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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和当下的世界

中国人的精神和当下的世界

李少威 | 2018-01-24 | 南风窗

尽管我们离开“纯种”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文化传统带给中国人的基本素养,仍然流淌在今天的躯体里。

  关于“中国为什么发展起来”,学者们有很多的回答。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基于要素分析的比较优势理论被广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优势。
  不过,人们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经验中又发现,同样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这些地区的工业生长态势并未达到中国这样的效果。因此又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在于廉价,而在于高素质。
  后一种观点涉及了文化问题。因为所谓高素质,不是知识水平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人在性情特点上更容易被组织起来,产生效率。
  林语堂说,中国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要高于西方的许多种族”。辜鸿铭则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温顺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
  温顺,容易被培训、被组织,无疑是现代工业制度下最理想的产业工人的样子。近年来,那些有过排华历史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道歉和忏悔的姿态。事实上,如果回到歧视和迫害中国劳工的现场,人们也会发现,中国人是疏于反抗的,他们之所以被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勤勉、忍耐和智慧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
  尽管我们离开“纯种”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文化传统带给中国人的基本素养,仍然流淌在今天的躯体里。
 
  孩子般的民族
  只要环境允许,中国人就会力图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人们不愿意将物质追求变成一种精神负担,也不愿意被外力拘束,就像尧帝时代的《击壤歌》所描绘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 汲井而饮, 帝何力于我。”
  所以严格说来,现代工业制度其实是和中国人本性上相违背的,它对效率的极端崇拜和对人的束缚,已经突破了中国人的中庸原则。
  机器和工业组织方式之所以能够带来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一切变得精确起来,机器让工业产品呈现品质上的一致性,而工业组织方式则让管理者对人的行为可以精确掌控。
  不过,传统的中国人对精确是缺乏兴趣的。亚瑟·史密斯总结中国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缺少精确”。
  回顾中国文明留传给我们的遗产,最为精确的可能是农业的规律,它反映在传统历法上,用来指导农时。但这种精确还是以经验和哲学包裹起来的,科学只是一种背后的支持力量,而且人们对其中最为重要的科学原理也不求甚解。
  还有一些对精确要求较高的领域,比如道门中人对炼丹的原料配比,以及算术。前者被认为直接导致了火药的发明,但这些领域在文明体系里都处于边缘地带。主流上最精确的,则是历史,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帝王的起居活动,都得到详细的记载。然而中国人还是强调史学的文学性,好的史家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认为是“信史”,但其中也有很多文学加工的痕迹,或者说,就是在不影响事实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的想象补充。
  和西方人更偏重于使用头脑思维不一样,中国人对心灵的感知能力非常看重。心灵是一种直觉,它会产生和固定常识;倚重心灵来认知世界其实是一种人类本能,就像孩子对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一样。因此辜鸿铭说,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种孩童般的心灵生活。
  这从我们的语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汉语是一种极端简化的语言,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时态、语格之分,也没有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区别。故而中国人学英语不容易,而西方人学汉语就更艰难。前者是用孩子的方法去学习成人的思维,而后者则是用成人的思维来将就孩子的天性—这要求他们首先主动在心智上降级。
  不过中国还有一套书面的语言,即文言文,它适用于精英们进行更准确和理性化的思考,但它是不向普通大众开放的一个系统。这种书面语与口语的割裂,林语堂认为是为了防止一个“半知识阶层”的产生,这样一个阶层被认为是对文明的威胁。各安其份是儒家的“控制论”,如果不专业的人们参与对道理的思考和解释,那么世界就会乱作一团。
  今天我们已经不喜欢这种控制,但按照这个传统逻辑去观察历史和当下,会发现它所预言的后果已经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导致和加剧“礼崩乐坏”的力量,而今天中国融入当代世界以后,人人都想当意见领袖,许多半吊子的解读和误导也让人莫衷一是,有时候真理越辩越模糊。真理诚然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但它的本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却仍然还是真理。
  回到“现代工业制度与中国文化的本性相违背,但中国人仍然还是把它习惯下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工业发展早期所谓的高素质劳动力,相当程度上和那些从农民摇身变来的中国工人有一种孩童本性,而不是一个“半知识阶层”有关。他们调整了自身角色,找到了各安其份的“份”,凭借直觉予以内化,而没有能力在权利和利益结构上对这个新的“份”展开理性的思考。
