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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半场:从大国红利到大国技术

互联网下半场:从大国红利到大国技术

谭保罗 | 2018-01-31 | 南风窗

过去,从硅谷、西雅图舶来技术和商业模式,加以改进,斩获“大国红利”,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成为了印钞机般的存在。而现在,这个国家到了期待它们拿出“大国技术”的时候了。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急速分化的时代。
  截至2018年1月下旬,趣店在美国上市3个月之后,股价已经缩水差不多23。但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港股的腾讯公司则一直狂飙,市值超过5000亿美金,成为全球市值第6高公司。这一市值等于北欧强国瑞典的GDP。
  两家互联网企业的命运如此不同,原因并不复杂。对前者来说,它斩获“大国红利”的预期正在变得不确定,监管和其他非市场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而后者则截然不同,强大技术和产品团队始终能源源不断地给投资者带来惊喜,以及一种强大预期: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公司,未来还将进一步斩获“大国红利”。你看,微信已成为中国人最热衷的社交应用,就像当年的QQ。
  互联网企业的分化,越演愈烈。烧钱的共享经济,以及其他互联网+的项目,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让风投退出,依然遥遥无期,而BAT巨头在固守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却不断营造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阿里巴巴在自身体系之外,衍生出了蚂蚁金服这一堪比自身体量的新存在。腾讯,有了微信带来的无限想象空间,而百度,同样搭上了人工智能的战车。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互联网已经行至中场,有些事情,大局已定,但未来,依然不确定,并充满可能。窥测未来,必须从孕育互联网中国奇迹的“中国黑箱”说起。
 
  互联网“中国黑箱”
  在管理学中,有一种黑箱理论的说法。用它来比喻近20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的异军突起,非常贴切。
  所谓“黑箱”,指的是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结构的系统。要了解这个系统,只能通过信息输入和输出,来获得其内部信息。
  比如,中医就是典型例子。中药的治病机理即类似于黑箱,因为它暂时还无法用西方医药学的原理来完全解释,只能通过输入(药方)和输出(疗效)来窥测复杂而多样的药引、药方的作用机理。
  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黑箱。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还有京东、奇虎360这样的企业,他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都并不是中国人的原创,但被中国的企业家引入中国之后,却迅速赶超了西方同行。至少,在赚钱能力上如此。
  可以说,这个黑箱的输入是来自硅谷、西雅图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而输出则是互联网的“中国奇迹”,即如日中天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和它们让人咋舌的赚钱能力。那么,黑箱里面究竟有着什么“秘密”?
  秘密谈不上,它们都是常识。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深谙此道,因此不妨称之为互联网的“中国经验”。最直接的经验是统一的大国市场,而很多人往往忽略这对互联网的意义。
  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两者的体量都是世界第一。
  欧盟人口5.1亿。为什么欧洲没有产生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原因很简单,欧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等强国和小国的集合体。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一个超级应用或者游戏的横空出世,瞬间就可以获得上亿用户,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乃至趋近于零,因而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很好地分摊研发成本,有利于创意和创新的源源推出。
  但在欧盟,由于语言的不同,一款应用很难获得如此理想的市场规模。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北欧国家往往是互联网强国?比如在游戏(愤怒的小鸟,芬兰)、杀毒(F-Port杀毒软件,冰岛)等领域,北欧年轻人总能成为黑马。重要的原因在于,北欧工程师的英文在欧洲最好,他们以英文开发,并不面向欧洲市场,而是面向全球使用英文的用户。
  在全球互联网,英文市场是唯一可以和中文市场相提并论的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及北欧、南非(硅谷“钢铁侠”马斯克即出生南非)等其他英语人口国家和地区,特别要提到的是印度,随着这个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印度差不多开始在提供一个和美国规模一样大的英语互联网大市场。实际上,印度的确为硅谷培养了最多的非欧裔高管和创业者。
  因此,在一款应用尚未推出多语言版之前,英文世界的创业者就能获得一个和中国市场相当的英文市场。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和才和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一样,一开始就有这么优良和巨大的“市场禀赋”。
  按照2017年年中的市值统计,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巨头被中美两国瓜分,美国7家,中国3家。BAT仍然是代表中国的明星企业。从市值上来看,第一阵营是谷歌和苹果,第二阵营是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第三阵营则是ebay、Princeline和百度。显然,这种格局不过是互联网中文市场、英文市场两者体量势均力敌的一个折射。
 
