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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品格,是自信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

“唐”的品格,是自信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

荣智慧 | 2018-01-24 | 南风窗

自信归根结底跟自己强大有关系。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朝人自信的基础。

  直到今日,唐人街、唐三彩的“唐”依然指代着“中国”。在鼎盛时期,唐朝的GDP高达世界总量的六成,领土面积是当今国土的两倍,数以百计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怀着崇敬之心,趋附长安“朝圣”,成千上万的诗人创造了一个令人仰止的文学高峰。
  诗人王维写“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意思是早朝的百官在曙色中走进辉煌的宫殿,同万国使节一起向面罩冕旒的唐朝皇帝叩头。在到访长安的外国使节眼里,层层叠叠的宫殿大门如九重天门,迤逦打开,初升的太阳照射在仪仗之上,身穿华丽龙袍的天子被御炉里的袅袅香烟环绕,中书省的官员毕恭毕敬地用五色彩纸写下皇帝的旨意。
  如果说唐在中国人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那么了解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心态风貌、处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则,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人的行为和生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向《南风窗》介绍了一系列充满烟火气息的唐朝生活细节,以及唐朝礼制的历史意义。
 
  吃饭和穿衣
  《南风窗》:要了解唐朝人,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吃”。当时老百姓的饭碗里应该有麻黍稷麦豆,也有稻米,还有没有其他的主食?餐桌上都有些什么?
  张国刚:跟汉朝比,唐朝人饭桌上的麦和稻米分量加重了。麦子是占主要地位的食物,加工技术发生变化了。加工工具,民间主要是小磨,唐朝有一种用于商业经营的大型磨粉设备叫碾硙,用水力来推磨。渭水边上的很多达官贵人都拿这个来加工,很来钱的,太平公主都跟民间争碾硙。这就证明长安需要更多的面粉加工来做成面食,一般都是饼。
  主要蔬菜有葵菜,从丝绸之路传来的有莴苣,唐朝人叫千金菜,有菠菜,又叫波斯菜。还有西瓜、波斯枣,调味品有胡椒。肉类呢,羊肉吃得比较多。牛肉比较贵重,因为成本高。鸡呢,“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是招待客人时比较方便的肉食。猪肉是不太高档的,到了宋朝也是这样,为什么苏东坡有“东坡肉”呢,因为他没钱,也是跟南方的羊肉比较少有关系。
  《南风窗》:受到南北朝服装风格影响之后,唐代的服装有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张国刚:做衣服的布料,那时候还没棉花,主要是丝绸和麻布,所以唐朝征税,征布和绢。唐朝在土地规划的时候,规定有20%的土地必须种桑树,将来可以传给子孙。
  衣服的样式,官服还是宽衣博带。我们从考古上发现,唐朝人喜爱体育活动,打马球,狩猎也要骑马,这时候宽衣博带就不合适了。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改进衣服,夹克式的,袖口要紧一点,紧身的衣服在社会上很流行。正式的服装还是要“西装革履”,便衣的时候就随便穿个夹克衫是可以的。
  《南风窗》:在陕西出土的一些墓石椁线刻画、壁画,都有穿着男装的女子。
  张国刚:唐朝有个重要的现象,女孩子出门戴幂.,有个罩子把脸遮住,你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你,礼制规定必须戴。实际上很多人不戴,像虢国夫人,她们就不戴。太平公主也喜欢穿男式衣服,这个是有点时髦。女孩子也想活动,穿着袍啊带啊,裙裾窸窣,不方便,男装比较方便。
 
