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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想象与现实

大同,想象与现实

韦星 | 2018-01-02 | 南风窗

大同一直发生着集体心理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想象与现状未能像新修的古城墙那样完美合拢的尴尬。
 

  11月26日,大同最低气温零下14度。古城墙外的护城河,河水结成冰。
  从和阳北门进入,仿佛误入一片工地,静悄悄的,满眼尽是断壁残垣,古城已没了昔日的熙来攘往。脚下,破碎的瓦砾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看不出在它们完整时候的样貌。一些尚未被推倒的低矮瓦房,窗玻璃也已残缺不全,寒风从破洞里钻进去,除了冰冷的旧沙发,一无所有。
  原来的街巷还残存着一些零星小房,泥质的墙体已开裂,并被喷上了鲜红的“危房”字样。空寂处,猛然窜出一只黄狗,一闪穿入隔壁的一扇棉质门帘里。门帘内是家小卖部,里头零散陈放着烟酒等生活用品,但门庭冷落。
  跟着黄狗进去,迎上来一位意兴阑珊的老板。“你是今天第一个顾客,我都已停止进货了。古城已成鬼城,没个人影,就剩庙里的和尚与尼姑了。”
老板叫杨有涛,60岁。问起对大同新城建设和古城修缮的看法,他脸部的肌肉立刻拉紧,身子斜靠在炕沿上,上下打量着《南风窗》记者,斜着的眼珠就像望着一个盗贼,警惕地问:“干啥的?”
  记者表明来意、出示证件后,他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还以为是政府的人来打探消息呢?”这时他才提起热水瓶,给记者的保温杯里加水。
  按惯常的说法, 他是古城拆迁的“钉子户”,在一片废墟中仍然坚持着家庭杂货生意,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补偿。
  2008年,那位著名的市长耿彦波来到大同,开始对这座城市动大手术,剧烈地改变着大同的城市面貌。在大同人看来,这位市长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个人生活的现代化与城市的现代化,在一轮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实现了两情相悦的结合。随后几年里,大同的面貌日新月异,这座“三代古都,两朝重镇”里广泛存在的“文化遗民”,在数十年的“灰头土脸”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不过,时间带来了新的变量。
 
  希  望
  杨有涛的房子位于古城墙内,有200多平米。房子下的这片宅基地,是父亲杨景荣在民国时代花7000块大洋买下的。1957年,杨有涛在这间屋里出生,此后60年,他没再离开过这间屋子,里面承载他太多的记忆。
  2008年,耿彦波到任后说要修缮古城,杨有涛是抵触的。不是因为担心失去这几间破房,而是他心里压根就不相信会来真的。很多街坊也和杨有涛有一样的心态,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番咋呼咋呼之后,涛声依旧。
  市长的行动几乎和话语传递的速度一样快,古城外的魏都大道等诸多工程项目,纷纷上马。杨有涛他们在城内睁大眼睛看,等待着印证自己习以为常的经验:一条路修上三五年,这里挖完那里挖,最后留给市民的还是一路的坑洼泥泞。
  但事实让他们“失望”。大同古城外的道路建设遍地开花,修一条是一条,道路打通了大同的城市动脉,整个城市的运转明显变得更加流畅,市容也更为整饬美观。首先被“俘获”的是有车一族,备受堵车之苦的出租车司机精神焕发,积极主动充当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义务宣传员,一个劲地夸赞新领导带来的新变化。
  杨有涛说,以前大同一堵车就是四五个小时,怨声载道。比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主政者的勤勉:每天凌晨四五点,他骑着自行车到工地检查。中午,很多人再见到他时,发现他灰头土脸,就像个包工头。
  曾经的反对者,呼啦啦成了支持者。杨有涛正是这时转变的,因为他想象中的美好大同,正从他内心里被激活、点燃。他说,大同人的想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像个城市”。
城市是什么模样?至少是高楼林立、时尚现代,随便去周边城市转一圈,就能感受到新时代里中国城市的面貌,新生活的气象。
  然而,2008年的大同却还“像个农村”,城内的生活形态,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棚户区。古城墙内普遍是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因建设年代久远,也没有地下排水设施,棚户区内污水横流,生活垃圾往马路上一倒了事,是习以为常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独立卫生间,因此,每天早上总能看到提着夜尿,从弯弯曲曲的巷道里一路晃荡着朝公厕走去的人们。巷道里,随时充斥着浓烈的尿骚味。
  古城人家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十几二十平方米,局促,暗淡。原本的居住形态并非如此,开创基业的先辈们置办下的是宽敞的房产,但因为这里是商贸旺地,寸土寸金,子孙后代无一不想从祖产之中分一杯羹,代代分割下来,就只剩下勉强还可以住人的空间。
  当时整个大同的经济活动,就浓缩在3.28平方公里的城墙内。“里面容纳个三五万人还比较合适,结果塞了十万人。”安大钧告诉《南风窗》记者。安大钧目前是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更早前,他曾先后担任过大同市委副书记、大同市人大主任。
  尽管古城内也有学校、医院和商品小区等相对较新的建筑,但脏乱差依旧是这个古城的主要“特色”。在破烂城墙的映衬下,整个大同古城看上去就像个上身穿西服、打领带,下身套着一条破烂红内裤,脚上穿的,一只脚是破拖鞋,另一只脚是新球鞋,不伦不类。
  岁月冲刷下的古城墙已赤裸出斑驳的夯土,部分墙体也已垮塌。云冈石窟尽管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但早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大家的心思主要集中在丰富而优质的煤炭资源上,无暇顾及人文。109国道就紧贴在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前,每天,运煤的货车紧贴这些石窟佛像飞驰而过,漫天灰尘此起彼伏,千年古佛灰头土脸。云冈村的小孩,甚至跑到洞窟里烧火、玩游戏,偌大一个大同,似乎没人会把这些千年文物当回事。
  大同人心有不甘,他们和别处的人们不同,普遍对城市的历史保有更深的记忆和向往。大同的车牌是“晋B”开头,这事实上就是大同在山西省的历史地位的遗迹。更远一点说,大同曾是北魏古都,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云冈石窟、悬空寺等世界历史文化瑰宝,一直声名远播。
  “我们曾是北魏古都,却活成乞丐的命。”对被命运捉弄的“屈辱史”,大同居民杨秀隆至今都还有着难以完全释怀的怨气。2008年以前,在很多民众看来,大同的历史已经死去,唯一能期盼的就是城市面貌的改观。
  现年已75岁的安大钧至今记得当时民间的很多顺口溜,如“大同变成丰镇了,怀仁变成深圳了”。丰镇是内蒙的一个县,怀仁则是山西朔州市的一个县。安大钧告诉《南风窗》记者,民众通过这种比对来调侃大同城市面貌的“县级化”,以及他们对邻县“大都市化潮流”的羡慕。
 