  没有内部对手
  不过,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禀赋”远不止“语言统一”、“大国市场”这么简单。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框架下的某些特殊的产业环境,正好也适应互联网的野蛮生长,甚至几乎为BAT巨头的崛起“量身定做”。硅谷同行永远也不会享有如此优渥的“待遇”。
  2013年,百度的营收首次超过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最大“广告公司”。百度当年收入为319.44 亿元,而中央电视台约285亿,相差“一个省级卫视”的广告额。
  百度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个莆田系的生长环境。在美国,医疗费用的支付其实是一个三方博弈的关系,包括了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患者的三方。为了防止过高医疗费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有严格控制,这对院方往往有着制约。
  但在中国,特别是莆田系蓬勃发展的一些大城市非中心城区、郊区或者二线城市,患者尤其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多半都是自费,这意味着只有患者和莆田系的“两方博弈”。显然,前者处于信息的绝对劣势,只有被宰。2013年,百度超过央视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民营医院达到了10877家,其中莆田系占了8000多家,莆田系步入巅峰期。
  对百度来说,它在中国市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当然,这是非市场化因素造成的。没有对手,而监管又缺失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它可以采取任何商业模式。因此,百度和莆田系两者一拍即合,成就了医疗广告互联网+的“中国奇迹”。
  阿里巴巴的成功同样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中国零售行业的最大的“痛点”是价格过高,商场的价格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白领的承受能力。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制,对流通环节征重税,必然推高终端商品的价格。二是基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商场,也存在特殊的所有权模式。零售商在入场之前,往往经手了“二房东”、“三房东”,层层转手,推高了入场价格。同时,零售商往往是短租,“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必然削弱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总之,零售领域的这些“超级痛点”给了阿里巴巴崛起的机会。《南风窗》曾有文章指出,阿里巴巴崛起的本质是零售业价值链条的重新分配,即马云拿走了商业地租的一部分,分给了中小商家和消费者。“重新分配”,这一直都是中国人最追捧的。所以,阿里崛起不足为怪。
  同样,腾讯的崛起也有着特殊的环境因素。QQ的火爆,一定程度上源于当年中国的通讯费太贵。之后,腾讯又凭借QQ对用户的巨大粘性,找到最赚钱的抓手—游戏。游戏巨大的用户群体,同样植根于中国特殊的阶层构架、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流动模式。它们共同孕育了大量的游戏忠实拥趸,后者或许并不富裕,但舍得花钱“买装备”。在游戏中,他们寻找心灵归属,并获得虚幻的认同感。
  此外,另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遇到真正强大,并且在意他们的对手。这极大地体现了中国市场的某些“特殊性”。
  比如,在亚马逊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一直是前者最大的对手之一。作为美国实体书店的王者,巴诺书店一直在积极抵抗亚马逊的“入侵”,这家公司也发力过网络书店。两家公司曾一度以专利官司为武器,展开激烈缠斗。
  虽然亚马逊最终超越了巴诺书店,但这家实体书店巨头也一度让贝佐斯头痛。这种争斗的一个副产品是,亚马逊的购买体验一直在提升,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但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幸运得多。比如,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零售企业,唯一的例外是新华书店,但它却是一家国企。同样,对腾讯来说,它的即时通讯软件可能抢走通讯运营商的生意。但不要忘记,它们也都是国企。
  在少数情况下,民营或外资企业和国企竞争是“自找苦吃”,因为后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但在多数情况下,结局可能刚好相反。由于代理人的问题,它们或许不会真正地在意对手的威胁。因此,互联网巨头和国企的博弈,空间往往更大,而且灵活性也超乎想象。
 
  下半场开始没?
  三大互联巨头(阿里、百度和腾讯)或者说五大(加上奇虎360和京东),以及其他相对成熟的企业如门户网站、在线旅游类网站等,它们目前的盈利模式基本上都是确定的。他们一直都在尽情斩获这个国家的“大国红利”。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却依然在烧钱,至于上市,前途未卜。
  现金贷是这两年互联网创业的大热门。它的本质很简单,即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互联网+。遗憾的是,随着趣店的上市,一大波关于现金贷的“负面新闻”开始爆发,其中“自杀”事件频出—因为过度举债,借款人还不起钱,自己或家人会迫于压力而自杀。
  实际上,现金贷对这些问题有责任,但无法负全责。因为,互联网+很神奇,但对现金贷来说,它解决不了的痛点是中国某些领域“底层资产”的恶化。现金贷贷给借款人之后,成为出借人的债权资产,其底层资产是借款人创造的现金。但遗憾的是,他们创造现金的能力并不强。趣店的故事,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同样,网络征婚的互联网+也在中国成为奇观。天才程序员苏享茂的自杀,或许只是个案,但也让我们看到:在征婚领域,互联网并不会抚平“婚姻困难群体”的劣势,也不会削弱“高富帅白富美”的优势。相反,它会放大各自的劣势和优势,形成一种婚恋市场的马太效应,并不利于营造大众期待的和谐状态。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手段是用互联网对资源(单车、空置房子等)进行时间、空间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应对资源稀缺,这本来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让人看到了速效解决的方案。共享单车的烧钱大战在继续,城市大街小巷并不齐整齐地排列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一眼望不到边际。
  但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则似乎越发边际明显,空间狭窄。底层资产的恶化、“婚姻困难群体”的困惑以及共享经济的局限,这些本质上都说明互联网+暂时还无法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这个社会,需要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进行财富的生产,最好达到财富增长的乘数效应。
  不过,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也已呼之欲出。它们同样基于“大国优势”,但最终可能超脱于“大国优势”,而成为真正的中国创新。一是移动支付,二是人工智能。
  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相比,最大的特点不是进程更快,而是大城市人口密度极大。一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城市,而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才算。在四大一线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在2000万至3000万都不会有人怀疑。
  这意味着什么?单位区域的用户更多,意味着物流成本被均摊之后更低了,送货速度也会比美国更快。比如,京东可以当日送达,而亚马逊可能只是次日送达。实际上,中国外卖巨头崛起背后,也和风投看到城市人口密度大有关系。显然,动辄超过美国10倍的城市人口密度,这是中概股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最受追捧的“创业题材”。
  人口密度大,衍生出的真正具有技术进步意义的是移动支付。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5.02亿。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已经超过美国人口,而达到欧盟的人口总数。
  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更好地分摊研发成本,也能诞生出这个领域最好的技术。中国的移动支付已被外界列入“新四大法发明”,和高铁并列,这并非玩笑,而是大国优势推动技术进步的必然。
  另一个正在发轫的势头的是人工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通俗些说,人工智能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大数据,二是机器学习。举个例子,搜索引擎很容易得到用户的搜索数据,这是大数据,然后在后端的系统进行分析,再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广告推送,这就是机器学习。
  当然,人工智能远比这个模式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拥有全球单一语言最大“数据库”的中国,显然在第一个层次有自己的“大国红利”。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创新则更有赖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中国互联网已棋至中局。对巨头们来说,过去的财富奇迹更多的是幸运,而参与未来的全球角逐,则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