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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想象,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

远方想象,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

文∣曾于里 文化评论人 图∣郭嘉亮 | 2017-11-27 | 南风窗

在说远方的,往往是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人,你可以称呼他们为小资、中产阶层,或者统一称为之为都市白领。都市白领,既是远方的践行者—比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主人公,他们也是远方的忠实信徒—又比如“逃离北上广”的参与者。

  时下的电视荧屏,民宿类的“慢综艺”扎堆。湖南卫视的《亲爱的客栈》和东方卫视的《青春旅社》不约而同播出首期节目,浙江卫视推出了《漂亮的房子》,江苏卫视的《三个院子》也开播在即……慢综艺的走红,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与竞技类“快综艺”不同的味道,更在于其贯彻的一种“慢生活”和“远方想象”击中了现代人的内心。
  这些慢综艺,在选址上可是有特别讲究的。《亲爱的客栈》录制地点选择了泸沽湖,这是一个无论怎么拍都美的地方;《青春旅社》则选择在莫干山,这里同样风景优美,是度假胜地;《向往的生活》是北京城郊的“蘑菇屋”;《中餐厅》则选择了泰国旅游胜地象岛……慢综艺不约而同地构筑了一种远方想象:远离现代都市的城市森林和车水马龙,到某一个安静美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自然亲近,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在地谈天说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这样的远方想象,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无论是早前某位女教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我要去云南”,高晓松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是营销号屡试不爽的“逃离北上广”活动,都在舆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们共同昭示的是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远方的一种渴望。关于远方的想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远方真的有关于生活的所有真谛吗?
 
  谁的远方?
  首先,谁在说远方?
  每天凌晨就得起来扫大街的清洁工阿姨,每天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工,或者富士康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新世相》的目标读者群,估计也没听过《感觉身体被掏空》,相较于高晓松他们更熟悉的是凤凰传奇,因此他们不会总嚷嚷着什么远方。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上流阶层,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聊时就坐个飞机到伦敦广场喂喂鸽子,他们想要的远方早就触手可及,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因此,在说远方的,往往是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人,你可以称呼他们为小资、中产阶层,或者统一称为之为都市白领。都市白领,既是远方的践行者—比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主人公,他们也是远方的忠实信徒—比如“逃离北上广”的参与者。
  与远方相对应的,是眼下生活的苟且。都市白领对于远方的召唤,首先意味着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逃离。这与都市白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有关。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消费体系都不断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他们是社会的中间(也是中坚)阶层,只要勤勤恳恳工作就可以过上甜腻而体面的生活。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奔走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疲于应付职场中的快节奏与复杂人际,庸庸碌碌、浑浑噩噩,不过是“流水线”上的“高级劳动力”;固然大城市机会多,但竞争也尤为激烈,阶层流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加之买不起的房子、还不完的贷款和账单、令人心烦意乱的堵车:不少都市人感到的只有累。
  沉重的现实里,他们自然会有“灵魂出窍”的时刻。“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他们想挣脱现实臃肿的肉身,到远方寻求美与自由。“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在我们的下面,是我们的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准确描述了这种“逃离”的心理。远方不仅仅是一个旅行目的地那么简单,它还被建构成一种可以逃离现实,实现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庇护所。
 
