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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藏羚羊,可可西里正在发生什么?

保护藏羚羊,可可西里正在发生什么?

陈莉莉 | 2017-11-27 | 南风窗

事隔多年后,我们再来看究竟发生过什么,又正在发生什么。

  2017年10月的一天,环保人杨欣在青海格尔木,正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上海参加一个环保活动。同一时间,杰桑·索南达杰(以下称索南达杰)当年的秘书哈希·扎西多杰(以下称扎西多杰)在西宁,正要去南京参加一个社会企业的活动。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刘炎林作为对青藏高原动物研究有经历和观点的学术人士,被邀请于成都讲述他经历过的与藏羚羊有关的故事。
  他们都与藏羚羊有关,在曾经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里,他们是保护者、观察者、传播者以及参与者。把与藏羚羊有关的故事带到更远地方的同时,藏羚羊也将他们带到了个人认知和体验里的另一端。
  交通等配套措施的陆续兴建,各地旅游产业的大力推广,内地抵达藏羚羊以及那里的一切似乎不再遥远。
人们把能够进入可可西里、羌塘等视为勇气,也把能看到藏羚羊视为“好运气”。
  回首过往,寻找缘由。
  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将可可西里与大众连结了起来,电影里的原型是索南达杰,而连接陆川与索南达杰的是1994年1月的那声枪响。
那一年索南达杰失命,可可西里发声, 藏羚羊保护进入大众视野。2008年,藏羚羊作为“福娃迎迎”面向世界。在此之前,虽有国际环保人士乔治·夏勒积极严谨地调研,但藏羚羊更多的只是出现在环保人士的视线里。
  事隔多年后,我们再来看究竟发生过什么,又正在发生什么。
 
  保护站
  孙广出生地在青海格尔木300公里外的都兰县,他最近贷款买了一辆8万元左右的国产商务车,以它作为运载工具,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输向格尔木的周边。
  从格尔木到可可西里也是300多公里,他一辆车带了三个人,都是从网上找的。作为私人运营者,他和车的生存空间被平台挤压得所剩不多了,他认为去可可西里的人都是有钱人,“也许有一天有人愿意也帮我做一个平台。”
  三个人的目的地都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他们并不知道索南达杰的故事,也不知道保护站的缘由,只是知道到了可可西里以后要去那里。他们与可可西里以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由电影这个大众艺术形式产生了连接。
  每年10月以后,不再是进入可可西里的好时机, 甚至会有“危险”“不宜”等告诫。车子一路开着,过了昆仑山口,车外的温度和风让人推开车门,赶紧再缩回去。
  杨欣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创建者。保护站建于1997年,在索南达杰失去生命后的第三年。他曾是狂热的长江漂流探险者,后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青藏高原做环境保护。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被盗猎分子射杀,在高原肃杀的空气里被冻成了一尊冰雕。这一件事实折射出来的精神不时在后来的时空里荡漾。
  “这里的生态出了问题,并有人为之牺牲,你有义务和责任为它做些什么。”杨欣说他当时是这样想的。1995年,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成立,是中国早期的NGO(非政府组织)机构。
  1997年,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绿色江河”建立起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名字就叫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可可西里杳无人烟,一个小小的自然保护站,究竟能有多大作用?杨欣告诉《南风窗》记者,“最大的作用就是倒逼政府加大力度。当时,国家对可可西里的管理相对很弱,保护站促进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搭建了可可西里和外界沟通的桥梁,促进了区域野生动物保护的进程。保护站在当时是杳无人烟的可可西里唯一的建筑物,算是初期野生动物保护和教育的成功案例吧。”
  2003年1月1日,保护站正式移交给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建立索站的终极目的就是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移交给政府管理以后,保护站增加了政府工作人员,提高了巡护能力,也增设了藏羚羊救护中心。”
  孙广指着远处,说他每次来可可西里都有好运气,“那是藏羚羊,那是野牦牛,那是野驴”。可可西里的气候已经是内地北方的冬天,孙广把带的军大衣披在身上,从车门缝里低着身子钻了出去,很快又钻了进来。
  保护站里有很多当地年轻人,穿着警服,围坐在房间里。对他们来说,有人过来参观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一批人需要分拨进山一段时间,“经常是一个月左右。手机没有信息。跟外面谈恋爱也不方便。”
  索南达杰保护站由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接管以后,保护站现有9名工作人员,他们穿着制服的照片放在保护站进门处。
  “现在被救回来的小藏羚羊不可以看。虽然把它们救了回来,但是也要给它们营造不与人类接触的环境。”现任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告诉《南风窗》。每年夏季,会有游客以看到喝奶瓶的藏羚羊为一种幸运,似乎看到了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风声萧瑟的空旷里,绿皮火车在不远处缓缓前行,“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和谐”的红色字样立着。
 
