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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新燃点

欧洲的新燃点

李哲夫 广州市政府参事 | 2018-04-23 | 南风窗

弗里德曼认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将会是“新欧洲战争的‘癌细胞’”,这一估计恐怕并不过分。

  欧盟还没有分崩离析,但却处于捉襟见肘、危机四伏的状态。
  欧洲的危机是由欧债引发的,因而经济问题无疑首当其冲。弗里德曼指出,欧盟的各成员国并不是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线上,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各国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又迥然不同:
  有的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譬如德国,它更关心的是自贸区的市场;有的则以失业问题最为严峻,譬如法国,它需要的是刺激经济扩大就业;而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后,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勒紧腰带,紧缩财政,咬紧牙关度日,这不但在国内激起了大量民众的愤怒,而且更使欧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欧盟的核心国家是德国和法国,它们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主张就很不一样。
  欧洲面积不大,但却国家密集,二千多年来,一直处于既支离破碎又相互残杀的状态。近代以来,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欧洲逐渐形成了一些颇为不同的文化区域,如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德语区和法语区、南部欧洲和中、东欧,英吉利海峡两岸等。而位于这些板块的边缘地带,则既是彼此交融的区域,又是相互矛盾的高发区,弗里德曼将之定义为“边地”。认为在这些地方,一般情况下还可保持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冲突就会一触即发。
  在《欧洲的新燃点》一书中,他用了很大篇幅,阐述这些“边地”可能出现的摩擦和较力。比如巴尔干与高加索之间,他认为这是有着“永不磨灭的宿怨”之区,是很难化干戈为玉帛的;位于俄欧边缘的一些夹缝国家,它们“既是西方通往东方的跳板,也是俄罗斯一方通往里海的道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这就使它们被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能踏错一步,否则就是死亡。
  再比如,欧洲的地中海,它历来既是文明汇集之地,又是烽烟四起之乡。地中海南北两岸相距不过数百英里,但却是两大截然不同的文明区,一面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一面是则属于基督教的区域。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离,既比邻而居,又彼此敌视,而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已使这一地区处于极度的高危状态了。
  还有土耳其,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当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它同时更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带,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沟通地中海与黑海的交通要冲,一方面它是连接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又是地中海与俄罗斯之间的纽带。如此八方通衢,无疑是各种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但也不能不是各种经济政治矛盾和各种文化纷争的是非之地。况且历史上各方的恩怨和纠葛本就不胜枚举,恩仇虽然能够泯灭,却也十分容易被重新唤醒。总之,这些为数众多的“边地”,极易成为擦枪走火的地方。
  移民冲突是欧洲的又一不安定因素。弗里德曼认为,“所谓文化,即意味着希望与本身相似的人群生活在一起。”穆斯林喜欢自我聚居而与世隔离,欧洲人也不愿意与穆斯林为邻。由于收入普遍较低,穆斯林的居住区往往拥挤破旧,这就更凸显了与欧洲人的巨大贫富差别,从而不能不使怨气和不平累积起来。近几年中东持续不断的战火又制造了大量战争难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辗转进入欧洲,成为新移民。这不但使欧洲增强了它们早已存在的文化威胁感,而且又加剧了劳动力竞争,使就业问题更加雪上加霜,于是又迭加了一层经济威胁感;再加上难民中肯定会羼入少数恐怖分子,这就更增加了安全威胁感。如此种种,不能不使欧洲如同处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之上。
  还不止此,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又使欧洲国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东山再起,这可能是对欧洲和平与繁荣的致命威胁,是挥之不去的“萧墙”之忧。弗里德曼认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将会是“新欧洲战争的‘癌细胞’”,这一估计恐怕并不过分。
  我们希望欧洲能走出危机,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联系,这应该是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