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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雷英雄王开学和他的“地雷村”

排雷英雄王开学和他的“地雷村”

韦星 | 2018-01-29 | 南风窗

  一天,张登国来到王开学家,提议道:“你去党校给学员上上课?属兼职,没课你就在家劳动,有课才去上,报酬是每节课400元,包食宿。”
王开学的反应是:“不去!我一个农民上什么课?小学都没毕业呢!”
  张登国是麻栗坡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不想就此放弃。过段时间后,他再次登门,摆出理由:“首先,我们讲课内容中,有部分是讲你的,你去了,现身说法比我们讲好。其次,你去讲课也是在传播老山精神、东山精神,弘扬革命传统。”
  张登国还给王开学“打气”:你知名度大,很多媒体都报道你,“我做这么多年领导,但没有媒体报道我,你做的事,我过去想都没想过”—言外之意,“你比我强,你行!”
  这样,农民王开学就登上了麻栗坡县委党校的讲台,成为全国各地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官员们的王老师、王教授。他向一拨拨来参加培训的官员讲述战争中的见闻和战后经历。
  第一次登台授课,王开学紧张。不过,张登国还是向他伸出大拇指:“我给你打90分!”王开学欣慰地笑了。
  农民王开学变身“王教授”的背后,和过去25年里他的执着排雷有关。
 
  排雷“大英雄”
  距麻栗坡县城30多公里的中越边境,有个八里河村,村民散居在东山一带。
  村落是清朝末年贵州兴义苗民迁徙聚居而成。当初,迁徙过来的只有5户人家。随着迁徙不断和繁衍生息,1978年,那里已聚居38户人家。
  不过,重重大山阻隔中,这个小村落即便在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也一直是缓慢而温和的。他们和八里河村,鲜为外界所知。
  30多年前,发生于中越边境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中止了那里的平静。八里河村所在的东山和老山一带,成了交战的主战场,村落里每天开始迎接上千枚炮弹的袭击。
  抢占东山主峰、老山主峰等战时报道,让外界对主战场之一的八里河村有了概念上的认知。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逐渐远去,村民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但危险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远去。埋于地下或挂在树上的数以十万计的地雷和挂雷,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村民触雷事故的频现,八里河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地雷村”。该村出生的王开学,因为自学排雷且成效巨大,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排雷“大英雄”。
  1988年,18岁的王开学开始自学排雷,但真正系统而专注地排雷,是从1992年开始的。过去25年,他在雷区至少排出2万枚地雷。这只是保守估算,因为他也没有具体统计过。
  王开学告诉《南风窗》记者,有时,一锄头就能刮出两个雷,像翻出红薯一样。过去25年里,他每年从雷区翻出2至3背篓的地雷,最多的一年能翻出4.5背篓,而每个背篓能装410至420枚地雷。
  “毫不夸张地说,我哥排出的雷是最多的。”1月8日,八里河村村长王开富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去25年,哥哥处理掉的地雷,如果用车来运,起码有一卡车的东风车!”
王开富是王开学的弟弟。排雷数量上,村民也承认,王开学排的最多。因为村里真正懂排雷的就三个人:王开学、王开富、王清明。但后两人的技术、水准和排雷数量,远没法和王开学比。更多村民则不敢触碰地雷。
  不过,排雷英雄的名头,王开学不愿接受,因为“和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士比,我算得了什么?”王开学说,他们可都是20岁上下的孩子呀。
  “不愿”还因为这个称号有些尴尬:没人愿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这背后蕴含着太多苦痛和悲伤。
  但这一切由不得王开学,历史和现实将他推上“大英雄”的位置。过去20多年排雷生涯中,他屡试不爽,“成果颇丰”,人们的疑惑在于: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民,通过自学摸索,是如何做到的?有什么“秘密”?
 
