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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工之家的歌与惑

一个女工之家的歌与惑

本刊记者 黄靖芳 发自深圳 | 2018-02-08 | 南风窗

她们把偷偷抹过的眼泪留在过去,享受当下来之不易的欢愉—放声歌唱、用力舞蹈,至于摇摆不定的未来,仿佛不会到来。

  从公交车下来,看到“牛始埔”这个地名,总让人好奇。
  据说牛始埔原名是牛屎埔,为客家人迁居深圳形成的聚落之一,过去那种深一脚浅一脚的农田气息,直逼眼前。
  现在则是另一番光景了。附近的工厂起了一家又一家,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的到来。当地人借此红利,建起了数层高的出租屋,一楼的单间大多没有阳台,内外衣裤就直接晾晒在门外;往上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防盗网和窗户,任意两栋楼房除了颜色几无差异。就连天台也被加盖利用,房东们在外围套上了栏杆和玻璃窗,成为又一处可以出租的地方。
  找到绿色蔷薇社工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绿色蔷薇”)的路不容易,即使按图索骥,也容易在这小径纵横的巷子里迷路。
  叫喊着回收冰箱、旧衣物的三轮车夫不时擦身而过,穿着拖鞋的小孩则忘我地飞奔,最后指路的是麦克风声—机构在为附近的流动儿童举行补习总结会,凭着声音就能把人带到那个热闹的地方。
  朱丽琴扎着高高的马尾,她本来嗓门就大,但也得用麦才能盖过叽喳的小孩打闹声。2015年,在深圳打工多年的丁丽创建了这家专门服务流动女性及儿童的社工中心—绿色蔷薇,如今机构里只有她们两名全职工作人员。
  她们都曾是经验丰富的工厂女工,背井离乡来到深圳,结识了一群背景相似的姐妹,绿色蔷薇把她们再一次聚集了起来。在不到一百平米的空间里,浓缩了一代人的打工潮流,她们把偷偷抹过的眼泪留在过去,享受当下来之不易的欢愉—放声歌唱、用力舞蹈,至于摇摆不定的未来,仿佛不会到来。

  乐此不疲
  虽然全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但每天进出绿色蔷薇的女工不少,万新岸和范雪琴便是其中两位。她们互相都是相识十数年的姐妹,平时,会互相称呼对方为:朱朱、万万和范范,而丁丽因为说起话来像铃铛一样清脆则被喊作丁当。
  这天,四人会合在地铁站,一起去录制2018年打工春晚的节目。看得出来,她们为拍摄花了很多心思:丁当戴上了别致的耳环,穿着半身的黑色网纱裙;万万则挑了一套颜色相近的套装,米白色的外套,同色系的直筒裤和帆布鞋,还系着起到撞色效果的黑丝巾。
  录制现场设在和牛始埔环境相似的社区,架子鼓被搬出来放到道路中央,绿色蔷薇的姐妹们并排站在一边,另外一边则是深圳的重D音工人乐队。
  拍摄时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围观的路人也换了几波,制作团队为了取得更好的特写镜头,不断地进行排练,但歌手们乐此不疲。歌曲被演唱了很多遍。每次旋律一响起,四位女生就牵起手,时而举到胸前,时而放下,随着旋律摇摆了一遍又一遍。
  “哒-哒-哒”。
  鼓手敲出有节奏的鼓点,她们开始哼唱出那首熟悉不过的《我想》 :
  我想有一个家一个在一起不分离的家
  有阳光、有花儿
  我想有一个工作一个8小时工作能养家
  有情、友爱,还有TA
  ……
  这首歌诞生在一次工作坊的活动中。绿色蔷薇不时会举办音乐工作坊,邀请其他工人乐队的成员过来指导,自己创作歌曲。她们一开始不讲究章法,先讲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发现大多经历相似:幼时离家出外,幻想着在城市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工厂只有无日无夜地加班,严苛的管理和剥夺……一开始参加的患上职业病的女工不知道怎么开口,更年轻的姐妹会安排和她们一组,鼓励她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到后来越说越有灵感,她们的渴望和心声,如数放进了歌词里。有人带头哼出一个调,乐队成员的吉他弹着接上,接下来每人一句歌词,直到整首歌完整地衔接。她们不都是“五音齐备”的成员,但都肆意放声歌唱,还笑说“也不是只有专业的歌手才能搞创作”。创作中,她们也特意用上欢快的歌调,来给过去那段时光蒙上滤镜。
  之前,工作坊还创作出了《手机戒指》和《面包与玫瑰》等歌,前者讲述的是鲜艳亮丽的戒指和手机,是怎样通过“女工的牺牲”变得闪闪发光;后者则直抒胸臆:“听我们唱歌的人啊,我们的生存也需要尊严。”2016年的打工春晚,范范和丁当带着其他姐妹走上了舞台,在花花绿绿的背景墙前,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这两首属于她们的歌。
  她们的打工经历,短则数年,长的有接近30年,而这些“没有尊严的日子”,终于有了地方可以承载和表达。
  丁当总是不时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时候她在一家文具厂上班,每天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加班费是“看着给的”,她曾连上一个月的夜班,没见过太阳,“像是一直生活在黑暗中”。
  工厂对个人生活也有严格要求,衣服、拖鞋等日用品必须放在固定的位置,否则扣钱;洗澡的地方没有独立的单间,如果被发现没有及时关水也要罚钱。不人性的地方数不胜数,有一次她看见饭堂里一个女孩饭舀多了米饭没吃完,有人上来就给了她一耳光。
  后来她从工厂辞职,建立起自己梦想已久的公益机构,她取名绿色,就是希望跟过去那些黑暗的状态“决裂”。

