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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中国宋庄

他们,在中国宋庄

陈莉莉 | 2018-01-02 | 南风窗

宋庄似乎永远不缺故事,不缺有传奇色彩的人。

  人类,经常迁徙,擅于遗忘。
  在宋庄,靳国旺这个名字很少再被人提及,他更多存在于宋庄发展文献的角落里,安静,没有任何声音。人们需要特意去查询才会知道他是谁,名字究竟怎么写。
  靳国旺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人。1994年的春天,他把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遭到驱赶的画家们领进自己的家乡。之前,他在圆明园画家村随画家张惠平学画画。
  那个进入小堡村的寒意料峭的春天,对于未来,谁都没敢想。
  与之前的村庄相比,这个叫小堡的村庄更偏远,周边是沙土地,地上的庄稼长得并不好,村里的人们更多外出谋生,没有路灯,房子坍塌、破旧,看到外来人,村民朴素地笑。
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画家、批评家陆续进入,更多的画家开始涌入,绘画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如写作、音乐、戏剧等也尝试进入,所有的这些形成了一个新宋庄,向世人展示以村庄为载体的“艺术”的魅力。
  但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中,一切都在变异。
  2012年,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位确定。2017年5月,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州区的方案披露,让距离通州不到10公里的宋庄经历了各种忐忑。随后,《北京市2017年重点工程计划》中,提到了中国宋庄艺术小镇建设的规模及内容。
  对于宋庄,这好像是一个年轻人有了一份好工作接连通关并被提拔。但对于在村庄里生存的人来说,如杨毅发,他“只希望不要被赶出去。”
 
  共同话题
  宋庄的凌晨1点,是冬天里的冬天。从首都机场进入宋庄,似乎因为寒冷,出租车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一扇陌生的门前,有人从里面开门,房间里有正烧得红红的炉子,似乎转眼就到了春天。出发前,我曾收到忠告:宋庄没有可以让你住的地方,已经是大腕的艺术家们不愿意,很落魄的艺术家没有能力。
  舒桐,本名康晓红,取名“舒桐”意为:舒展的桐子。两年前她从北京市内搬到宋庄。房子上下两层,她将它有意地分为自己的书房、访客的卧室等,房间里挂着她的画,购置而来的各种绿色植物,以及从二手市场买来的二手家具,还有一把吉他。
  她的画里都有一个长发女孩,背影,有一种神秘感,对于刚入门槛,没有画画功底的舒桐来说,“面孔上的五官比背景难以描绘。”
  每年7万元的房租对于偶尔接剧本写作的舒桐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实际上舒桐听说宋庄已经很久,但是真正抵达是2007年,她说,“踏进这个村庄时,就很喜欢”。当时她的想法是,攒下一笔钱就将日子放进宋庄。但是她也发现,如果是这样,她永远攒不下进村的那笔理想的钱。“那么,辞职,来吧。”
  舒桐生于1969年,离异,现任男朋友也是一个画画的,在东北沈阳。女儿在西安做类似cosplay以及网络直播的工作,她正在以女儿以及她的朋友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家乡在陕西终南山,舒桐发现到了宋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终南山”,她的房子正在成为宋庄很多艺术爱好者的集散地。房间里摆着红色的山楂,她觉得那个颜色特别好看。她给房间取了名字叫“零点书房”。
  她有很多身波希米亚风格的衣服。房间多,床也多,每每写累了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出去走走,去田间地头,或者就搭配衣服,房间里有很多已搭配好了的服装造型,都是裙装。偶尔也会做面包,她有一个咖啡机,但是没怎么用。
  她每天都会收到邻居的善意。她也会把善意给她们,要么是厨艺作品,要么从外地带过来的小礼物。“在宋庄,关系好的人,好像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这在城市里是不可能有的。”
  2017年11月29日那晚,一个朋友从市里搬过来,她和一众朋友去给暖房,寒冷的冬夜,房间里欢声笑语。对舒桐来说,这是宋庄最吸引她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能聊共同话题的人”,而在别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作神经有问题的“文艺青年”。
  相比舒桐的房子,杨毅达每年2万多元钱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在这个冬天就要冷多了。生于1972年的杨毅达,到宋庄10年,这10年,前五年,他画画,后五年,他做与平台有关的事情,为这里的艺术爱好者做策展,用舒桐的话说,“他要生存。”
  杨毅达从家乡到北京宋庄,也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说结婚生子过日子”这样的话。
  他依稀记得2007年的10月23日那晚,他从公交车上下来,宋庄的路坑坑洼洼,比他的家乡还要不好,他有点失落,“从一个村庄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当时的宋庄只有一家餐厅,“饭菜不合口味”。他有点后悔了。
  悔意是在参加了宋庄艺术爱好者的一个活动后有所改变的。他拿着自己的画过去了,有人说他画得不错,悔意从他的生活里被删除。这在家乡当地不被理解的行为,到了这里被欣赏,他看到了希望,不过希望没有坚持很久。
  在这里,希望可以很快生起,失望也会接踵而至。就像是孩童吹起来的泡泡。
  舒桐有时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平行空间,它独立于周边而存在,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精神上能够自给自足,“而且网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有一个叫“微拍堂”的平台帮助了很多艺术爱好者解决作品出路的问题。
  舒桐认为这里聚集着一批对精神生活有高度希望和要求的人,也被认为是一个逃避之地。
 
