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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架构中国2000年

汉朝,架构中国2000年

谭保罗 | 2018-01-29 | 南风窗

在汉朝才真正成熟的皇帝制度,从根本上构建了中国人生长的政治经济框架,也决定了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人的某些特质。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现在,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中国通行的主要文字是“汉字”。换句话说,这个朝代给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人,打上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
  即便在广为称颂的唐朝,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大诗人,也多半会有一种“崇汉”、“思汉”的微妙心理。
  在唐诗中,“以汉代唐”的风格寻常可见。比如,高适的《燕歌行》写道,“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诗人用汉将代唐将。再比如,杜牧的《早雁》写道,“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长门”其实是汉代宫名,而非唐代。
  汉朝的魅力究竟在于何处?在于它奠定了中华民族生长的政治经济框架。如果说秦朝有了皇帝,提供了一种皇帝治下,中央集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可能性,那么汉朝则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层面,将这种可能性予以制度化,并延续到后世,乃至影响更远的将来。
  这种政经框架,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乃至审美的偏好。换句话说,也决定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某些特质。
 
  “皇帝”崛起,从启蒙到制度化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他废除分权式的贵族制,开创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的作为可以看成是一种皇帝制度的“启蒙”。
  除了秦始皇本人之外,秦国的皇族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做皇帝的底气,也没有那一份自尊。秦朝末年,当打着六国贵族名号的农民起义军兵临首都咸阳城下,权臣兼宦官赵高对秦始皇的孙子子婴说:“始皇帝君临天下,才敢自称皇帝。现在六国起兵独立,秦国疆土还不如以前,你干脆就称秦王好了,这样好和刘邦、项羽讲和。” 子婴说,也罢。
  子婴显然没有“皇家气象”。宋朝灭亡,大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也在煤山上吊殉国。东罗马帝国的亡国时刻,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看到城墙坍塌,突厥人拥入,便纵马冲入敌阵,战死沙场,何等壮烈。
  实际上,研究各国历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成年皇帝殉国的比例比后人想象的要高(未成年皇帝多半是被篡位者害死),这是一种皇家的自尊心使然。
  秦朝末帝缺乏浩然之气,可能与皇帝个人的气质、胆识和成长环境有关,秦朝的确只能说是皇帝制度的一个启蒙时点,点燃了这个制度之火,但制度并未固化,而皇家气象也并未形成。制度的加固和夯实,发生在汉朝。
  汉朝对皇帝制度的夯实,在于通过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几代人的实践,提炼出了中国皇帝制度的两点精髓:一是思想观念上的,皇帝出身并不重要,它所代表的社会治理秩序最重要;二是制度上的,即中央集权和皇帝制度互为孪生兄弟,没有前者,后者不会存在。
  汉高祖对皇帝制度最大的贡献是思想观念上的,即皇帝不问出身,集流氓、落魄公务员(亭长)和赌徒于一身的人当了皇帝,等于点燃了所有中国人的皇帝梦。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阶层良性流动、社会平等的最高形式—尽管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
  秦始皇是秦国的王族出身,尽管他的血统长期被质疑和吕不韦有关,但毕竟名分上是周天子分封的百年贵胄。刘邦当皇帝,这为中国皇帝的背景多元化提供了合理性。
  在刘邦之前,陈胜吴广只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之后,比如在五代十国时代,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喊出了更具雄心的口号:“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到了明朝,集还俗和尚、流浪汉和乞丐等身份于一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
  后来,少数民族的酋长又做了汉人的皇帝,并且清朝的江山延续数百年,如果不是全球化进程带来外患频仍,时间还会更长。可以看出,对中国人来说,皇帝是谁并不重要,皇帝只是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某种固有秩序的一种期待,它是一个符号。
  皇帝代表的秩序是中央集权,这是汉武帝对皇帝制度的最大贡献。皇帝的威严不是来自于君权神授,而是来自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手段,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更加有赖于这种手段的制度化。没有中央集权,没有皇帝。
  在汉武帝之前,皇帝尚且缺乏真正的威严感。汉惠帝责备曹参在执法上因循守旧,不知变通。曹参说:“陛下和高皇帝(刘邦)比,哪一个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强?”惠帝说:“你赶不上萧何。”曹参说:“既然我们都不如前代,那么为何不遵循前代之法呢?”
  以上这个“萧规曹随”的故事说明,皇帝是保守的,并不急于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因此,才有了惠帝之后的文景两帝的“无为”之治。汉武帝改变这一切,武帝的改变也是汉朝对中国皇帝制度的第二个贡献,即通过一系列中央集权的具体措施夯实皇帝制度。
  从此,中国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天子”、“九五之尊”和“万人之上”,中国人也真正成为了皇帝的子民。
 