  不同时代
  在此之前的2005年,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刘炎林作为著名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夏勒的“小跟班”参与过藏羚羊的调查。在他看来,藏羚羊的保护经历过不同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点不一样。”
  上世纪50年代之前,藏羚羊分布广泛,数量很多,之前应该也有打猎,但是是生计打猎,所谓的生计打措是为了补充肉食。5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变化。
  紧接着青藏高原在发展,修路,也会有更多人进到原来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藏北羌塘南部的牧民就向北搬迁,东部的牧民向西搬迁,就到无人区。牧民刚到无人区的时候也是有打猎的,因为一开始种种原因,比如牲畜还没有发展起来等等。那时候还是公社,公社会专门组织打猎队去打猎。
  到了80、90年代,就变成了商业偷猎。商业偷猎和之前就不一样了,他们把藏羚羊的绒弄到克什米尔,就变成了一个暴利行业,就会驱动很多人去打猎。中国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下降,主要就在这个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美国人乔治·夏勒估算藏羚羊种群数量的时候,当时估算的数字是75000头。
  90年代中期,藏羚羊的保护工作陆续起来了。反过来看那段历史,有几个因素,比如1988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1989年左右,中国列了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单,藏羚羊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里面。“但是这些法律开始在西部落实,就是1993年左右,甚至更晚。”乔治·夏勒调查的影响应该是西藏在1993年就成立了一批自然保护区。
索南达杰1994年牺牲之后,1995年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成立。
  到了2003年,保护工作进行了10年之后,“藏羚羊的盗猎基本就控制住了,但是也不是完全绝迹”。
  大概2002年左右,藏羚羊绒只在喀什有加工的工艺,这在喀什是传统工艺,养活了很多人,“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之下,说时尚界不应该穿这个。国内有反盗猎,国际上有抵制运动,那段时间对藏羚羊的保护是有效果的。”
  2003年时,乔治·夏勒对藏羚羊重复了一次调查,他的局部区域的调查表明,10年间藏羚羊的数量翻了一番。“他在90年代初期是对于全分布区的藏羚羊数量的估算,但是到2003年时他只调查了局部,所以总数量是多少也没有估算。”
  2003年之后的这十几年来,有不同的人对藏羚羊种群数量做过估计,包括早期跟乔治·夏勒一块工作的刘炎林,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藏羚羊。他说西藏的藏羚羊恢复到了20多万头,在刘炎林看来,这个数字应该是合理的。
  可可西里有巡山的人,也有一些数量的估计,新闻上说10万20万,刘炎林认为也不是严谨的数据。“但是拿现在的藏羚羊数量跟1993年、2003年相比,肯定是增加了。”
 