  角色调整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变通性,把外来的新事物按照自身所在的文化框架进行重新包装,转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只要不过于苛刻,在可以忍受的程度范围内,工业结构里的上下班,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形式,即便有制度管束,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平衡。在珠三角典型的工业集聚区里,你会看到很多室外桌球场,人们花几块钱就能获得一个游戏的机会,还有一些小店会把电视机对着大门外,就能吸引很多工人长时间坐着观看。
  赛珍珠说,中国哲学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它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我们从工业区的生活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她的这一描述,事实上对中国工业化之路的顺畅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工作和享受
  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的科层制,是保障效率的制度设计,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体现着德国式的纪律性和美国式的工业主义。它让每个人认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等级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它让诸如企业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规模非常庞大但同时保持运行稳定。
  对于等级制,中国人从不陌生,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秩序体系。不过,在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对等级的感知和遵守,是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血缘关系和彼此的相互了解成为一层润滑剂,让等级显得不那么生硬和强制。
  这种对于角色的心甘情愿就是一种心灵体验,它让森严的规矩变得模糊化,变成一种自然举止。庞大的、强制的和没有温度的科层结构,才是陌生的外来者。
  作为严格科层关系的一个缓冲,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提供了这种过渡。“企业办社会”部分牺牲了效率,但它让一个大型工业组织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环境之下。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区域里,区域内还有幼儿园、菜市场等内部设施;家庭仍然是人际互动的一个基础单位,每个家庭还可以“子承父业”。内部有完备的角色分工,同时彼此又以一个共同体的身份面对外界,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儒家关于“爱有差等”的同心圆理论。这种组织方式,其实更接近中国传统社会的面目。
  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很少听到工人因为工作环境的压抑而自杀的实例。进入新世纪,大企业里“十几连跳”这样的故事,是在对组织效率的过度崇拜无限压缩了心灵生活空间之后发生的,此时的国企也不再承担社会空间构建者的功能,而是把它推向了市场。
  涂尔干认为,宗教生活和自杀率成反比。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所倡导的生活伦理就是一种特别的“宗教”,在这种生活伦理指导下,法律和规则都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这种不符合现代性的文化,却给人们提供了心灵生存的空间,成为一种阻止精神崩溃的力量。它不强求工整的逻辑性,而是希望一切合乎情理。
  逻辑会堵住你的嘴,情理则会让你把那口气吐出来。《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是一个族长,他的责任不是完全按照规矩断定是非,而是用情理对矛盾进行艺术性的调和。这样的生活,其实今天的年长者都还有体会。而在由大量陌生人组成的科层制严谨的企业组织里,就不会再存在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一切都是由板着脸的规矩说话。
  中国人对现代组织制度的适应是迫不得已的,这也是温顺和实用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机会有限的条件下,寻找生存庇护是第一要务。新的机会一旦出现,他们又会萌起重返更合乎情理的生活的冲动。90年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下海潮中,许多人其实是在转换生活轨道,寻求不被规则所管理而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性。
  而在今天,国企、外企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再是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民企、中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去向。创业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大学毕业生表现出来的创业主动性和能力都令人侧目。还有许多对大城市陌生人社会厌倦了的人们,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无论是去民企、中小微企业就业,还是自己创业、回故乡工作,人们都是在退回一个小环境里去。真正符合中国人精神需求的工作,其实是“作坊式”的。民企、中小微企业和自己创办的小团体,常常可以提供一种家庭式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劳动不会异化,人们更容易意识到自身的完整性。
  传统社会里,工作与享受是结合在一起的—哪怕这种享受卑微得可怜,一个木匠会在制作木桶的过程中获得艺术体验,一个农民会在插秧的时候唱着山歌或小调。而现代社会的大部分职业,都把工作和享受区分得非常清楚;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把工作视为一种煎熬,坚持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结束它。不过在今天,人们又有条件努力促成两者的结合了。
  也有人在反向而行。因为我们的文化着重于家庭,而不关心社会,人们会把适用于家庭的相处方式扩展到社会领域去,而无法理解现代文明对隐私的需求。比如七大姑八大姨们热衷于对年轻人的恋爱、婚姻、薪水甚至日常私生活进行公开的询问和谈论,使得一部分接受了现代社会规则训练的年轻人不得不待在大城市里,以逃避乡土。
 
