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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应推动“第五个现代化”

反腐,应推动“第五个现代化”

向治霖 | 2018-02-27 | 南风窗

反腐不能只查案件,还要查找案外的腐败的根源,根源就两个: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反腐成功,一靠找根源,二靠搞政改。

  十八大以来的5年,反腐败工作遏制住了“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形成压倒性态势。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之中。作为“在党的十九大后中央纪委的开局之举”,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推行,“形成科学权力结构”(习近平语)的“新生权力”监察权初露锋芒。与此同时,宪法修改提上议程,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
  1月26日,《南风窗》记者专访了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他长期潜心于制度治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纪检监察工作生涯有30多年,曾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等。
 
  反腐败的五个转向
  《南风窗》:不久前中纪委二次全会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部署。你认为,十九大后反腐败工作和以前会有什么不同?
  李永忠:十九大后的反腐败工作,既要继往,更要开来。过去5年,面对的是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因此王岐山用“三转一聚”来应对,要求各级纪委投入三分之二的人员办案,即办案兵力增加了一倍。数字上,这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了153.7万人,超过了过去30年总数(420多万)的13,取得卓著的成效。
  现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十九大面对的形势不同,这就决定了任务也不同。我归纳为五个转向:
  一是,纪委工作由聚焦办案主业,转向专责党内监督。新党章第46条首次明确:“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在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中,新增了“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纪委由聚焦办案主业,转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为形势所需,也是回归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科学定位。
  二是,把权力关进纪律的笼子,三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广,在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三是,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十八大这5年反腐工作,首先依靠的是中央的权威,反各级大大小小的腐败。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制度反腐才能真正关权入笼。
  四是,从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提出: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同时强调“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而过去的提法是“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由此可见,十九大后的反腐重点,由腐败者个体转向群体,并转向四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着眼于治本。
  五是,从形成压倒性态势,转向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压倒性胜利,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南风窗》:现在只是压倒性的态势巩固并发展,如果说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会是怎样的状态?
  李永忠:我认为,压倒性胜利有6大标识。一是腐败存量基本解决。二是腐败增量基本遏制。三是外逃贪官基本抓回。四是纪检监察基本归位。从主业办案归位到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五是结构基本科学。通过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六是用人基本靠选,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监委并不等同于办案的纪委
  《南风窗》:过去反腐败常常作为解决突出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突破口,未来反腐败在推动治理和推动改革方面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永忠:反腐败有破局之用。十八大前,我也提出过建议,叫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即:政治体制、两极分化、反腐困境都到了不得不改革、解决、突破的关口。其中,反腐败是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的,可以用它来攻关破局,恢复党和政府公信力。事实上,中央选择了反腐败来破局。
  过去5年,反腐败的破局作用发挥得很好,为解决两极分化,为政治体制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下一步,就应该推动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官员水平提高了,治理能力也就提高了。
  《南风窗》:3月份国家要修宪,监察法预计也会通过,这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从反腐败角度说是异体监督的重要性凸显。对监委来说,聚焦反腐这个主业,一般人容易简单等同于查处腐败案件。实际上,监督权的内涵要大得多。你认为,未来监督权运作会是怎样的?
  李永忠:对监察权内涵的理解,我认为,当前一些争论存在短视,一些人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是增加了办案手段,整合了反腐资源。他们没有认识到,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要通过改革,强化制约,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监察权的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具体的权力结构改革。监察权的运行有两个方面,既要用办案的霹雳手段,用加法和乘法,比如增加一倍的兵力、新账老账一起算等,加大震慑作用;也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化消极为积极,正本清源,体现菩萨心肠。这样海晏河清可期,朗朗乾坤可待。
  《南风窗》:你提到一些人缺少对监察权的宏观的认识和理解,体现到现实里是怎样的?
  李永忠:监察体制改革的文件和监察法草案都明确提到,要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如何真正实现全覆盖,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其实,按照中央监察全覆盖的要求,地方各级监察在其辖区内不留监察的空白、禁区和死角,实现有效的监督,才是真正的体现了党的领导。
  《南风窗》:也就是说,新建的监委并不简单等同于此前以办案为主业的纪委,除了办案,监察权也要全覆盖公权力行使的轨迹?
  李永忠:当然应该,其实在权力运行环节监督的重点,就包括了对决策和执行的监督。其实香港廉政公署,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对监察体制改革,不少人最感兴趣的是留置权,而不是 “红脸、出出汗”的第一种形态。当然留置权的讨论也是需要的,但也要认识到监察权的重要内涵,还应该包括对决策、执行的有效监察,防止只打马后炮。
 
  解放思想“再出发”
  《南风窗》:反腐败的思路在变,对腐败的认识也要深化。比如说,现在中央强调党内“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推进反腐败对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生态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李永忠:马克思有一个重要论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一个重要论断。我们研究三大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变迁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实然判断,而不是应然判断。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发生,而在于当它发生了,我们怎么应对。
  民营企业家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曾经一段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是为了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就用金钱和不法手段,去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所谓“官商勾结”,这是这几年许多腐败案件的共性。
  所以我给民营企业家讲课时说,过去5年的高压反腐证明了,凡是与官员搞权钱交易的,官员倒霉,企业家也倒霉—应该断了“寻找代理人”的念想。要适应新的形势,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南风窗》:反腐败和改革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你认为未来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
  李永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人能先知先觉地设计做出来。因此,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往共同富裕走,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能丢了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守好底线,不能贿赂横行,不能严重两极分化。
  过去5年,强高压反腐已经收到应有效果,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未来我们应该抓紧制度建设,鼓励大家“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干”。
  《南风窗》:如何认识能否结合反腐败工作具体谈谈?
  李永忠:2000多年前,秦国从商鞅第二次变法前350年,到前221年统一六国,用了129年。通过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改革措施,极大的调动了秦国人的积极性。杀敌,一个脑袋,可奖30到50亩土地。陕西人打仗从来不厉害,但是秦国时期的士兵,司马迁用了四个字:虎狼之师。
  我们现在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让40年市场经济筛选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们,为中国的崛起去“开疆拓土”,但是必须奉公守法,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政治和法律上稳定他们的预期。这与反腐败工作是紧密相连的。反腐不能只查案件,还要查找案外的腐败的根源,根源就两个: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腐败就能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改革就成功了。
  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对内也放,对外也放,积极性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新一轮的再出发,“再出发”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把赢回的时间转化为空间,不但让站起来的中国人富起来,而且能让富起来的中国人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