认为‘男女就不应该平等’的男性观念的一种概称。这种现象存在多年,生活中太普遍了,大家都习以为常。忽然有人用一个新词汇就把它概述了,觉得很新鲜。”
  在这些喧嚣声中,有人仅仅是没来由地发泄,但也有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那么究竟是男性出了问题,还是女性出了问题?
 
  失序感
  对于男女性的定位,向来有“各司其职”的说法,性别自带的气质被定性和固化,“男人”应该干什么和“女人”应该干什么,早就灌输在我们从小的成长经验中,男性顶天立地的形象和女性温婉贤淑的气质被传颂了千年。
  陈胜宇是广州膨胀工作室的一员,这是一个定期发布有关女权思想的视频工作室,他则是节目《直男讲女权》的出境演员。但两年前,陈胜宇对女权还一无所知,直到他开始接触到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NGO,他喜欢这个圈子看世界的视角,“很不一样”,由此开始发现生活中有很多荒谬的地方。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留长头发,刘海长到眼睛那样的长度,但是父亲总是强烈禁止,“不行,男孩子不能这样”,因此短短的板寸头一直是他维持了很久的形象。直到成为志愿者参与了NGO举办的活动,他才意识到以前父亲这些行为都是对男生的刻板印象。
  中山大学社工系副教授裴谕新遇到过的事情更典型,在一次活动中,她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基金会会长和一群“女博士”同桌,交谈中她们聊得非常愉快,这位会长后来感慨说,“没想到女博士这么能聊,也这么爱生活,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裴了解到她的这位朋友本身是反对自己的女儿继续深造成为博士的,这次接触改变了他的想法,“如果有机会会去鼓励她申请博士。”“女博士”在中国的形象有多刻板可见一斑,而这并非段子。
  在继续进修学业成为教授前,裴谕新曾经是媒体从业者,她刚开始当记者那一年,碰上的正是女权主义思想大范围在中国传播的那段时间。
  女权主义兴起于西方国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欧洲社会女子的地位非常低下,在十七世纪前,英国的已婚妇女基本谈不上有何权利—除非丈夫自愿将权利让渡给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带给了女性极大的启发,生育权、堕胎权、受教育权、家庭暴力等等都成为女权主义探讨的议题,从19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
  裴谕新还记得,在当时对于这些思想的报道上,主编的态度是“你们女人搞的事情,开个专栏写写就算了。”
  持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是孤例,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引起的争议从来没有中断,有支持者,也有漠视和辱骂者。
  如此多争议的产生,也许并不是哪一方的问题,两性问题说到底,也许是人本身的问题。处于社会背景下的人,当感觉到长期地位稳定地不均等的两方天平突然发生移动,不免会产生“失序感”,不管男女都逃不掉。
  在以前漫长的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类的关注点都放在了物质生产上,如何与自然、与机器相处是长期以来社会的关注点,并由此组成了严肃规整的社会规范,性别规范也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但如今的社会场景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靠劳力维生的工种不再是社会的主流;同时人们发现,除了异性恋以外还有新的家庭组成方式;在男性和女性外,还有不同性别者的存在……以前那一套,还能行得通吗?脑海中认知的规范和秩序被打乱,以至于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抗拒,而后焦虑、不安—“我是谁”的答案在哪里?
