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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芬:一个艺术村的残酷与美好

深圳大芬:一个艺术村的残酷与美好

陈莉莉 | 2018-01-18 | 南风窗

赵小勇被认为从这条路子走了出来,而进村刚两年的刘许午则还是在路上。还有8000多名刘许午与他一起。他们成为了时代景观,也面临着转型的痛楚。
 

  近30年前,深圳关外的大芬村还是一个芦苇遍地、鸡鸭到处跑的小村庄,置身其中,有点像是在西伯利亚。
  由于深圳市内租金上涨,画商黄江将自己在深圳黄贝岭的行画工厂迁到大芬村,由此开创了商业油画市场的一段传奇。
  2017年,余海波以画师赵小勇的经历为底色拍摄而成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作品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传达了中国人寻求原创之路的内在力量和精神。
  如今的大芬村已经成为画铺林立的城市商业社区,跟中国的很多村庄一样,它经历了从农村到工业村,再到城中村的过程,走过了时代的变迁。
  1200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画工、画师、画家组成的行业队伍,散布在这块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一起向外输送产品,总产值一度占全球商业油画市场产业的70%,这个深圳的小村庄在世界成为“中国大芬油画村”。
 
  野蛮生长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三公里,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包夹着,周围挤满了大量商铺、餐馆和旅舍。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大海报:“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是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也成了油画村第一人。众多人在这里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理想的实现,抑或是商机。
  已入古稀之年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在广州长大。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多次参加绘画比赛。他尝试过多个工作后,到了香港,加入行画领域。
  行画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传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中国大陆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三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房子开办画室。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1983年,黄江和合作伙伴到了人工、租金更便宜的福建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他们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大陆的人。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最好租金要便宜,画工还要最少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这么想。
他走到了大芬村。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决定留下来。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第一时期的大芬村,粗犷有力,野蛮生长。
 
  产业链
  出于生1972年的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他是1997年8月加入大芬村的“队伍”的。
  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发现《向日葵》和《咖啡馆》最好卖,有段时间就只画这两样。一个星期画两三幅,然后背到市区的各家画廊去卖。
  渐渐地,赵小勇只画梵高的画,对其他画没了兴趣。他开始买梵高的画册和书,研究梵高的画。
  1999年,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业态逐渐形成。
  赵小勇租了一间房子,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画师们开始有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现在都是微信二维码,几乎每个画师都会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公布出来,扫一下,立刻就被通过了。稍微年轻的画工会问,“老板,喜欢什么样的画?”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让这个文化沙漠有了一抹绿色。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意欲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大芬村因此更是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
  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 赵小勇回忆说。
  不少原创画家开始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通称“荷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梵高的油画,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媒体称他为“中国梵高”。
  2014年8月,在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的陪同下,赵小勇和他的两个朋友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梵高的真迹。这是他自1997年以来的梦想。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画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馆》真迹,赵小勇萌生了做原创绘画的想法,用梵高的手法、色彩画一些自己的原创画。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只是纯粹地模仿,赚钱养家。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贸易的不平等在艺术领域仍旧通行,虽然不是滋味,却也无力改变自己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命运。
  余海波历时6年以赵小勇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于2017年受到广泛关注,让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如今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1.2万元。
这个期间的大芬村,不时有版权纷争出现,对此,当地政府需要不定期介入,有一次请来了文化名人马未都。
 
  怎样才是出路?
  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人民币。
  但从2008年开始,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他这时才知道,原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赵小勇说,到了2012年时,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剩下的已经不到10人。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2016年,他在宁波开了一间画廊,主要是为了实践他做原创画和梵高高仿画的想法。
  荷兰之行后,赵小勇开始尝试画自己的原创画,先后画了五幅,都有着浓郁的梵高风格,已经卖出几幅,均价超过5000元。而赵小勇如今的梵高作品,90%以上都在国内销售,他发现,中国家庭对这种挂在家里的油画的要求,比外国人还高。
  以复制名画出名,过去十几年,大芬村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过,“大芬村”三字也会让很多真正想成为原创画家的人感到有压力。一些从大芬村走出来的画家,因为害怕偏见而隐瞒身份,只说是从广东来的。这几年,人们对大芬村原创作品的印象慢慢有了改观。
  大芬村目前有两百多位原创画家,有很多是从北京过来的,比如赵北。他最初迁来这里是因为对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失望”,他觉得这里“很实在”,而北京“很疯狂”。
  大芬的画工、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很勤奋,很敬业”,这种状态让赵北感到亲切。况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在有些地方,画出来的作品只能免费送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唯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有画廊功能的咖啡馆陆续出现,也让将大芬村作为旅游景点的人得到休憩的同时,能有看到原创画家作品的机会。
  自从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原创可以带动行业的发展,作品之外,还可以原创的艺术衍生品,做知识产权输出。这是理想状态。
 
  制造,创造
  早晨7点,大芬村还没有完全醒来,刘许午就打开手机,播放玄幻有声小说,展开画布,开始画梵高的名作之一《收割中的田园风景》。他要忙到晚上10点半。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最辛苦的,“很多人都是通宵”。
  听小说,这是画工们的一个习惯。要有声音,以前很多老画师喜欢开着收音机。到了晚上,大芬村到处都是收音机的声音。现在则是手机APP,各种有声读物,以及音乐。“要不然,时间很难熬的”。
  刘许午说他也想做原创,“但是先要吃饭,先要能养活自己。”很多做原创的卖不出去画,只好再回来画行画。
  大芬村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体来说有“三部曲”:从画工出来,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可以出师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接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后再成立画廊,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成为大老板。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经常有人来收画,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
  从家乡湖北孝感踏入深圳大芬村时,王琛觉得这里很荒凉,什么都没有。他指着马路和高楼大厦,以及晚间就灯红酒绿的KTV,“都是这些年建起来的。”
他在大芬村15年,看着那些画画的人走马灯似地换着。.
  关于《中国梵高》,有这样一段介绍:这是一部讲述文化产业奇迹的大芬村画工转型的故事,画工们从农村来到深圳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铸建新的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地进入梵高的人生和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变化。大芬村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深刻思想内函,表现出深圳移民的创业和青年画工的“中国梦”。
  赵小勇说《中国梵高》传递出最大的意义是“一定要原创”。余海波也正奔波在给《中国梵高》取得龙标的路上,“如果可以,传播率会更高一些。”
  赵小勇被认为从这条路子走了出来,而进村刚两年的刘许午则还是在路上。还有8000多名刘许午与他一起。他们成为了时代景观,也面临着转型的痛楚。
很显然,大芬村也需要和他们一起,共走一段转型路。
  有一天,当“严禁拍照”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大芬村的各个角落时,对于这个村庄的转型和发展来说,也许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