  “未来”已来
  2008年,大同“复兴”的曙光出现了。随着强势领导到来,一切都在以超乎市民想象和预期的进度,迅速雕刻于大同的大地上。
  杨有涛告诉记者,十年前,城墙外处处是庄稼地和村落,而现在,万达、华润等具有地标意义的商场,陆续进驻御东新区,一栋栋高楼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一座现代化城市,正迅速在这片一度消沉和失落的大地上变成现实,唤起了大同人久违的自信和自尊。
  大同古城保护和修缮随后迅速启动。重头戏是把夯土裸露、垮塌的城墙重新修复和保护。2016年11月18日,这条长达7.4公里古城墙终于成功合拢,一圈宏伟大气、充满厚重人文历史的古城墙,展现在大同人面前。安大钧说,那一刻,面对万千民众和电视机镜头,自己还是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按当初设计,大同要实现“保护一个古城,建设一个新城”的目标。通俗来说,就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和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找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北京古城的保护问题,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
  随着古城墙落成,大同发展的轮廓也已初现,并缓缓走入大同人的内心。距城区十多公里外的云冈石窟,也在保护和修缮中,展露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109国道为云冈石窟改道:国道从石窟跟前改到在山体后背经过。石窟群下方的云冈村,也实施整村搬迁,使核心景区扩大十倍,村落腾出的土地被打造成山堂、水殿、烟寺、林渊、锦镜等景点和生态环境协调区。
  在煤炭资源枯竭,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下,整合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观光旅游产业,被认为是大同当下重要的出路选择,并且在社会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在热烈的情绪下展开,但随着时间流逝,新的变量也在出现。  
  8年过去了,目前古城内3.28平方公里土地上,实际重建的进展不到三成,以至于出现了杨有涛所说的那样,“成了一座死城”。即便部分已建构起来的商业街,街道上也是人员稀少、很是冷清,已进驻的商家,大部分是门店紧闭。当未来真的到来,新波澜又在市民心中泛起。
  60岁的李秀萍将古城内的一套22平米房子,置换成一套91平方米的公产房(李占60%产权,政府占40%产权),为此,她花了5.8万元。
  对此,她很满意,因为“60岁了,终有机会上楼了,每天起床再也不用提着夜壶去倒,也不用因为烧煤而把房子和自己搞得脏兮兮的。”
  不过,对生计,她又迷茫了。原本,古城内,依靠临街优势,她可利用铺面开理发店来营生。但上楼后,她没能力租门面来从事理发行当了。
  另外,她分到的那栋楼没电梯,住在高层,加上膝盖骨质增生,每天上下楼,都很不方便。“上楼后,什么都要花钱,物业管理费呀什么的,负担比以前大得多。”李秀萍说。
  在另一个场景下,她的烦恼却是别人的憧憬。路有德72岁,住古城南十府新3号。在他棚户的四周,早已人去房空,但他希望通过坚守来争取几套房的购买资格。因为他父亲留下这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屋的同时,也留下了6个子女。随着御东新区建成,大同房价“嗖嗖”上升,每个兄弟姐妹都希望通过父亲的这份遗产,争到相对廉价的购买资格。这让路有德犯难了,他只好等待政府的解决方案。
 
