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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里的女性与效率

公共空间里的女性与效率

本刊记者 荣智慧 | 2018-03-21 | 南风窗

一个高效运转的城市,无论对于男女市民都将更舒适,若能同时照顾需要被照顾的群体,就是锦上添花了。

  机场里的女性专用安检通道、地铁里的“女性车厢”……越来越多的“女性专用”正在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出现。
  勇于试验认定的价值,往往就要勇于直面非议。比如广州地铁里的“女性车厢”,因为是“专用”,便成为了男性行为自觉的试金石,不断给舆论提供讨论的材料,3月4日,甚至连《纽约时报》都在报道它的运行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深圳就表现得“中庸”了许多,深圳地铁的部分车厢是女性“优先”而非“专用”,即便如此,同样未能免于争议。
  对女性的尊重与优遇无疑是“女性车厢”、“女性安检通道”的首要考虑,但所有便利女性的措施最终也会关联上城市效率。一个高效运转的城市,无论对于男女市民都将更舒适,若能同时照顾需要被照顾的群体,就是锦上添花了。
  所以一个问题比女性该不该优先、优先如何实现更具有基本性,那就是“城市应该如何处理性别、效率与公平?”
 
  “划算”的女士优先
  现代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间里遭受的种种不便,可能是她们的父母一代所难以预料的。一个最普遍的经验就是,当电影散场时,女洗手间门口的长队往往让后来者倒吸一口冷气。还有其它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女孩子,在冲出早高峰的北京地铁一号线车厢后,发现腰带不翼而飞。
  不过很多女性的经历就没那么好笑了。《中国青年报》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半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遭受过“不正当触摸”行为。
  每天约1100万人次乘坐北京地铁,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也超过了千万人次,在广州这一数字则为800万人次左右。以其中绝对数字最小的广州为例,高峰期间,平均每个车厢里有310名乘客。310人是最大型号的地铁车厢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满载的车厢就意味着,你的脸可能紧紧贴在别人的背包上,连口袋里的手机都别想掏出来。
  如果你的脸贴的不是别人的背包,而是别人的身体呢?这一时刻让人几乎丧失了尊严,而且不分性别。女性的尊严问题之所以被首先拿到桌面上,是因为在一片混乱之中,女性更注重保护自己。
  女性投诉“性骚扰”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在处理此类投诉时,执法人员也常常因车厢内人员密度实在太高、粗暴进出等现实情况,难以做出“是非判断”—毕竟大家都在挤,谁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而地铁中断运营、人群围观聚集等问题却随之而来。
  在日本,一旦女性报警说遭到“性骚扰”,列车就必须停下来,等待警察来处理。地铁运营为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地铁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从2001年起逐步在东京20多条线路上开辟了女性车厢。在这些线路上,从初始发车到上午九点半之前,女性车厢仅女性和12岁以下的男性可以乘坐。在部分特别拥挤的线路,晚高峰时段也开启了女性车厢。
  对于现代城市来说,首要问题就是运转的效率。城市里的劳动力和工具、资源,必须要运输到生产的位置上去,如果这些线路停摆,城市的生命则面临“窒息”,性别优先通道,也必须同时着眼于应对这一问题。
  像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昆明长水机场的“女性安检通道”,一方面希望更好保护女性旅客的隐私,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公开数据显示,首都机场开通女性安检通道后,旅客通行速度提升15%左右。这一数字在宝安机场、长水机场均为25%。
  斯德哥尔摩的“扫雪”故事更具代表性。一旦遇上冰雪天气,该市最先除雪的不是机动车道,而是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车站和学校及幼儿园门前的道路。这个先后顺序被称作“性别平衡扫雪法”。因为女性在步行、骑车和坐公交车的斯德哥尔摩市民当中占多数。
  该市的副市长丹尼尔·海尔登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障妇女权益,也是从经济方面着想。他解释道,在斯德哥尔摩,道路结冰或有积雪的时候,受伤的行人总是比开车的人多。如果算一算医疗费用和缺勤误工造成的损失,就会发现先清扫人行道在经济上是划算的。
 