  成功的“秘密”
  1987年,被越军占领的高地逐一被我军夺回,野战部队也在这一年开始撤离八里河。第二年,王开学就开始自学排雷。
  捡到地雷后,王开学就是端详、琢磨和思考:爆炸如何发生?内部结构究竟怎样?爆炸威力大小和什么有关……整整一年,他每天就这样琢磨,有时也找来地雷碎片研究,但他还是不敢拆雷。
  慢慢地,从对诸多地雷底部的观察中,他意识到:地雷的雷管和炸药肯定是分开的,否则运输中,颠簸受压容易引发爆炸。观察中,他还发现,雷管是从地雷底部装进去的,人踩上去就会爆炸。
  琢磨一年后,他开始拆雷。记得他拆的第一个地雷是58式反步兵地雷,内有200克TNT炸药,爆炸威力很大。
  成功拆除第一个地雷后,他拆第二个、第三个地雷。此后,遇到各种地雷,他都逐一拆除,了解其结构,还总结了预防措施:有线不绊线,无线不压正面。因为有的地雷一旦绊到就爆炸,有的地雷正面踩下就爆炸,但可从侧面捧着拿。
  在雷区,人们往往只专注于地下的地雷,但挂雷更危险。挂雷是挂到1.2~1.3米高的小树枝上,人一旦触到,挂雷一晃动就爆炸了,人的脑袋也就没了。挂雷的有效期长达80年。
不断拆、装地雷中,王开学对各种雷的结构了如指掌。摸索4年后,1992年,他进入距离村子5公里外的一片雷区开展排雷。
  排雷是很讲究的,第一步是除草,因为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容易踩雷。
  而排雷前的除草,先得开辟一条小路。这条小路需要用镰刀、锄头逐寸逐寸清理和摸排地雷,这个过程不能大力挥刀抡锄,只能轻轻、慢慢翻土。
  排雷的天气选择也很重要。要在早上雨露还在或泥土湿润时进行,因为下午太阳猛,尘土飞扬时操作,灰尘容易跑进眼睛,导致意外发生。此外,泥土太硬,即便刮到地雷也不易感觉到。不过,刚下大雨或泥土太松软也不好排雷,因为一翻翻出大块的泥土,操作太笨重也容易诱发危险。
  小道清理出来后,王开学就沿着小道朝地里喷洒农药。一年打三次药,待草丛、树木枯死、溃烂后,雷区裸露出来,排雷就易于发现目标和操作了,排雷压力也因此减轻些。
  这时,王开学拿着镰刀清理枯萎的树根,再用锄头一寸寸地往地下刮。裸露于地面或隐藏于地下的地雷逐一冒头。他再将地雷的炸药和雷管拆开。
有时,王开学清理一条200米的小道就能挖出100颗雷,“都是埋在20~30公分的地下”。
  喷药除草后,如果看到很多地雷裸露于地面,这片区域是最安全的。反之,是最要命的,因为那意味着地雷很可能是完全没有规律地隐藏地下,一不小心碰到可就完蛋了。
  诱雷也很可怕。有村民在发现某处的地雷后,以为直接拿走地雷就没事,结果是双雷叠加,地雷下还有地雷,一拉扯或踩上就没命或炸残了。
  “如果不小心,一秒钟就没命了。”王开学说,而且死了,骨头都捡不回,因为没人敢再踏入雷区帮你捡骨头。
  所以,25年来,尽管排出至少2万枚地雷,但王开学还是不敢骄傲,且每每进入雷区,他都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回到家躺在床上,我都提醒自己千万小心!”
 