  房价问题
  漫长等待后,没人再找路有德商谈,就像杨有涛和何斌的遭遇一样。
  “我们可都是有私人产权的,他们却按和公产房差不多的标准来补偿,我们可不干。”杨有涛涨红脖子,脸黑得像块猪肝,“如果他们敢硬来,我就出去,让他们在推房中弄死她,弄死她我再找他们麻烦。”说着,他指向身后的炕上。
  炕上躺着个理着寸头的“孩子”,脸色白皙,但手脚弯曲。“孩子”有张娃娃脸,但她已23岁,从小脑瘫、卧床。对父亲声称放手让人弄死她,她没有表现出恐惧,相反,她的嘴角开始向上微翘,笑了。似乎过去20多年里,一直成为家庭累赘的自己,终于找到“用武之地”:成为家庭拆迁谈判的重要筹码。
  客观说,杨有涛称不上“钉子户”,他的诉求情有可原,多年的等待之后,大同的房价已经大幅上涨,他们的配合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拆迁补偿每平米只给3800元,但外面最偏僻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房价了”,杨有涛说,“拆掉我旧房的补偿,还远不足以让我在城外买到一套毛坯房。”
  僵持着的,还有古城内凤凰嘉园和小皮巷的业主。凤凰嘉园的商品房是2003年建成入住的,当时是大同市最好的小区。但14年后,很多业主的房贷还没还完时,小区面临拆迁了,因为“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把原住民都搬迁出去了,还怎么发展旅游?游客来到古城,也体验不到大同文化了呀?”凤凰嘉园业主武银锁说,大同文化的灵魂将随着拆迁和对原住民的清退,而在古城内消散。
  在武银锁看来,像凤凰嘉园这样富有现代感和层次感的小区,就应保存下来,让游客体会到大同的文化多样性。
  “全部推倒重来,大同血脉也就断了。”小皮巷的业主张丽的看法,和武银锁一样。
  他们的态度,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划,古城内的建筑不能比城墙高,目前城墙高14米,但六七层高的小区洋房显然比城墙高,破坏古城风貌。
  “拆也成,但得有个合理补偿吧?”武银锁说,总不能让拥护大同古城建设和保护的先驱成先烈吧?现在,政府给的补偿是4000块钱一平米,但同地段的商品房甚至高达八九千元一平米了。
  “补偿还打白条,说好半年给完,但有的小区拆了好几年,补偿款还在拖欠。”武银锁说,但此时的房价却一个劲“嗖嗖”上扬,这让业主坐卧不安。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古城内的部分拆迁区域,开发商已急不可耐地进驻,并在代王府北侧的围挡工地上打起了广告:仁和坊,130-260平方米中式院墅;紫云华城,一院一境,新中式家族府院……
  “说好古城拆迁是为发展旅游”,带着记者走过代王府这些围挡广告时,武银锁说,“结果变成了穷人退出,富人进来。”
  看到这些广告后,何斌也不想走了,“既然开发商能建四合院卖给别人,为啥我不能建起来自己住?”何斌说,他打算模仿开发商的别墅,在他古城内的宅基地上,重建类似的房子。
  按当地政策,像凤凰嘉园这样的小区,业主也可在城外通过1:1的方式置换新房产,但如果城外的安置房面积比城内业主原先的房子少十来二十平米,业主只有吃哑巴亏的份,开发商或政府都不会补钱。但如果城外安置房比业主原先在城内的房子大,业主就得掏钱补足费用。
  面积有差距、吃些哑巴亏,还让自个掏钱装修也就算了,但业主无法接受的是,安置房要么地段不好,要么位置常年见不到阳光。“那都是开发商卖了十来年没卖出去的房子”,武银锁说,“最后却让我们来去库存。”
  为此,凤凰嘉园和小皮巷的业主买了统一服饰,每天晚饭后就到楼下聚集,组成了一支长长的“健步队”,他们手持喇叭,大踏着步,沿街喊着:“依法治国,合理补偿。”
  零下14度的大同,冬日里,很多人早早睡下。但半夜醒来,总还能听到健步队经过时的口号,声音由远而近,然后,再度由近而远,如此反复。
  从激情燃烧、踊跃支持、突飞猛进,再到今天的胶着状态,大同一直发生着集体心理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想象与现状未能像新修的古城墙那样完美合拢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