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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通了广东,也就是做通了全国 ——专访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玉

做通了广东,也就是做通了全国 ——专访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玉

陈莉莉 | 2018-02-07 | 南风窗

珠江三角洲很发达,粤东西北相对落后,收集不同区域的案例对全国来说有示范效应,也有可复制性的概念。
 

  “不好意思,我是外地人。”张玉说。
  “羊城学堂”公益讲座开讲前,张玉对冒雨到广州图书馆来听讲座的人表示了感谢。那天她的演讲主题是《广州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风险意识与协调管理》。讲完后,一名听众向张玉提问,他问张玉,“我可不可以用粤语来讲?我讲普通话,觉得讲不到位。” 张玉以上面的话回复。
  
  文以载天下为“公”,道以惠苍生为“管”
  出生于云南的张玉,第一段工作经历在昆明,后于天津、北京继续求学,2008年被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薪引进,现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被学生们称为“公管女神”。院长一职要占用大概70%的精力,张玉对自己的评价是,如果不当院长,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学者。
  在广州近10年的时间里,湿热的天气让她苦恼,每年“回南天”皮肤依然会过敏,为此煲汤技艺日益有了提高。但是也有听不懂粤语、讲不了粤语的“语言关”未过,除此以外,张玉说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广东人。
   “广东具有平等、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广东人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凡事讲究实效,不喜欢虚拟愿景描述,无论是多牛的人才,也必须有‘实际绩效’”,这些“广东文化”让张玉颇为认同,她认为“与自己的个人性格也相契合”。
  谈及当了教授以后再去读博士、读完博士后再易城工作与生活的人生选择,张玉说,2002年被云南省人事厅破格评定为教授时,她32岁。“云南很美,但是文化发展相对封闭。”最重要的是,她说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能就到头了,如果不动一动,那就是顶着“教授”一职在很美但有点封闭的地方一直到老。张玉决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主动出击,2003年她去南开大学读行政学博士,2006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做公共管理博士后。“具体也没有多么远大的抱负,就想多把握学科前沿,多出一些成果。”
  学成后,基于研究地方政府治理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兴趣,张玉“就想到类似广州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实地体验社会改革的步伐和政府体制运行的状况”。
  然后广州这一站,一待就是多年,也养成了每晚12点睡觉,早晨6点起床的习惯,或者说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定的工作强度。
  公共管理学科即使在国际上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90年代才进入中国,而后落地生根。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它让世界上的相关学者通过这门学科看到另一个维度的中国。反过来看张玉的个人成长过程,几乎伴随了这门学科于中国的发展历程。她曾求学与任教的云南大学,也是国内开设公共管理学科较早的大学之一。
  现在,她教书育人多年,每有学生问她“什么叫公共管理”,张玉说,“文以载天下为‘公’,道以惠苍生为‘管’”。
  2016年4月,张玉作为负责人的“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基地”项目申请成立,在大量接触案例的基础上,张玉发现,广东省在政府绩效管理方面有它的特殊性,“研究透广东省的案例,你发现在全国都有示范效应。”
  对于有志把握学科前沿的人来说,这应是一件有趣的事。
 
  《南风窗》:基地申请成功于2016年4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地运转以及大概的成果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张玉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认为这其中的矛盾点在基层,同时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政府绩效中有显示度和表现力的标志性成果。所以,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地的核心任务是在国家基层政府的经济能力、体系、构建、完善等方面进行研究,重点是城乡社区治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广州市增城区微改造、1978文化创意园等作为研究的案例和样本。通过接触案例和样本,我们认为广州市找到了城乡协调发展很好的路径。
  《南风窗》:这个过程中通过案例的研究,你认为广东省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张玉 :我去年交了一篇主题是“用海上丝绸之路提升广东”的文章给政府的智囊团,主要是说从体制整合力、文化影响力、国家形象领导力、科技创新力四个方面来构建广东省对外开放的软实力。这个具体的指标体系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特色小镇的建设。2020年全国要建成200个特色小镇,广东省现在有6个试点。我们要用好广东省良好的华侨优势和传统文化,以及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纽带关系,如果同时能够在政策,比如说商品的准入政策、装备的安全保障机制、国际金融的融资机制等方面有所改善的话,我们应该能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同,也能够在交流中提升彼此的文化认同和经济融合。 
  《南风窗》: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方面,广东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张玉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始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学校,中山大学引领的整个广东的公共管理学科,会走在世界的前沿。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身处广东这块土壤。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公共治理遇到的问题,机构改革、体制运行和社会治理遇到的矛盾,都比较凸显。作为中国的先行地如果解决了这些矛盾,那就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代表性矛盾。所以广东的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在全国来说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中山大学主要侧重宏观层面的研究,暨南大学侧重应急管理研究,华南农业大学侧重与三农有关的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三农相关问题也是广东省的短板。解决了这块短板,也就解决了基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现在我们主要研究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两个方面,社会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基层治理包括基层社区治理、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村民自治等等。
  这是一门朝阳学科,它正在蓬勃发展,结合广东在全国的地位,广东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应该是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领头羊。
  因为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做通了广东,也就是做通了全国。珠江三角洲很发达,粤东西北很落后,收集不同区域的案例对全国来说有示范效应,也有可复制性的概念。
最终都要走向服务型政府
  《南风窗》: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示范效应再详细一点怎么讲?
  张玉 :政府的模式是由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所决定的。比如广州、深圳和北京、上海并称为中国一线城市,他们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代表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这个过程中的政府,就是服务型的政府。就是政府通过如何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态环境、民生质量环境,来吸引更多人到这里生产和生活。
  珠三角以内,除了广州、深圳以外的7个城市,就是监管型政府。所谓的监管型政府,就是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没达到一定水平,更多时候需要通过如何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市场竞争环境、融资体系等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他任重道远,远远谈不上如何提高服务。广州、深圳的GDP已经进入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核心的基础体系,政府可以少干预,而这7个城市需要政府适当地干预。
  珠三角以外的粤东西北政府,就是生产型政府,这些城市跟中国西部的很多地方很相似,它们正处在需要把GDP放在重要位置的发展阶段。如果它现在就去建服务型政府,它们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如果放弃GDP的增长完全去强化政府的服务质量,他们就不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不能够集中力量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广东省区域内三个政府模式,最终都要走向服务型政府。但是现阶段必须都得和本地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等相同步,不能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会有政府表示不愿提高GDP而直接去提高民生质量,但是GDP是提高民生质量的基础,如果没有GDP,提高民生质量就是一句空话。根据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走下去,这才是真正的政府绩效。
 
 
张玉
现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入选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优秀人才培养对象。著有《社会发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