  天 性
  在这次拍摄的前期交流,导演要求每个人都讲一句新年的祝福话语。绿色蔷薇的成员在商量着怎么介绍自己,有外人提议“就说我们是深圳厂妹”,坐在椅子上的丁当音量升高,坚决否定,“不行,不要厂妹”。
  她建立机构之初,就想摆脱女工在外被固定的“厂妹”和“打工妹”的形象,以前她也经常自卑,和舍友出外逛街前,会把工厂制服换掉,不然无法摆脱售货员嫌弃的眼色。但是这些敏感在她喜爱的书籍里得到了答案,晚上她经常偷偷借着宿舍外走廊的灯,通宵看书,一位想考成人高考的工友,长期是她的同伴。昏暗的灯光下,她读到《简·爱》里的一句话:
  “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那之后,每每面对主管的批评,她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脸上尽力表现得淡定自若。
  四年前起,丁当就开始组织一年一次的“女工最牛”活动,她和姐妹都不满于外界贴上的种种标签, “素质低”、“不洁身自好”、“干不了大事”等等,每一年,都会讨论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表达最贴近自己的形象。
  2016年策划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得很广,她们想拍出一些“有力量感”的照片,像是那种时尚杂志的风格。几乎所有姐妹都穿得很“帅气”,摆出相应的姿势,最后照片印刷出来贴在墙上,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2014年的时候,找了一百位女工,写出自己的“勇敢宣言”。一开始去到工厂区,有女工很不好意思,“还可以自己夸自己?”丁当慢慢开导她,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是“你想做了并且敢做到的”?后来有些大胆的女工还会主动跑过来说,“我要写”,最后,写出来的标语各式各样—”“我敢让老公承担家务”,还有“我敢婚姻自主”。
  而万万写的是,“我敢在车间里听收音机”。
  万万今年已经52岁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看不出是工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但她说自己向来“生性自由”,窝在车间的生活让她如鸟入牢笼。
  小时候家里六个姐妹,始终生不出男孩。她出生时,爷爷提了一篮子鸡蛋准备去看望想象中的孙子,得知还是个女儿,一气之下把鸡蛋都扔进厕所。万万从小就不习惯这种不平等,遇到不公平之事,她都直言相对,父母说她不像女孩,“性格刚烈”。
  她从小就爱上听收音机,因为从那是窥探外界的少数途径,她喜欢带着收音机进工厂的车间,但这和规定相违背,一次她正收听着节目,主管咔嚓一声把她的电线剪断,她据理力争,自己买回电线接上,硬是争取到了在车间听收音机的“权利”。
  只有在绿色蔷薇,她找回了自己的天性。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凡是机构组织的活动:郊游、爬山、晚会,她宁愿放弃全勤奖,也要请假去参加,“工资挣多和少都没差”。
  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卫教授给她们看了外国的一段舞蹈—《挣脱枷锁》的视频,她们觉得很震撼,寓意也很好,开始跟着视频学。
  她们几乎都没有舞蹈功底,学起来很费力,刚开始只能粗劣模仿,生硬记住动作,没有力量。后来两人一组,互相练到“看着对”为止。
  每次出外表演时,尽管身材娇小,范范总是站在前面的位置,她从小能歌善舞,以为再没有机会站上舞台,后来发现机构里有不少筹款晚会,她都当上了主持人,2016年的打工春晚,她们表演这支舞蹈,喊着让台下的观众也一起跳,整个节目氛围很好,她那时就觉得“很嗨”。现在聚会时这段舞蹈仍然是她们心照不宣的“指定节目”。
  在绿色蔷薇,女工们学会了“解放自己天性”和“认识自己身体”,这是她们打工生涯里从没接触过到的议题。
  不少常识讲座伊始,讲性,讲爱,大家都不敢触碰。现在,大家变得“百无禁忌”,不时会讨论相关议题。