  起居交通和文化生活
  《南风窗》:唐代的长安是一座夯土城,但是高宗时期迁到洛阳就是内外包砖,阔气多了,那么普通人家的房子是什么材料做的呢?格局什么样?居住面积会有多大?
  张国刚:唐朝时对官员住房是有要求的,几品官,住多大房子有规定,比如五品官员堂屋是五间七架,门厅三间两架。庶民百姓的堂屋四架,门厅一间两架。这就是制度。 
  有个叫马法律的人,他的一套房子有80多平米,5间屋子最大的24平米多,最小的8平米多。这是唐代普通民众的住宅。
  建筑材料,南方主要是竹、木,上面铺的是草,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茅屋很普遍的,很容易起火。韩愈在南方做官,包括在江淮一带,都告诉他们不要用茅草,要用砖土造房子。砖比较罕见,因为要烧制,洛阳城才有包砖,一般都是土砌的房子。
  《南风窗》:家具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人们为什么开始流行坐椅子,而不是坐在地上了?
  张国刚:日本、韩国学唐朝,你看他还是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也叫床,“东床快婿”就是坐在榻榻米上。坐在这种床上,要盘腿,所谓正襟危坐。伸开腿踞坐是很不客气、很不礼貌的。三国以后开始有胡床,草原坐地上不方便,搞个马扎,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符合人体结构,慢慢开始普及。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本人是交脚而坐的,其他欣赏音乐的人很多坐椅子。椅子的概念在唐中后期就有了,开始椅子脚没那么高,但还是可以把人抬起来。
  椅子反而是非正式场合的,正式场合,还是盘腿坐的。坐椅子普及开来以后,人们进屋就不用脱鞋了,家里就不像日本人、韩国人家里那么干净了,也影响到整个家居装饰的变化。到宋代,椅子就有了各种样式。
  《南风窗》:交通方面是什么状况?
  张国刚:唐朝的马是官方控制的,民间养马受严格限制,而且马也很贵,有钱人家才可以养。官方的传输系统叫驿,30里、40里有一站,相当于官方招待所。民间交通用驴,驴是最普通的民间交通工具。
  唐朝人旅行,最重要的是通行证,叫“过所”,它记载着你带着什么东西、为了什么事情而经过一个地方,到各个关卡,都要出示。出国也是这样,你看唐玄奘,没拿到这个证,是偷渡出去的。《西游记》中交“通关文牒”,官方同行才叫文牒,私人出行叫“过所”。
  开元年间和贞观年间,因为天下治理得好,交通很安全,几千里地,不用带什么防身武器,都有客栈,也不用带粮食,皆取给予路途的客栈。
  《南风窗》:据说玄奘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散于四众”,唐代的印刷品一般都印些什么内容?似乎白居易还印了自己的诗到市井上卖?
  张国刚:盖章、拓片,这个技术中国早就有了,由这个技术发展成雕版印刷,很容易。要论证什么时候它用来印书,不容易找到确切的根据。唐朝很早就懂得刻版制作印刷品了。北朝以来,抄写佛经,就是个职业,专门雇人来抄,也是一个供养的方式。很多人要做慈善,肯定也会往这方面去想:印得更快。不过目前我们发现的,还是868年咸通九年的《金刚经》,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里。
  第二个就是写诗,尤其是白居易的诗,非常受欢迎,白居易卖诗集去买酒。第三个是历书,俗称黄历,需求量也很大的。
  《南风窗》:白居易的《琵琶行》流传千古,看来琵琶这种外来乐器在唐代已经相当流行?唐代还有什么乐器比较受人欢迎?
  张国刚:古代的庙堂之音是雅乐,祭祀用的。唐代宗庙祭祀的雅乐之外,平常朝廷里的演奏,有俗乐,有胡乐,像梨园,请了歌舞演员在里面培养,叫梨园子弟。
  琵琶是非常受欢迎的,曲颈琵琶也叫阮咸。唐太宗有一个叫李元昌的弟弟,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说成功之后希望赏赐他在太宗身边弹琵琶的女子。箜篌、笛子也是常见乐器,“羌笛何须怨杨柳”。唐代的古琴以雷琴最为知名。羯鼓,唐玄宗李隆基最擅长击鼓。鼓是统摄整个协奏曲的。李隆基的哥哥宁王,最擅长吹箫。
 