  女士优先背后
  判断一项公共决策的优劣,发起机构的初衷不能被忽视,但效果往往更能说明问题。无论是日本、瑞典还是中国,为女性专门开辟更加便捷、更加有尊严的城市空间,这是毋庸置疑的良好愿望。但是,从公共服务的效率来衡量,不同的女性优遇空间,达成的效果并不一样。
  比如地铁的女性车厢存在争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并没有真正提高早高峰的通勤效率,哪怕是赞成女性拥有优待权利的人,对此也会有保留意见。
  以广州地铁为例,一列地铁共30个屏蔽门,2-5号共4个屏蔽门为通往女性车厢(一般是单次列车的首或尾车厢)的通道,那么女性上车的机会依然是30个屏蔽门,但男性上车的机会减少到26个。在早高峰期间,30个屏蔽门的机会已经无法保证“一次上车”,26个屏蔽门则让排队的男性更加焦虑。
  一位在广州地铁1号线排队候车的男性乘客告诉《南风窗》记者,他选择乘坐地铁,而不是开车或者坐公交车,主要目的就是看重地铁“准时”,不会让自己迟到。迟到意味着工资的一部分被扣除,意味着评不上月度奖金或季度奖金,也意味着耽误了重要的项目会议。
  不少男性乘客进入女性车厢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们并非是想占女性便宜的猥琐之徒,也并非有意把地铁工作人员的提醒当成耳边风,只是现实迫使他们面临最简单的选择:要么迟到,要么进入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几乎没有道德约束力的女性专属车厢。
  高峰期间排队上车的女性不可能正好只装满一个车厢,那么排不上女性车厢的女性乘客怎么办呢?她们很自然地“用脚投票”,走到其它车厢的门口排队,不会选择在女性车厢门口继续等待,这意味着她们将和更大比例的男性挤在一起。那么从概率上讲,她们被“不正当触摸”的可能性就更大。
  而且,地铁的车厢之间没有硬隔断和关闭的门,那么,即使是没有在女性车厢门口排队的男性,也很有可能因为自己所在的车厢过于拥挤,而通过车厢连接处进入到女性车厢。
综合这些因素看,逻辑上讲也存在两种与初衷相违的可能性,一是女性得到便利提升,但其成本直接地分摊到了其它车厢里的所有乘客身上的;二是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没有因“女性车厢”而提高乘坐体验和通勤效率。所以,舆论争议如果从这个方向去进行定量分析,就不会显得那么不着边际。
  相反的例子是机场里的女性安检通道。女性乘客携带化妆品较多,开箱率也较高,因此女性通道内会安排更多的人手协助开箱;女性安检员为女性乘客执行身体检查,让女性乘客的隐私更好地得到保护;而且该通道也往往采用更加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如果女性乘客的化妆品稍稍超出规定份额,一般也会“放行”。
  男性安检通道也是如此,男性乘客更多携带的是打火机、香烟,走专门通道利于安全检查的快速辨认和操作,同时身体检查上也不会造成误解和不便。
 
  “公平共享城市”
  注重效率就存在于城市的基因之中,但关注尊严和平等,则是城市进步的象征。无论是女性车厢还是性别安检通道,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母婴室、机场更衣室,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步用公共政策吸纳性别观点,尽力去尝试在制定规章和制度时惠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为每一个城市居民提供平等的城市资源。
  这一趋势,也被称为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欧洲一些城市在城市规划中早有涉及。像维也纳的城市规划小组会专门聘请性别议题专家,收集数据,来确定不同的群体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再通过规划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和兴趣。
  1993年出现的“女性工作城”的目的,是想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舒适。规划人员从奥地利国家统计局获得数据,发现女性比男性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和照顾婴儿,因此他们设计了被花园环绕的住宅,住宅里设有幼儿园、药店和诊所,并邻近公共交通站点,让女性家务、通勤都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便利。这样的小区设计如今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十分普及。
  不过,随着性别话题讨论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性别认识的观点变化,城市想要给的“尊重”和人们自己需要的“尊重”,往往不在一个维度上。这也是不少知识女性反感女性车厢的原因,她们不想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弱者”,同时在被“隔离”的情况下保证身体的安全。“我认为管理者应该花更多的力量去惩罚地铁里的罪犯,更精确地判断罪行的边界和尺度,哪怕说开辟更多的交通路线来分散人流,而不是用女性车厢来简单地处理问题,”一名站在非女性车厢的女性乘客如是说。
  女性车厢、女性通道往往会使用粉红色作为标记色,这似乎也并不能讨得谁的欢心。当年维也纳建“女性工作城”的时候,也遇到了讽刺和批评:“那是让我们把街道涂成粉红色吗”?虽然“性别主流化”关注到了不同性别的目标和需求,但是往往又在实际操作中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里,或者伤害了其他群体的公平权利。
  德勒斯·海登在1980年提出了“无性别城市”(non-sexist city),她强调城市的建设、规划应该从一致性、平等性的蓝图变为按性别自身的标准来评判他她们的生活及关注焦点。随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的比重大大增加,“空间隔离”和“性别主流化”已经被“无性别城市”的概念所取代。如今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间,“性别主流化”已经少有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共享城市”。
  “公平共享”可以体现在机场的性别安检通道的改进。有人提议设置“复杂行李通道”和“简单行李通道”,来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和避免“性别定式”,因为未必所有的女性都携带十几件化妆用品,也未必所有的男性都轻装上阵毫无单独过检的麻烦—和性别挂钩实际上影响了人们对其它优化方法的选择。而且,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淘汰肢体接触的身体检查。
  “公平共享”也可以体现在近年来兴建的“无性别洗手间”,残疾人、老人、家属带病人、家长带儿童以及“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都可以使用。另外,在高峰使用时段,该洗手间可以根据人流变化随时服务需求较高的人群。
  更进一步讲,在效率的基础上,城市不光应该体现尊重,更应该体现美。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唐克扬说,现代主义建筑师柯布西耶曾经写过一本《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说的是他去美国的一次旅游,参观完之后他发现大教堂是白色的。柯布西耶在书末写道:“为什么教堂是白色的,因为它们是新的。”
  唐克扬解释道:“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新的、富有希望的”,就像白色的画布一样,“这样的城市呈现出一片人为的、有计划的秩序。美和效率联系在一起,因为有效率所以美,因为美所以体现了效率”。
  性别规范的力量一直以来都在塑造人们生活的城市空间,但同样,城市也在建构人们的身份,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重新认知。城市与乡村相比,也许最令人难忘的就是给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容忍差异的机会和空间,并再一次促进人与人彼此对差异的评判和彰显。
  在这个层面上,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在注重效率之外,针对实际效果来改变城市的肌理,让不同的群体都能感受到生活在其中的美的、实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