  未知在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生曹昂选择了流动女性的健康议题作为博士论文,那时别的同学选的都是“高大上”的题目,她一开始也为自己的选题感到困惑。直到在牛始埔待了三个月,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想法,她被这里简单的满足所感染,开始反思以前“只会想到自身”的价值观。
  一个普通的周五晚上,屋里像惯常一样热闹。晚餐是用电磁炉烹制的火锅,朱朱自制的酱料—切碎的葱白、小米椒和蒜头再混入酱油,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配料则是蔬菜、豆泡和挂面,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万万饭毕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那是专门划出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放了三台缝纫机和快要堆到天花板的布料,缝纫机旁,挂着她生产出的帆布袋,她笑着指着上面设计的标志,剪刀、修理工具这些图案,都是她最熟悉的物品。
  孩子六岁的时候就出来打工,现在女儿上高中了,她也只是一年回去一次,碰面时间很短。她说自己所谓的自由,也是散漫,小时候女儿每天站在村口说要等妈妈,她听了之后心里憋着难受。在深圳打工的日子是苦的,但是她每次回家后又觉得割舍不下这里,感情很复杂,总不能丢下家里人不管,却又“总想着回深圳”。
  丁当、朱朱、万万、范范和当时无数女孩一样,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打工潮。
  她们因为家庭贫穷,又是“不承担读书希望”的女性,从此只能背对家乡,越走越远。
  丁当曾经在TED舞台上演讲,有点哽咽地说起自己的希望,“当我们把最好的青春奉献给这个城市时,也希望可以在这里安心养老。”
  但是这并不容易。在绿色蔷薇,那些心酸的经历仿佛被隔离在过去,目之所及是平淡和温馨,
  女工们找回了过去几十年人生不曾有的自由和希望。她们实际处在打工阶层的“夹心”:并非都是已经和家庭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失去方向的“齿轮”,也不是新一代90后、00后潇洒快意、无所顾虑的打工者。她们看似和过去决裂,人生也远未被钉死,却时刻带着以前的印记,被过往的经历所牵绊,未来尽是未知。
  朱丽琴大大咧咧,总是说话最直的一个,她常笑话自己“能动脑子的事情尽量不去做”。但她却是机构里少数继续进修的人,前几年在贵港广播电视大学报读了工商管理课程,远程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证书。
  她刚来深圳时,马路坑坑洼洼,车辆经过还能溅到一身泥,而现在则是宽敞平整,工厂关了又停,附近的房价涨了又涨,她说这话时盯着自己的手,眼神放空,“自己却还是什么都没有”。现在一家人分居三地,她想着这个家迟早是要聚到一起的,她还是希望能早日在老公的老家江西买房,那才算“有了一个家”。
  范雪琴也不知道自己站上舞台的机会还剩下多少。尽管现在还没有小孩,但已经打算不久的将来跟着老公回到四川,纵然这里再温暖,高昂的房价实在让她无能为力。
  如果不聊到未来,困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