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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年轻人的“精神庇护所”

嘻哈:年轻人的“精神庇护所”

林川 | 2017-10-11 | 南风窗

嘻哈音乐圈更像一个江湖,这里居住着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有不满就写歌打个嘴仗,时刻“keep real”来本色出演,但在外人看来,那里更像是一间庇护所,保护了那些不愿加入主流文化的年轻人,得到精神的庇护。

  随着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火遍大江南北,“你有freestyle吗”“为你打call”“diss”等嘻哈术语席卷了各大社交平台。据统计,该节目首播4小时内播放量破亿,单期播放量高达2.7亿。无论懂不懂嘻哈音乐,几乎每个人都在试图融入这场盛会当中,生怕错过了这次消费热点的机会。
  虽然这场Party叫《中国有嘻哈》,但其实是把“嘻哈音乐”等同于“嘻哈”。“嘻哈”是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在年轻人当中广受喜爱,但在其他年龄段的群体中就较不受待见。如果要给嘻哈文化“认父母”,可以认为非洲文化是父,美国社会是母。从非洲来的黑人们了带来原始部落的流行文化,在英文中称为“Hip-Hop”,而美国社会提供了养育它的土壤和包容其成长的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传递与创新,嘻哈文化逐渐演变出了自己的内容体系,嘻哈音乐就是其中的产品。
  而Freestyle是嘻哈音乐里的即兴说唱,代表了一类说唱风格。“打call”是嘻哈音乐里的行话,支持谁就为谁“打call”。“diss”在英文里的意思是“羞辱”,在嘻哈圈类似于下写檄文、下战书……这些有趣的符号,让我们在观看《中国有嘻哈》之余,会发现嘻哈音乐圈更像一个江湖,这里居住着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有不满就写歌打个嘴仗,时刻“keep real”来本色出演,但在外人看来,那里更像是一间庇护所,保护了那些不愿加入主流文化的年轻人,得到精神的庇护。

  何为嘻哈音乐?
  在上世纪60年代,嘻哈音乐诞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和南布朗克斯区。那里是传统的黑人聚集区,也是受到种族歧视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毒品、暴力、贫穷、疾病等问题困扰着这里的黑人青年们,对于社会资源被白人大量剥夺和占据,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与愤怒,但“美国式民主”的桎梏让他们无可奈何,为了排遣烦恼和诉说不满,一种非主流的演唱方式—嘻哈音乐在他们之中悄然诞生,与涂鸦、街舞、纹身一同构成了嘻哈文化,并成为他们表达自我与宣泄情绪的文化符号。
  来自四川的光光今年23岁,是音乐专业的科班生,他从技术层面向我讲解了嘻哈音乐所包含的四要素:念白、唱腔、感情、伴奏。被称为Rapper的嘻哈音乐歌手如果想完成一曲说唱,他必须完成三个条件:第一,快节奏下的“念”歌词;第二,歌词足够长的同时做到押韵匹配;第三,吸引人的唱腔。看似简单的条件,实则不易。正如当年周杰伦的《双截棍》红极一时,但却鲜有人能完整唱一遍,因为歌词383个字需要在201秒内念完,平均每个字0.52秒。
  说唱的内容在早期体现了激进与反社会两种特点,不仅包含了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更衍生出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其中体现对犯罪、吸毒等不良行为的赞美。而国外的“人民公敌”(Public Enemy)、国内的“红花会”等说唱组合,直接把抵抗色彩展露在取名艺术上。作品的创作也不遵循常规,嘻哈歌手通常自己写词谱曲,追求自由独立的创作方式,打破了惯常的创作流水线,不愿成为一个“乐器”。
  在90年代的《霹雳舞》爆红之后,嘻哈音乐也开始了自己的“中国化”之路。在其过程中,中国青年对嘻哈文化进行改造,加入“中英混杂”、“方言说唱”等新元素。由于不存在种族矛盾,青少年的迷茫与叛逆构成了嘻哈精神的核心,体现在情感的表达与社会的描述,弱化了反抗性而强化了宣泄性。
  而光光从小就接触了嘻哈音乐,“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很酷,说出了自己不敢说的”,后来他对嘻哈印象不仅仅是“脏辫、耳环、金项链,一样不能少”,而更多是其中富有张力的个性,这种个性不同于“单纯的狂妄”,更多的是自嘲式反讽。在歌词里有豪车、有美女、有金钱,但现实生活中却常“为五斗米折腰”。
  “我觉得嘻哈音乐中蕴含的力量是让其独树一帜的原因。”光光说,这种力量源自“反骨”精神,用歌词去抨击现实、勾勒未来,但嘻哈音乐由于自带消极属性,一直被中国主流音乐圈排斥在外,这导致它在《中国有嘻哈》节目播出之前,还属于小众娱乐,处于“地下状态”。除了一些大咖外,大部分说唱歌手处于社会底层,而听众也以底层青年居多,甚至比赛也常常是“地下状态”。
  嘻哈音乐在宣扬反抗、颠覆传统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艺术欣赏形式。嘻哈歌手以做真实自我的态度去帮年轻人说出他们不敢说的想法,用标新立异的服饰吸引他们加入这场反抗的潮流,最后以日渐增多的嘻哈受众形成独立的音乐风格,并撼动了主流文化的根基。这是一场自然而然的过程,既无法避免,也无法阻拦。