  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也有一群年轻人发起了类似走向远方的运动。他们是著名的“垮掉的一代”。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美国青年,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放荡、四处流浪。在“垮掉的一代”这里,远方不是某种疲倦后的想象和意淫,它是无时无刻地“在路上”;远方既是自我放逐,更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当下中国社会的远方想象,并没有从“在路上”获取任何精神资源,恰恰相反,我们的远方是剔除掉种种反叛、残酷、硌人的东西的。舆论中常常提到的远方目的地,包括云南大理、西塘乌镇、厦门、西藏,不丹,或者某些欧洲国家,这些目的地是氤氲在某种理想、自由与文艺气息当中的。都市白领青睐的是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描述的远方:“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在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在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阿尔卑斯诺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中涌现,谁的歌喉,会像旅人的铜铃般对你唱起,述说合苞待放的爱情的小调。”
  换言之,都市白领渴望的远方,是一种柔性化的远方,一种充满美、意境和格调的远方。这样的远方,既与远方的残酷和贫穷无关—都市白领渴望的远方,肯定不是梁鸿笔下的“中国梁庄”,也不可能是刘绍华笔下的“凉山兄弟”;这样的远方,也与真正的反叛无关,远方不过是他们在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他们不会在远方扎根生活,过过眼瘾、拍拍照片后,还是规规矩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柔性化的远方想象如何形成?这首先是都市白领不自觉地“文化区隔”。布尔迪厄在《区隔》中指出,一个阶层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本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文化区隔是中产阶层的惯用手法,他们通过品位、中产趣味来明确自己的阶层边界。大理、西塘、乌镇、凤凰等成为都市白领的“根据地”,因为这些目的地都带有某种小资与中产式的格调和气息。
  其次,远方早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都市白领成了后工业时代文化旅游观光产业的主力军,消费主义捕捉到了都市白领的需求,它们先是充分迎合,并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包装和改造,以及狂轰滥炸的广告宣传,对都市白领进行新的引导和规训。时下不少旅游景点打出的口号都是“小清新”“寻找心灵自由”“精神洗礼”,旅游被包装成一种结合心灵寻觅、健身、休闲、时尚等诸多元素的高级运动;虽然目的地大多千篇一律,“从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那里一定有台湾奶茶铺、有火柴天堂、有烤鱿鱼炸臭豆腐、有义务廉价工艺品、有时光邮局、有青年旅社,也一定有酒吧”。
 
  远方没有一劳永逸
  电影《革命之路》中,莱昂纳多和温斯莱特扮演的夫妻,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和沉闷无聊的家庭生活中丧失了激情。夫妻俩都渴望寻找自己可能的另一种未来,过上梦想中充满艺术气息的生活,重拾爱情的火焰,他们决定搬到巴黎。巴黎就是他们逃离现实困厄的远方。然而,他们最终并没有成行。男主角在面对职场的晋升时动摇了,女主角在绝望中通过自残让自己流产,死在了医院里。
  《革命之路》就像是一个关于远方的悲观预言,面对现实的困厄,远方或许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救赎,并不是出去转一圈回来,就能改变世界了。首先,远方多半只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远方其实就是身处远方的人的“眼前的苟且”。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中关于尼泊尔、不丹等“幸福”国家的报道,但事实是,尼泊尔、不丹都属于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列,这里贫穷、匮乏都是常态,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平均寿命低于全球平均值。我们只不过是和我们不太了解的事物互为远方,“远方”的滤镜屏蔽了当地人的困苦。
  其次,如果我们无法勘破现实,那么远方里也没有关于现实的答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这样写道,“‘通向N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但是,一旦你把世界看了个透,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N市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走遍全世界你依旧无法想通,甚至走向远方反倒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很多人就成了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笔下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好像总是游荡在废墟间,或者是瀑布旁,或者是山里;他们总是在思考永恒,或者在发疯;而且众所周知,他们都认为满怀希望地旅行比抵达终点要更好。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无休止地说理,却依旧被这样的境况所限”;或者毛姆笔下的“心智平庸者”,“他心智平庸,却孜孜追求高尚娴雅,因而从他眼睛里望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层感伤的金色雾纱”。于是,出去玩一趟回来,发现一切如旧,什么也没有改变。
  说到底,想象远方并没有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没有错。只是很多人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他们将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了,可实际上,眼前既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工作再忙碌,总可以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另一方面,他们将诗和远方具象化了,诗就只是诗歌,远方就必然是某个度假村或旅游胜地,可实际上,“诗和远方”更近于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它还可以指涉一种心灵空间、生活想象和生活方式。远方,可以是心灵的远方,即便囿于鸡零狗碎,也不放弃对自由和美的热爱和想象;远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再快,也应该给自己放空的时间,慢下来、静下来,想想初心再出发。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心有远方,热爱当下,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