  村里不缺酒
  舒桐经历了宋庄两次春夏秋冬的轮回,也在这两年间看到了来来往往的人。“他们被这里的光环吸引,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发现可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因为生存,很多人要么走出、离开村庄,要么留在村庄里做别的事情而不再从事创作,这也是宋庄生态逐渐多元化的原因之一。“艺术餐厅”“艺术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就像是雨后春笋。在舒桐看来,“每一个机构同时兼有画廊的功能。”
  对于经常策展的杨毅达来说,因为经常要收集海报,更是看到了在这里生存的残酷,“有的海报做得特别精美,一看就是费了心思也需要经济能力支撑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在宋庄不一定能看到他们了。”
  杨毅达说每个到这里来寻梦的人都是信心满满,但是很多迅速支撑不下去了。舒桐说外面人看到的宋庄就是那么几个人,比如栗宪庭、方力钧、李广明、芒克、左小诅咒等,“他们只是塔尖几个人,是精神瞭望塔,但是有多少做艺术的能成为他们呢?更多的就是底层,他们是更真实的宋庄,还有一批人就是上蹿下跳的,他们要以这批人为生。”
  杨毅达房间里堆满了红酒,那是不同画廊放在他这里,“宋庄都是用红酒换画作”,酒到了画家手里,“卖掉或者喝掉。”
  这似乎解释了宋庄很多餐馆的外面堆放着很多酒瓶的原因,也解释了在餐馆里总能看到很多人提着红酒来就餐的情形。
  对于这一现象,舒桐认为“很悲哀”。
  塔尖的人也面临生存的问题。
  2017年不同时期,上上国际美术馆(以下称:上上)的门前聚集了一批农民工,他们打着横幅,“上上国际还我血汗钱。”执行馆长靳清钦告诉《南风窗》记者,那不是一笔小数目,也不是上上应该付的钱。她说上上作为宋庄第一家民营美术馆,对于宋庄业态的发展有着埋没不了的作用,但是这些年来都是负债前行,这些债务压得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生活。
  靳清钦2013年真正到宋庄,后来成为上上创始人李广明的爱人,运作李广明作品市场能力的同时,也负责上上的运营。李广明是国内艺术家,2008年提出《水墨主义》构建了本土当代艺术,后又成为“冰墨”艺术的开创者。因为要把精力用在上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行艺术创作,再拾起创作时,他感慨艺术工作者如果有市场工作经验和思维,“则是更好的”,他认为这是未来的需求和趋势,也是“高级的艺术创作”。
  上上的前身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上,那里陆陆续续存在过其他几种业态。对于李广明来说,2006年之前在宋庄做展览,是一段忘不掉的经历,“就像上上是村里第一个美术馆一样,当时我也是村里第一个给各位艺术家办展览的,除了传统的还是当代的,除了画画,也进行其他门类的展览”,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妥、太杂”,现在的宋庄正在朝着多业态发展,“如果当时宋庄依然是只做行为艺术,就是把门给堵死了,而当时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从圆明园画家村赶出来,所以如果要做下去,要不再被赶,必须要有所包容和改变”。
作为宋庄地标之一的蜜蜂书店两个月前易主,老板张业宏2017年5月于朋友圈宣布出家,“现在好像在一个地方给盖寺院。”
  宋庄似乎永远不缺故事,不缺有传奇色彩的人。
  但是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他们认为在宋庄创业的练手成本最低。“比如咖啡馆,你在城市里开一家咖啡馆,周边有3万人,但是可能只有3千人去咖啡馆,但是在宋庄,虽然可能只有1万人,但是会有5千人会过来。”小堡西街119号的阳光咖啡馆,几个人在讨论生存与发展,理想与现实的问题。
  60岁的孙常来自江苏睢宁,一直喜欢画画,在儿女同意之下,他交了3万元的学费进了宋庄的一个培训机构,“学期一年,学好了就去儿女所在的城市谋一份工作。”成人培训、高考培训在宋庄已经发展得非常繁盛,它们让宋庄成为中国与美术有关的考生心中的圣地。
  新进入宋庄的艺术游学机构代表人崔霞和她的创业伙伴对这里信心满满,“进村三个月,每天都去逛,胡同里的每户人家推门进去,就是一个故事。”
宋庄的外面看起来跟所有村庄没有区别,低矮的房子,落光了叶子的树,拴在门口的狗,还有个别涂鸦。“但是推门进去,就显出了宋庄之所以为宋庄的原因”,崔霞说。
 