  自由的庇护所?
  来自安徽、生于1995年的青年罗研现正在北京一家大型媒体实习,他也是一名嘻哈音乐爱好者。罗研说,他从小在一片“毫无嘻哈土壤”的环境中成长,身边没人听嘻哈,甚至认为所谓嘻哈只是非主流的“嘻嘻哈哈”。但在初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嘻哈音乐就马上“深陷其中”,俨然“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他对西方的嘻哈歌手,Jay-Z、Snoop Doggy、Drake等,可谓是如数家珍。对他来说,嘻哈音乐不仅是街头文化,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
  而在大洋的另一端,当时的嘻哈音乐得到美国人的追捧,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流行音乐之一。同时,嘻哈音乐与美国各地的音乐风格进行融合,形成具有地域属性的音乐唱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与中国仿佛是黑夜与白昼的差别。
  尽管年纪尚轻,对嘻哈音乐的内涵并不了解,甚至歌词也要看着翻译才能理解,但嘻哈音乐所表达的态度深深吸引了罗研。“美国嘻哈音乐的歌词有正面也有负面,经常用金钱、毒品、暴力、女人、豪车描绘黑帮生活,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们的自信到自大的那种态度,仿佛一针鸡血让我五脏六腑活跃起来。”精神力量是吸引他坚持听嘻哈的动力,这仿佛是一场虚拟在场的仪式,只有歌手与听者两人,态度上的一致性勾连着二者,但感情的认同才是触动心灵的炸药,引起自我的持续性震荡。
  古希腊学者说过音乐与情感相连,音乐好坏可以影响人生轨迹。以前存在“嘻哈音乐是坏音乐”的观点,但这点似乎不能体现在罗研身上。他说嘻哈音乐对他最现实的影响,只是促使他购买AJ、Supreme等潮牌,在穿着上与自己的嘻哈偶像靠近。虽然模仿不了,但至少穿得可以相似,以体现嘻哈身份的认同。
  《中国有嘻哈》的火爆把处于“潜水”状态的嘻哈音乐和说唱歌手们一同炸出了水面,许多以前不关注嘻哈的乐迷纷纷投身各个Rapper旗下,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及小众的潮牌变成遍地都是。罗研也感觉到这股热浪的袭来,这让听了十多年嘻哈音乐的他有点不适,他说:“以前觉得没什么人听,现在发现微博、百度都是讲嘻哈。但是以前喜欢嘻哈的是一批人,现在喜欢的又好像是另一批人。”对于老乐迷来说,似乎有一种圈子被侵略的感觉,但对嘻哈音乐来说是件好事。
  对于正在广州一所高校读研的苑佳兴来说,嘻哈不仅教给他态度,还帮助他走出失恋的惆怅。苑佳兴来自山西,在大二时,他与谈了近两年的女朋友分手,生活陷入了迷茫。在无意中,他听了美国说唱歌曲《I Need A Doctor》,歌曲中讲述了一位儿子被车祸带走的父亲鼓励一个失恋的男孩走出生命中的阴影。这首说唱成就了美国最伟大的嘻哈歌手艾米纳姆,也让苑佳兴在其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说唱让我知道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玩嘻哈音乐是自由的,不像高雅的歌剧需要正襟危坐或是华服在身。歌手和听众随意打扮,在狭小的空间里跟着音乐去扭动。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台上吼得声嘶力竭,台下也喊得“声力交瘁”,但这意味着二者在情感上完成了认同的仪式,并在这场仪式中把负面情绪通过嘶吼的方式通通排解。当仪式结束后,大家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该干嘛干嘛去。看似喧闹的嘻哈专场,实是为疲惫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丝安宁与放松,以躲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
  这与黑人青年创造嘻哈音乐的初衷一样,用张牙舞爪的歌词来发泄不满,用爆炸式的节奏表达愤怒,用情感的外溢完成精神上的解脱,最终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这或许听着像小孩子发脾气一般,但罗研说:“喜欢源自感情认同,没必要压制别人的乐趣,人生已经如此艰难,还不能让人耍耍嘴皮子么?”

