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意识形态神话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神话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王大鹏 岳春颖 | 2018-05-10 | 南风窗

当“奥弗顿之窗”这一概念被用于外交政策,它能够解释很多今天我们所观察的世界。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仍旧保持他们的霸主地位,但是,不能完全使用武力。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教授,1948年6月30日出生于苏联,1972年,亚库宁教授以机械工程师的身份毕业于列宁格勒机械大学。2000年10月,亚库宁教授成为俄罗斯交通部副部长,并在2002年2月晋升为主管铁路运输的第一副部长。2005年至2015年间,亚库宁担任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
  2013年,亚库宁在瑞士日内瓦创办了世界公共论坛“文明的对话”,是创坛主席,现任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奥弗顿之窗
  南风窗:亚库宁教授,你好。非常高兴你接受我们的访谈,分享关于“美国的全球意识形态战略”的观点。首先,请问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亚库宁:我想这是一个非传统的主题,一个与科学和政治研究相关的主题。众所周知,国家行使外交政策的所有工具都会落入两个维度的分类:硬实力与软实力。前者意指传统意义上的征服,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与经济制裁从一个国家获取利益;后者则展现为一个进程,一个国家试图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国际环境。软实力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一个国家创建一个有吸引力的形象,并影响她的邻国。这样的意识形态以自然的且合法的方式行使外交政策。与硬实力不同,在软实力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硬实力已经是过去时了。软实力已经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它很少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武力。
  对于“硬”与 “软”实力理论的解释颇有争议。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研究者不能对这两种形式的实力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基本区别。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软实力”的概念,使得这一概念在认识论方面有一个问题。高文化和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曾经被用作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工具,至少从罗马帝国时期就是这样。而且,软实力曾经与硬实力一起被使用。因此,尽管在人们的认知中两者是有区别的,但不管形式是什么,这两种实力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服务的。
  南风窗:你把当作外交政策工具的意识形态称为“意识形态的神话”(Ideological Myths)或者“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Ideological Сlichés),请通过外交政策的实际例子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理论概念如何在国家关系领域中使用的。
  亚库宁:我想要说的不是谈论实力的不同分类,而是更关注实力的表达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许我称之为“背景经营”能力的概念更为有意义。所谓“背景经营”能力是一种营造国际氛围的艺术,更确切来说,改变用来评估所有传统国际关系因素行动的参考标准。我现在谈论的是使政治精英通过选民,合法化他们对他国或整个世界所采取行动的概念和叙述。总体而言,这些想法不是通过冷酷的或者无形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不难在有形的概念文件中看到,比如,外交政策策略或国家安全主义。这些想法被看作是意识形的神话,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使用意识形态的神话,政治家可以对全球议题塑造自己的话语。这使得国家的行动出于伦理的或道德的考虑,而不是依据国际法或者基本的国际礼节而改变国际领域的规则。例如,我们可以回想起这样的流行概念,比如“流氓国家”或者“人道主义干涉”,这都是在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非民主政体”或者“侵犯人权”的掩盖之下,一些国家有权利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说辞。
  社会心理学家都熟知“奥弗顿之窗”(为了纪念约瑟夫·P·奥弗顿,一个美国律师和公众人物)这个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任何一个准则,无论在大众看来多么荒诞与非法,都能够被政治家人物说成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合理的。这个想法是用特殊的工具影响大众的意识。通过巧妙地使用这些工具,任何想法都会短时间内变为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当“奥弗顿之窗”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入的,但是,直到2006年,这一概念才被广为人知并成为流行的概念—此时正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第二个任期,他的政府推行宏大外交政策战略受到严厉的批评并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或许是一个纯粹的巧合,这也表明布什政府故意策划的“奥弗顿之窗”是当时美国外交政策合法化的一个尝试。不久以后,2010年,由于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小说《奥弗顿之窗》,这一概念被广为使用。
  当“奥弗顿之窗”这一概念被用于外交政策,它能够解释很多今天我们所观察的世界。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仍旧保持他们的霸主地位,但是,不能完全使用武力。正如与拥有一个完美的声誉的重要程度一样,把自己置于宏大叙事的中心,无论一开始显得多么可笑,就等同于允许这些国家声称是一个霸权并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合法地使用暴力。这样的霸权是通过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而获取的。同时霸权的使用从来不会被质疑—只有需要做一件事情,即在整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有利的并且令人信服的叙事。
 