  特殊的感觉
  即便被推上“排雷英雄”位置,王开学也不肯承认自己“已成功”,因为还有很多雷没排,而且他相信“可能还会遇到此前从没接触过的雷,甚至未来还有没有意外发生,都是未知的”。
  2012年,在广东中山打工的妹妹花了700块钱给他买了台金属探测仪。王开学感觉自己像个正规军了。拿着现代设备扫雷时,他一度感觉更安全和有把握,但正是这台金属探测仪差点要了他的命。
  有次,用金属探测仪探测时,没有发出响声,但王开学还是感觉不对,他放下了金属探测仪,用锄头和镰刀慢慢刮开发现:地下躺着一窝塑料壳的胶木地雷等他踩踏!
  逐一拆开发现,这种地雷内有三片小铜片,但金属探测仪就是没法发出声音,他惊出一身冷汗:过去20年,他可是都没有碰到过这类型的地雷。
  从此,王开学没再启用那台金属探测仪去排雷,而是延续过去的土办法。不过,每次排雷,他都要求自己像第一次排雷一样小心谨慎,且更注重自身的状态和感觉。
  排雷前遇到的某些现象和诱发的某些感觉,即便在外人看属迷信心理作祟,但王开学都听从内心安排,进而对是否继续排雷下决断。
  比如,去排雷的路上,如果他遇到一条蛇横在马路上,或是一只1斤以上的大鸟蹲在路上看着他不走;又或是在出门排雷前,他老婆提一句“今天你别去了,跟我去干其他农活”;乃至,他在晚上做一个不大好的梦,或起床后感觉困乏、不适,王开学都不会去排雷。
  特别是撞见一条蛇横在路上,接下来的15天里,王开学是绝对不会去排雷的,因为他认为那是自然界或神灵的某种暗示,提醒或阻止他短期内不要去排雷。
  此外,即便到了雷区准备排雷,如果附近100米内有人不停地说话,他就停止排雷。每年3月,他也不下地排雷,因为这是鸟儿繁殖交配的季节,鸟儿成双成对飞来飞去,下蛋后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叫不停……排雷时,周边的这些噪音会影响他集中精力,所以他拒绝在这种环境中排雷。
  排雷前,他关掉手机,把身上的烟和打火机,放在距离作业点至少50米远的地方。王开学说,这些感觉和做法,是自己慢慢悟出来的。
  “在雷区趟过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活到今天,最大秘密是害怕。”王开学说,这种怕是深入骨髓的,打他11岁那年起就已植入体内,再也拔不出。
 