  庇护所里的尴尬?
  嘻哈音乐在中国爆火,今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嘻哈元年”。但猎奇心理或许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许多人不是嘻哈音乐所蕴含的文化所吸引,而是被说唱的新鲜感、歌手的颜值、口口相传的人气拉入了这场人为塑造的仪式当中,并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点,间接消费嘻哈音乐。
  因为节目的需要,歌手们收敛起“地下状态”的戾气,努力营造“爱与和平”的同时,也掺杂了一些矛盾点,制造话题来吊住观众们的胃口。为了迎合观众的音乐审美,在唱法上也向流行乐靠拢,减少了原有的独立性与愤世嫉俗。这与大多数口味“小清新”的受众拉近了距离,更加快速地将嘻哈音乐推向受众。
  苑佳兴的同学王姿懿最近也因为节目迷上了嘻哈音乐,对她而言,才华横溢的偶像和紧张刺激的冲突情节是最大的“卖点”,但有时也会受到粉丝间的霸凌,“每次看完节目去微博发文,经常会收到挖苦我的评论,无非是嘲讽我支持的歌手。”这样的套路并不少见,为喜爱的歌手建粉丝群、拉选票,以及攻击其他歌手的粉丝……许多粉丝们把追韩星的热情搬入了《中国有嘻哈》。
  但没想到的是,嘻哈歌手不像韩星那样善于讨好粉丝,他们其中不少人甚至拒绝“被商业化”,宁可选择继续维持“地下状态”,也要保住自身的独立性。一旦不买粉丝的账,就会遭遇粉丝的“背叛”:威胁把选票投给别的歌手、被粉丝在微博留言中围攻……当粉丝们希望用嘻哈歌手来代替自己的韩星,以填补韩星减少中国活动之后的空白,怅然若失地发现这些嘻哈歌手活得我行我素,难以驯服。
  有人借此嘲笑说,这些追嘻哈的人都是当年追民谣的。但欣赏音乐本身不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说,而嘻哈音乐走向大众必然要接纳新的人群,尽管大家因为喜爱嘻哈而进入了这间“庇护所”,但新进者们却受到了圈内人本能性的抵抗,他们被认为不懂嘻哈,连陈冠希在接受采访时都在大吐苦水,抱怨嘻哈音乐不应被“亵玩”。如同各种不同领域一样,这里也存在不成文的“歧视链”。苑佳兴说:“受众多是好事,但是只懂其中的20%就来评论另外的80%让我反感。”
  在嘻哈圈子里,“土著居民”地位最高,他们对嘻哈音乐乃至嘻哈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其次是“外来户”,经过长时间的熏陶,也具备了欣赏嘻哈的能力,最后是“流动人口”,属于初来乍到的嘻哈新人,由于对嘻哈一知半解以及不合群的“追星”方式,令前两类人不满。尴尬无疑是形容新粉与老粉的最适词语,而这种尴尬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进入庇护所的人好像“难民”一样,但成为这里的一员并不可耻,毕竟这里提供了表达的安全和精神的舒适。不过,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待在这里并不是长久之策,实现歌词里的美好憧憬远比单纯歌唱要好得多。人可以短暂寄居于精神世界,但不能永久脱离现实生活。湖北女孩小芮告诉我,她哥哥在80年代就开始玩嘻哈,曾经因为家人反对差点撕破脸,如今也脱下了潮服、耳钉,拿起了保温杯,开办了一家街舞俱乐部。“柴米油盐,该有的还是得有。”
  本届《中国有嘻哈》的冠军GA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想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我不想在地下那个臭水沟里,拿着所谓的自己有个性来当借口,说成自己不愿意去被别人改变。”这符合他的真实人设,也说出了许多说唱歌手的心声—成功。
  GAI说,他依然自我,但“可能自我的比较文明一点”。而对其他走出地下的说唱歌手来说,也是如此。有人会继续选择地下,在原本的庇护所中做自己喜欢的,一切照旧;有人会勇于突破站上地面,迎合粉丝,或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变成主流,或许那一天只是空头支票。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他们的选择,这也符合他们一贯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态度。
  如果有一天嘻哈音乐成为了流行文化,仍会有一间精神庇护所为不愿认同的人一直开放,允许他们去说“No”,这是一个成熟社会应具有的强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