  中央集权,权术和财金的双轨
  中国人对汉武帝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最粗陋的层次莫过于“雄才大略”,第二个层次则指向了他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创新,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开拓了疆土;第三个层次则是,他从财政金融上构建了中国帝制时代的治理框架和范本。
  讨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毫无意义,他的很多政治手段则具有开创性价值,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传统。其中,最富有政治生命力和时代穿透力的一条是刺史制度。
  西汉初年,在地方行政单位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国,实行郡、国两制并行。到汉武帝时代,郡国总数超过100个,中央政府难以对如此众多的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进行监察。于是,汉武帝设立了刺史部,全国的郡国总共分为13部,每个部设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进行监察。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并非汉武帝的创举,秦朝就有,但汉武帝的创举在于“小官监察大官”。刺史的官阶并不高,俸禄只有600石,但郡国首长却超过2000石。监察者的官阶比监察者低,而待遇更差,那就会导致监察者有强烈的“监察”欲望。
  这种对人性的利用,不啻为一种极为高明的政治策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的监察制度和官僚系统的制衡规则。“扶弱制强”、“以弱制强”,后世的皇帝长期都善于使用在生理、心理上都有缺陷的宦官集团监察、制衡更为强大的文官集团,这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高超策略。东汉、唐朝和明朝几乎所有相对“长寿”的帝制王朝,都出现过宦官专权。
  在好的时代,监察权有利于遏制官僚集团的腐败,有利于对地方优秀人才的发掘。但在不好的时代,监察权很可能沦为一种“整人权”,成为官僚系统内部倾轧的最有力工具,谁掌握这种工具就在权力天平上增加了砝码。
  到了西汉末年,刺史的权力不断扩大,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地方行政层级,刺史成为了监察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有的刺史还改成州牧。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小截面。此外,他还削弱相权,建立中央常备军等。除了政治上的措施,在学术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儒学彻底变成了皇帝的儒学,这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必须苦苦追寻儒学的真面目。
  但归根结底,任何权力的稳固,最根本的基础都是必须有精英集团的拥护,而拥护的动力来自于对集团内部成员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又来自于中央政府对财政金融的掌控能力。问题就变成,并不具备生产性功能的中央政府,如何从民间的生产领域拿走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进行再分配。
  桑弘羊是汉武帝的财政部长(大司农)。他生于富商之家,幼年即是洛阳城赫赫有名的神童,精于心算,少年时期入宫,成为汉武帝的陪读。尽管史家着墨不多,但可以推断,桑弘羊的“财经治国”思维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武帝,部分成为武帝“强国之策”的思想资源。
  汉武帝财经集权措施很多。如盐铁专营,类似于将两种最赚钱的生意由国家经营,即建立“国营企业”直接斩获利润。有数据显示,光是盐业专营一项收入,就曾经占据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又如均输,简单而言,即是国家替代之前的批发商,直接倒卖郡国上交中央政府的实物资产。
  再如平准,即在均输的基础上,国家扩大介入商品流通的范围,从地方政府的上交实物资产,扩大到其它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主要商品种类。从政治上讲,这样做可以更大范围地稳定物价,维护社会稳定,而从政治权谋的“经济驱动”层面来说,则是增加国家收入,以维持对“皇帝利益同盟”的支付能力。
 
  人的演化,历史传统的硬币两面
  最好的国家治理大师,一定是懂得利用人性的,不管是利用坏的一面,还是好的一面。
  在汉武帝财经治国的诸多措施中,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的本质都是“做大国企”,而财政税收方面的两项措施同样可称为创举,一是构建垂直的国税系统,二是告缗制度。
  桑弘羊应该说是在帝制时代构建起中央垂直领导的财税系统的第一人。用今天的话说,他打造了国税系统的铁军。以前,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是相对独立于中央的,但桑弘羊要求中央的大农部(财政部)开始监管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这是顺利推行其他各项财经改革的根本保证。
  事实上,当今世界,越是发达的国家往往有着越发强大和高效的直属于联邦政府的国税系统。比如美国,其国税局一直都是远比美国证监会、FBI等强力部门更让富豪闻风丧胆的机构。而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汉武帝和桑弘羊就深谙财经垂直治理之道,这让后人深感钦佩。
  不过,财政税收领域的告缗制度则不然,某种程度上,它受到的质疑并不少于赞许。所谓缗,即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而告缗制度则是举报隐匿财产从而避税的人。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是穷人举报富人,因为对百姓告发商贾往往有重奖,“有能告者,以其半畀(给)之”。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一制度遏制了商人阶层的无度扩张,尤其是限制了对自耕农的兼并,保证了国家的税收。但从不好的一面来看,它也限制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打击了再生产的扩大,摧毁了正常的商品经济,比如《史记·平准书》就记载“商者少,物贵”。更重要的是,告缗制度以鼓励国民互相告发的方式实现国家目的(征税),无疑是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皇帝与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历史最深刻的烙印,而汉朝是这一制度真正的形成和巩固期。从秦朝启蒙,汉代巩固和深化,一直到清朝的终结,皇帝与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它必然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性格。
  流氓、乞丐都能做皇帝,那么秉持家国情怀的读书人更是大有可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代的读书人唯有在中国,才会如此大幅度地享有这种阶层流动的自由。在中世纪的欧洲或古印度,文字书写是教会和贵族的专利,多数普通人甚至都缺少读书的权利,沦为文盲、农奴或者贱民,遑论通过读书赢得未来。
  比如,在中国的西汉时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体系已日臻成熟,这个制度直到上世纪中叶才正式废除,但对印度社会的影响至今难以根除。这是一种比西方的领主贵族制度更固化和落后的制度,它深刻地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之路。一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考察印度后说,在印度大城市,年轻人走路通常很慢,无所事事,好像没有明天。但在中国,每个人都好像在奔向明天。
  秦汉以降,中国人享受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庇护下的平等观念和奋斗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乐观性格,而这不是所有民族都有。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工业化能如此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不过是这种性格的大爆发。而从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则用数百年时间才冲破了贵族制度,成就了现代化的奇迹。
  此外,皇帝和中央集权的“自我强化”特征,也让中国国土没有长期分裂,从而成就了全球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未来的无穷可能性。
历史传统是中国人的负担,但也是祖先对我们的遗赠。一个理智的中国人,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