  艺术与心灵
  我们今天还是无法彻底理解和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而这显然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效法西方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立,但我们在制度和道路上还是强调中国特色。
  城市形态的西方化,其实是出于效率上的需求,而不是内心的真正偏好。内心里,我们还是对古式的城镇和建筑更加倾注感情。
  此外,我很怀疑那些宣称喜欢梵高、毕加索和达利作品的人中间,是不是还混杂了一些装模作样之辈,因为我们传统的审美里是抗拒剧烈、抽象和奇异的。同时我们也不喜欢艺术上的过于真实,西方油画进入中国的时候,士人们就认为它不美,因为它太过真实了。中国的传统绘画、音乐,不主张用作品去展示自己对社会的独特见解,画作基本上都在表现同一主题:自然的美和心灵的宁静。
  前面说过,文化就是我们的“宗教”,而宗教在义理上是有恒定性的,无论人处于何种贫困、艰难的境遇,都会把这一义理作为心灵的慰藉。自然的悠远、宁静和神秘,就是中国绘画、音乐艺术的义理。林语堂引述明朝萧士玮的话说:“如果雨点打在你的头上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领域里,没有给科学留下什么空间。音乐的理性化谱曲方法,绘画中的透视和几何,都不曾在中国产生。中国传统艺术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灵体验,是排斥任何公式的。这或许更加接近艺术的真意,因为人类艺术诞生之初,都是和神秘世界沟通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某种有规则的审美。中国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就像原始时代巫师对于鬼神的模仿一样。
  在20世纪初期,文艺复兴艺术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贝伦森就提出过担忧:“我们欧洲的艺术存在一种演变为科学的毁灭性倾向。”1980年代著名的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也强烈批评科学对人文的侵袭,里面还杜撰了一种艺术教材,其中有几页是用几何坐标的方式来“科学”地分析诗歌的艺术价值,并且建立了一种公式。讲解完这一公式之后,基廷老师突然对学生喊道:“撕掉它,让它见鬼去!”
  “艺术的科学化”其实是头脑和心灵在打架,头脑试图压制心灵,而在中国传统生活里,头脑和心灵从不冲突,它们一直和谐共存。
当然,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用直觉和常识早已应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得不用科学的方法把事情条理化、逻辑化,甚至在许多领域,科学也越过了它的边界,去干涉情感、伦理和艺术。
  不过人们还是承认,唯有心灵的能力被调动起来,彼此共情,而不要过于钻死胡同,社会才会更和谐、更令人愉悦。比如广场舞,从理性的角度看,它常常是违背现代社会规则的,一开始矛盾不断,而现在已经很少再听到跳舞者和不跳舞者之间的冲突,人们互相在情理上进行了中庸的妥协,用中国人独特的方式化解了问题。
  是化解而不是解决,解决是消除问题,而化解是让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构成一个问题—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品质。每当一些在道理上没有漏洞但不太符合情感体验的事情出现时,人们没有解决办法,但有化解办法,他们会谆谆劝导说:“虽然你道理不亏,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空间里的团结和运作还怎么维持?”
  中国人依靠心灵来认知和行事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这是我们体验生活幸福感的方式。如果取消了这一点,那么许多微小但珍贵的幸福也会跟着烟消云散。体现在当下的社会,是现代性虽然不断生长,但人们在共处细节上还是遵从内心、自由不羁,比如餐馆里的吵闹在西方人看来让人皱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正是餐馆应有的样子。
  用心灵来认知的最大缺陷在于,这样的人群更有可能受一些不理智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的精神支配,从而沦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有效地防止这一点,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