  新的问题
  数量有增加,是好现象。
  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藏羚羊面临的是盗猎问题的话,那现在则面临新的问题。
  刘炎林认为,一是在藏羚羊的冬季聚集区,就是交配场上藏羚羊和畜牧业怎么协调的问题,二者是直接竞争的关系。二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直接穿过可可西里,虽然青藏铁路设计时留了很多动物通道,藏羚羊也确实会利用这个通道能够通过,但是公路和铁路对藏羚羊是有影响的。
  2008年、2009年日本有一个研究团队和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吴晓民一起给藏羚羊戴过颈圈,发现公路和铁路会推迟藏羚羊的通过周期,“比如藏羚羊原来可以直接通过,现在要等10天,或者20天再过去,甚至有藏羚羊就在路边产仔,藏羚羊也许能适应这个道路,但也许不行。这个会对种群有什么影响,现在不是特别清楚。”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会有很多类型,一般来说,住在城市里的人更赞同野生动物。而跟野生动物处在一起的人,因为他们直接承担野生动物给造成的麻烦,会有不同的想法。
一方面法律说了不能打,打了就犯法,确实也有人因为打藏羚羊坐牢;另一方面有传统朴素的观念,觉得野生动物和人一样,都是这个土地的客人;还有一方面,因为损失造成了反感,确实有人会去驱赶,刘炎林看到过有当地人骑摩托车把野驴给赶走,比如赶到另外一个草场去。
  “所以有时候说牧民对藏羚羊是什么态度也不好说,就看他损失的程度,也看执法情况。现在一些地方,外来的商人会把商品赊账给当地的牧民,比如摩托车,或者面粉,还不起就拿藏羚羊来嘛。”
  城市里的人或者说游客,也都会有动物保护的观念,他们不会去杀野生动物,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恰当地跟野生动物接触。
 
  并不只因为藏羚羊
  对扎西多杰来说,与索南达杰一起见证可可西里藏羚羊发展状态的故事太过遥远。他现在发展创办了青海省三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主要是“以乡村社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他把那段经历称为“命运”,他是索南达杰的学生,两个人同村。时任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贴出“招秘书、医生、司机”启示时,他在学校里当老师,在一个夜晚,他找到索南达杰说要随他当秘书。
  索南达杰问他原因,他说学校不同意他的教学改革方案。索南达杰对这个理由不认同,“他说你在找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总找客观原因,到哪里都会做不下去的。”
  在扎西多杰看来,索南达杰的故事并不只是进了可可西里无人区因保护藏羚羊而牺牲。“人们把他看得太单一了,他关注的是家乡发展的问题。他看到可可西里这块无人区,他进去了。其实,相比其他聚集区,可可西里并没有多少藏羚羊,尤其是冬季更看不到太多。可可西里只是藏羚羊产仔的地方,它们主要聚集在三江源、阿里。”
但是索南达杰当时为什么出现在可可西里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要来?
  1992年,索南达杰要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之后就可以进入可可西里了,而他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因为1985年自己的家乡治多县索加乡的那场雪灾。索南达杰曾担任过索加乡的党委书记,他的父老乡亲也都在那里,“那场雪灾牛羊差不多都死光了,如果国家支持不到位的话可能就要饿死人了”。这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他认为这个地方光盯着牛屁股、羊屁股翻不了身。意思是只有传统的草地畜牧业,永远没有发展。”扎西多杰尽量使用他记忆中索南达杰的原话。
  扎西多杰如愿当了索南达杰的秘书,“主要就是跟着他,刻了一大堆章,一个公章,一个财务章,一个行政章,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成立了很多单位。”
  “他说等把可可西里搞清楚了以后,最后谈怎么利用和保护可可西里。他不是一般人,他有自己的产业思考、工业思考、生态思考。可可西里原来有很多人进去,他们不是奔着藏羚羊进去的,是黄金,等藏羚羊的绒可以在国际上卖钱了,淘金客们就杀藏羚羊。我们那次进去碰到盗猎藏羚羊,肯定要干起来。”
   “他死了,我活着。”索南达杰影响了扎西多杰的后半生,“也影响了我做环保的理念。所以我总是说把更多的背景、生态和伦理放进去。不是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