  抉择的伤痛
  1981年农历九月的一天上午,王开学正在位于邻村的马鞍山小学上课。当时,语文课正上到第14课《小蝌蚪找妈妈》。
  突然,马鞍山村一个老太婆流着泪走进教室,她来到王开学身边,俯身抱了他一下,并哭出声来,然后就出门去了,什么话也没说。
  这个老太婆走出教室没多久,另一个老奶奶又走了进来,王开学知道那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她进来后,也抱着王开学哭了,泪水落在王开学脸上。老奶奶告诉他:你父亲被地雷炸到了。
  王开学光着小脚就跑出了教室,朝家里飞奔。那时,他不知道地雷有多厉害,路上他就想象着父亲可能伤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但到家门口发现,矮小的父亲变得更矮了:下半身被炸没了,五脏六腑都裸露在外,母亲和一大堆村民正哭得死去活来。
  父亲是在距家约800米的山上触雷身亡的,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战争正悄悄靠近和降临于这个村落。但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在那样的背景下,是任何村民都无法选择和回避的。
  王开学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父亲死后留下5个孩子,最大的是王开学,11岁;最小的妹妹8个月。
  父亲去世3个月后,29岁的母亲带着最小的妹妹改嫁了,就嫁在本村另一王姓人家—距离王开学家5分钟的步程。
  家庭突然失去父母后,陪伴4个孩子的,只有年迈爷爷和14岁小姑。因为健壮的叔叔和婶婶,在他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后不久,也分户出去单过了。
  家有5亩田地,但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王开学记得粮食总不够吃。特别是1982年底到1983年初,王开学家里经常缺粮;饿了,他就和弟弟妹妹们哭成一片。逐渐长大后,王开学不哭了,饿了就忍,不停喝水和上厕所。但弟弟王开富有些“不争气”,母亲改嫁时,王开富才3岁,他整天闹着要妈妈,甚至他一个人就直接上门去找妈妈。
  “但人家并不欢迎他。”王开学说,他为此训过弟弟,但他年幼不懂,还是不停地去找妈妈。直到王开富7岁的那年,一天,王开学和他说:“弟,你别去找妈了,人家看不起我们,要饿死我们也死在一块。”弟弟似懂非懂,不过,此后真的很少去找妈妈了。
  母亲改嫁的头5年,王开学从不和她打招呼,甚至路上碰到母亲,他都绕着走。他说,他恨母亲,直到后来才慢慢放下了恨,“毕竟,她也不是说有能力而不养我们”,“毕竟,我父亲也不是她杀害的”。
  但有一件事,王开学始终放不下:父亲死于地雷。除了父亲,堂叔王和光也被地雷炸伤。那是1986年8月16日下午,他们在村外放牛,彼时,炮火纷飞,他和堂叔为了躲炮,不敢回家吃饭。肚子很饿时,堂叔建议找野果吃。
  就这样,他跟在堂叔身后,堂叔在前方砍伐采摘野果时,“轰”一声踩到压发雷,一米多开外的王开学被冲击波冲倒了。不过,他没什么大碍。当烟雾散去,堂叔所在的位置,鲜血染红草木,堂叔的一只脚像扫把一样!王开学背着堂叔往部队的敞篷医院跑去,最终挽救了堂叔的生命,但从此,堂叔成了需要戴假肢走路的残疾人。
  村里还有更不幸的,比如王清明:1988年,15岁的他在山上放牛时,踩到地雷,弹片飞入他脸部和左大腿;1989年8月,上山砍柴时,他再次踩雷,左脚板因此没了,靠假肢走路;1993年,在地里干农活时,他的锄头敲到了地雷,这次,他的左眼没了。
  5年被炸3次,但活了下来,所以王清明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幸运还是不幸,他没有把握地告诉《南风窗》记者:“我应该还算幸运吧?”
  按当地对残疾人的补助,四级伤残每年可得1000元。王清明属四级伤残,按理每年也是1000元残补,但他被炸3次,情况特殊,可获每年4000元补助。“这是唯一的好处”,王清明说,他体内的弹片还没有完全取出,每年夏季疼痛难忍。
  王清明第一次触雷的前一年,即1987年,地雷夺走他大伯王金云的生命。三年后,地雷再次夺走大伯的独子王清忠。这一年,王清明的大哥王清树也因触雷被炸掉右眼和右手的一根大拇指。
  不过,在军区几次大规模的边境扫雷和划分雷区后,村民触雷情况逐渐减少,自2001年王开忠打猪草触雷被炸掉左肢后,就没再发生八里河村民触雷的情况。但这时,全村被地雷炸死的已有5人,40多人被炸残,平均每户就有超过一人被炸残。
  王清明讲述往事时,王开学在一旁静静坐着。他告诉《南风窗》记者,选择排雷首先和父亲的遭遇有关,其次和生存有关。此外,村民和亲戚的遭遇,也促使他不断排雷。
  如今,每次进入雷区排雷,王开学总想起父亲被炸后的场景,想起很多被炸伤、炸死的村民,想起参加他们丧礼时,那些哭天抢地的场景。“所有这些,都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排雷动力。”王开学说。
  生存需要是因为和弟弟分家后,每户只有2.5亩山地,王开学需要向雷区要地,所以他不断排雷、垦荒后,又把自己原先分户时得到的耕地全给了弟弟。目前,他还帮王清明排雷腾地。“他家孩子多,很困难,我要排20亩地给他。”王开学说,目前已排10亩。
  持续排雷25年后,王开学已从雷区里为自己垦出230多亩的土地,并在上面种植了澳洲坚果、黄花梨以及油杉。1月9日,他带记者来到这片地块参观,只见树木长势甚好,绿油油的,充满勃勃生机。
 
  王开学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堡镇八里河村人,因11岁遭遇父亲触雷死亡、母亲其后改嫁的变故,决心把村里的地雷排干净。经过25年排出至少2万枚地雷,他把大片“雷区”变成可开垦的山地,成为远近闻名的“排雷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