  艺术家不能用“管”
  有人说那么多人聚集宋庄,主要是因为宋庄房租相对来说便宜。胡介报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
  2004年春天,胡介报从通州区永顺镇调到宋庄镇当书记,2011年8月任期届满,因为组织部门“乡镇领导干部男满52周岁,女满 50周岁,均需改任非领导职务或调任其他领导职务”的规定,他选择在宋庄改任非领导职务,2017年,他在宋庄建了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任馆长。
  2017年11月28日是胡介报60岁的生日,他坐在那里,一众人马为他祝福。他和小堡村的村书记崔大柏被认为是宋庄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关键人物,“没有他们的保护,就没有现在的宋庄。”批评家栗宪庭也是重要人物之一,没有他在这里的坐标,“不会有那么多的画家过来。”
  宋庄艺术区的发展从艺术群体的集聚而来。1994年艺术家流落而至,有7、8个人,10年后的2004年,艺术家有300多人,现在在册的有12000多人,还有不在册的,一共大概有2万多人。
  宋庄镇有47个行政村,有63000多户。其中,小堡村本村村民共1900多人,居住的艺术家将近5000人,而属于大学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级别的有2000多人。“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270多个国外艺术爱好者。”
  “前10年,从政府、治安层面,都是在清理、驱逐或者解散,艺术的发展非常缓慢”,胡介报说。
  2004年,国家提出要实行宏观调整的政策,提到要经济、持续、绿色、科学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大概念,作为一个地区怎么才能科学发展、绿色发展?胡介报和团队做了调研以后,现实的情况是宋庄是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如果做工业,早晚得退,这是我们对于政策的推测。现在看来这个方向对了。离机场近,也可以做临空经济,但是顺义比我们更有优势。”
  他发现村里艺术家集聚的10年历程是别的村庄没有的,他找来当时在村里有影响力的栗宪庭、方力钧商量怎样把艺术作为小镇发展的方向,“我说要做中国的苏荷区,方力钧就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宋庄?栗老师就问我,你是真想做一件事还是想在任期内捞点政绩 ?”
  此次谈话,胡介报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说话很直接,也有力度。
  胡介报成立了宋庄镇艺术促进会,他在大会上说,“我们在享受着先贤文化遗产的同时,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故人,我们给我们的后人能留下什么?”胡介报说,这是当时大家都认同的观点和思路,就是它一直以来在指导这个地区发展。“也希望100年后,有人过来这里,指着某一处房子说,这是谁谁谁的故居。”
  也有人过来取经,他们说,“艺术家都可有个性了,你怎么管的?”胡介报说不能“管”,是“做好服务”。
  冬天的宋庄,很多人过起了候鸟式的生活,他们出去写生,北京暖和了再回来,也有人因为经济紧张,哪里也去不了,胡介报说有的连春节回家都做不到。
  宋庄美术馆,中国第一个村级美术馆,建于2006年,与上上国际美术馆几乎同步。已经结束了的画展海报在冬天的风里像海浪一样抖动。
  馆里空荡荡,没有展览,看门的保安对记者说,天太冷了,什么都没有,你就当遛一弯儿。
他追了一句说,“夏天来,夏天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