  婚姻与家庭
  《南风窗》:你的著作介绍过唐代的婚姻状况,请问唐代人的婚姻是如何缔结的呢?他们需要考虑的标准、条件是什么?
  张国刚:唐朝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两家门第要相当,不相当的话,有一方吃亏了,他就必须拿很多聘礼。像有些士大夫家门第高,但是衰落了,有钱的新贵和土豪就得拿更多的彩礼,叫“赔门财”。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婚姻缔结呢,当然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是不可以的。唐传奇里面,有男女之间自己相好的故事,但我们在官方材料看不到。比如《太平广记》有个故事,柳参军游园时遇到一位崔姑娘,他俩互相看上了。崔姑娘早就由母亲做主,和舅舅家的表哥王生订了婚,但她跟着柳参军偷偷跑了,之后被王生发现行迹,扭送到官府。由于当年是王生先交的彩礼,所以官府判崔姑娘嫁给王生。当时的法律就是谁先交彩礼,谁赢得这门婚事。
  但崔姑娘就是不愿意跟王生过日子,又逃出来找柳参军,又被王生找到告官,崔姑娘就哀求王生,说自己有柳参军的身孕了,请求不跟王生回去。但是王生也不因此嫌弃,他还是喜欢她。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什么女子的“贞洁”了,唐朝人不太讲究这个。
  李世民的妃嫔里面,跟曹操一样,有跟别人生了孩子的,又跟他生孩子。唐朝人对离婚再嫁、寡妇再嫁都没什么障碍,无论是官家还是老百姓家。
  没什么法律的或者现实的障碍,甚至唐代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敦煌文书记载,有一个女人跟婆婆过不好,她就提出离婚。
  《南风窗》:唐代的家庭又是什么样的形态?一个家庭如何去决策关于立嗣、财产继承、析家等大事?
  张国刚:官方规定和伦理道德提倡的是不一样的。
  士大夫、传统家庭从“政治正确”角度说不主张分家。 “义门陈氏”(就是陈寅恪这个家族的陈氏),超过五代同堂,一个大家族上千人,家谱编写于唐末,9世纪末,家庭生产和生活,很有组织性,像公社、生产队一样。
  但对于芸芸众生,分家是必然,兄弟、婆媳、妯娌之间总是有摩擦。而且大家族在一起,不能提高生产力,大家一起干活就磨蹭,不努力。
  唐朝法律规定,父母在,不分家。但是《唐律疏议》规定可以“同籍异财”,就是户籍上不分家,生活上可以分家。同籍异财的情况很常见,是法律对现实的一种认可。但是官宦人家还是反对分家,房玄龄死了以后,房玄龄的二儿媳妇高阳公主要分家,唐太宗把公主骂了一顿。
  唐代小家庭生活,也跟当时生产力有关系。江东的曲辕犁,一个人就可以操纵。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二牛抬杠式,不利于小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生活单元。
  《南风窗》:一些关于礼制的研究表明,唐代的礼法有一些转变,政治概念压过了血缘,甚至叫“礼制下移”?
  张国刚:唐朝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礼”要从几个方面去理解。我有个观点,儒家这些经典,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慢慢内化成为士人的准则。由于经典的文本不一致,关于礼,一直到东汉,解释都不统一。南朝士大夫,各家的礼都不一样。“卿卿我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你的礼,我有我的礼,大家的礼不一样。
  东晋南朝已经有人出来做总结工作,想把“礼”统一起来。敦煌就出现一些总结性的东西,比如“书仪”。官府方面就是《大唐开元礼》,有一百卷,在《通典》里面。礼背后是文化,里面规定士大夫家族的婚礼、葬礼、家教、门风,这在《颜氏家训》里也都有表现。你按照“礼制”生活,就是士大夫,不遵从就不是。
  唐太宗就不信这一套,他不承认社会上关于崔卢李郑王等士族高门的划分,命令重新搞一个《氏族志》,把皇家放第一。高宗时期,由于皇后武则天和宰相李义府都不在这个单子里,就又搞了一个《姓氏录》,五品以上都登士族,政治身份就等于士族的文化身份。
  但是两百年后,唐宣宗嫁女儿还是嫁不出去,为什么?士族子弟不愿意娶。唐宣宗就告诫自己女儿,你要遵从人家的礼法门风。有个公主生气时把筷子给扯断了,他说你这样怎么能嫁到士族人家,一点不懂礼法,最后把她的妹妹嫁出去了。
  还有一个公主嫁出去之后,小叔子生病了,她去庙会看节目,最后被训了一顿:哪有小叔子生病你不在家照顾的,怎么跑到外面看戏?所以你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唐朝皇室也要遵守礼法。所以有这个说法,礼法门风既在上移,也在下移。上移就是皇家,下移就是老百姓家。
  宋明理学,就是把这些东西理论化、条理化。佛教做了中介作用,清规戒律跟儒家互相影响,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最后是佛的还是儒的,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南风窗》:唐代的疆域广阔,特别是都城和外邦的沟通交流大增,当时的首都居民是怎么看待这一情况的?知识阶层对自身文化、制度和疆域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国刚:安史之乱是个分界,长安是西京,洛阳是东都,洛阳主要是武则天、高宗住在那,玄宗两边跑。安史之乱以后,没有皇帝再去洛阳。唐朝有很多陪都,像今天的直辖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是对外交往的内地重要城市,比如长安的西市专门是外贸活动。
  唐人眼里的胡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有钱,做生意的,贩卖珠宝,也有做餐饮工作、服务工作,所谓“胡姬当垆卖酒”。盛唐时期,很开放的,胡人不光带来西域的物质,还带来宗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汉人不信,都是胡人信的,胡人也影响唐朝人的生活习惯。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唐朝知识分子对于外邦异域文化持包容态度。粟特人、日本人在唐朝做官,是很常见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歧视。
  《南风窗》:那些远道而来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又是怎么看待唐代文明的?
  张国刚:那时候最突出的日本人、韩国人,唐朝专门给他们设置了考试科目—宾贡科,也有考上的,来做官的。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西域人来华,更多是商人。第二代、三代之后,读书做官、门荫入仕的,从北朝以来就不在少数。
  外邦人对唐朝的赞美那是不用说的,日本韩国都是照搬好多制度过去。中亚许多商人,在唐朝也过得很好,社会安定,生活富裕,赚了钱不回国,就在长安买房子买地。
  《南风窗》:我们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唐朝的品格?
  张国刚:首先制度自信,比如毫不忌惮让外国人做文官、武将。专门设置宾贡科,接受外国留学生,供给官费奖学金。其次,也是因为周边没有挑战者,别人确实比较落后,东亚的日本韩国刚有自己的文字,东南亚的发展水平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差不多。中亚国家小,多战乱,直到7世纪阿拉伯人起来以后,才带来一些文化。
  唐朝的自信也表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上,比如向印度取经学习佛教,用印度历法改造中国历法,它没有任何顾忌。唐朝时期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成为一种仪式、重大的活动,三道论衡是很盛大的。
  自信归根结底跟自己强大有关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财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朝人自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