  孙绎卓在澳洲生活了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使他观察问题时有独特的视角。当我跟他聊到相关话题,问起“你身边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怎样”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茫然,不知道该从何谈起。
  原因是,他所处的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观念业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很少有人需要通过树立一种身份来标榜自己的主张。
  从他的视野看国内的两性纷争,他觉得“像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互相喊话,结果谁也不能理解谁”,在他看来,也许最需要争取平等的是三四线城市或者偏远农村地区的女性,但是她们的发声渠道极其匮乏,掌握话语权的一二线城市女性则是以自己的诉求为主,以至于自说自话,“没有谁在真正控诉如今社会的问题。”
 
  性别的重新认知
  毫无疑问,在压抑的性别观念下,无论男女,其受到的束缚都是巨大的。即使被宣扬在职场上享有优势的男性也背负着众多的压力,社会给予的不合理期望往往也让他们喘不过气,而且无处发泄。
  当急剧变化的社会氛围在紧紧簇拥着人群时,一方面主观上使人焦虑不已,另一方面客观上迫使人们去改变,重新认识自身。
  在生活中,像陈胜宇这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男性并不多见,也因此他的一些行为很容易就成为标杆,动辄会受到“你们直男怎么这样”以及“你们女权主义者原来这样”的质疑,但他每次都会利落地澄清,“要错就是我的错,不是这个群体的错”。
  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去游泳,有人提议进行竞赛,目标是一口气游到对岸,陈胜宇知道自己水性并不好,拒绝了。朋友用激将法,“不够胆游过去,你就不是男人”,他不想硬着头皮游过去,有点赌气地回应:“我就不是”。
  后来的场合大家再平心静气聊起来这件事情,他跟朋友解释说,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不是性别的问题,他希望消解这些刻板的印象。其他朋友,在他看来是接受了,但是那个“挑衅”他的朋友,到现在“还不是很能接受”。
  推倒从小习得的认知,并重新架构起认知系统本身就是困难的。陈胜宇坦诚,自己也很难做好。
  他和女朋友早就商量好,要改变传统的家庭分工,一起承担家里琐事。但他直言,在计划之初,仍然有点抵触。“去菜市场买菜?第一反应仍然是很厌恶,真心不喜欢去街市(粤语,菜市场的意思)”从小不需要去菜市场的习惯,总让他隐隐觉得,这里是对男性来说不体面的存在。即使和女朋友约定共同打扫客厅,但看到地上有垃圾时,他仍然不习惯像女朋友一样马上反应,把垃圾捡起来。
  即使于立场相近的人而言,对于同一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会有差异。
  2014年侯虹斌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在网上热传,一阵轰轰烈烈的口水仗吵得不可开交,其中正正经经回应她的人不多,她的前同事雷剑峤是其中一个。
  在文章中,他回应的理由是,如果将社会上对于女性的外貌期待压力转移到男性上,本质上也是一种以貌取人的“欺凌”。但是他坦诚,对于当下女权主义者的做法,他非常能够理解;唯一存疑的是,目前实际地位相对低的女性想要上升到平等的位置,如果采取的方式能更温和、更有技巧,那么效果会更好。正如他之所以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在于,“女性主义者更多是从人文角度出发”。
  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中,雷剑峤也会向儿子灌输“尊重每一个人”的概念,他认为“不尊重对方”是现在的纷争产生的原因。但是生活中,在面对儿子的一些行为时,他下意识的第一反应还会是,“男孩子不应这样”。
  他也反省,自己难以在这方面做到完美,但是他不得不认同“性别本身是有差异的”,“是不是一定要划一条红线,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呢?”
  如何去定义性别差异的边界,本身也是重新认识性别的一部分,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边界也许能逐渐地从模糊变得可感知。但盲目的站队和吵闹却不能。
  两个月前,侯虹斌通过统计软件惊讶地发现自己微博的男粉丝比女粉丝还多,她打趣说“啊,我不是经常骂直男癌嘛,居然还有真爱”。
  相似的数据还有,一年前,她和李银河一起直播,页面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观众的比例是7比3。这个数据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后来有网友跟她说,微博上女性经常被推送各种化妆品广告,所以不少女性用户干脆把性别设置成男性,而原始设置中也会默认用户为男性。
  但这个数据仍然能在某个程度上说明问题,她认为,“我的生活和工作中,男性朋友和同行是很多的,很多知识男性是认可我的绝大部分观念的。可以推测,理性思考者中认同我的人并不少,不分男女。”
  可以预见在当下中国,这样的讨论和探索还将会持续下去,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用理性去看待社会秩序和文化场景变更下对性别的重新定义,这会是一个呼唤用理性去思考、定义和讨论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