  意识形态神话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南风窗:你对美国外交史非常熟悉,请你通过历史的回顾给我们解释一下美国对于“奥弗顿之窗”的使用。
  亚库宁:意识形态的神话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外交政策的这些工具在冷战之前就已经使用了很久,这可以追溯到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时。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后来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时期,与18世纪末的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有理想主义,尤其是政治体制。对这种自我认同的描绘,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地方长官)的比喻最为贴切—“屹立在山岗上的辉煌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这一比喻后来在美国创立时期被无数成员使用。
  让我们回忆一下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9年1月对全国公民的告别演说。他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谈起这座辉煌的城市,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的表达的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是一座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她,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建有城墙,那么一定是有城门的,并且是向所有梦寐以求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的。这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我的看法。至于‘屹立在山岗上的辉煌之城’的缔造者,正是上帝本人。难怪开国元勋们,尤其是托马斯·杰斐逊,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形成于18世纪末与19世纪上半叶之间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是美国军队万夫莫敌的神话。在1837年,美国的后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宣布:“集合欧、亚、非三大洲的军事力量,加上地球的所有财富……在他们的军队金库中;在千年的审判中,让拿破仑·波拿巴做他们的统帅,在1000年以内,都不可能通过武力从俄亥俄州喝上一口酒,或在蓝桥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神话—作为上帝的选民和一个无法征服的国家—贯穿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历史。
  在撰写美国历史的时候,马丁·冯·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 正确地指出从建国之初,美国人就坚信“榜样可以激励民众,毕竟,最好的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其他人在跟随你”。第一个成为这种自以为是的受害者的,众所周知,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被描述为“无知且顽固的野蛮人”,“必须放弃属于文明人的权利”。他们被迫放弃给文明的美国人的是土地。
  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德克萨斯的兼并,美国人肩负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共和民主的使命的想法出现了。今天,美国政府的每一次海外军事与政治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一直都在为承认美国是一个例外而努力。这不仅仅体现在冷战语境下的美国例外论,而且还要说服潜在的盟友,美国的行动始终是正确的,它永远不会受到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修辞与政治压力的背后,总有一种努力希望以“特定的美国方式”来实现全球化,即设置了“将美国价值观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被视为最好”的议程。
  今天可以说,“全球化的美国方式”—或右翼政客的方式—基于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政策而塑造一个新型的“信息社会”,一个家庭、集体主义、爱与同情等价值观被消费主义及其所属的价值观所取代。这就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如家庭、爱、同情等)为部分基础的国家—许多美国人对这样的价值观引以为傲,却正试图通过传播消费主义及其所属的价值观来重塑世界。
  这是不是导致美国社会极化的原因,同时是不是这一原因导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宫?这是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
 
  特朗普真的反对“美国例外论”?
  南风窗: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似乎对美国例外论提出了质疑,但意识形态的神话在美国人的心理上占据了太大的位置,如果反对它,就会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被排斥。
  亚库宁:在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敢于质疑这一神圣的真理—美国例外论的教条。之前的总统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认同的永久特征,也是美国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有效地证明了他反对“例外论”并认为美国例外论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一个国家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比其他国家更“与众不同”—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而且这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因此,特朗普承认国家之间的平等—美国的例外主义则否认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在国外推广民主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是众多的国家之一。
  特朗普拒绝美国例外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它使美国陷入瘫痪:它只是不让这个国家赢。美国充当了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因此,美国领导人重振了德国和日本等宿敌,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和数千军队,创建了多边福利机构。所有这些行动都自以为是为了世界各个角落的长期利益而做出的牺牲。但美国希望这一点,相信它正在实现其伟大使命。
但让我们问问自己:特朗普关于美国角色言论的核心是什么?毕竟,过去总统任期的经历表明,拒绝美国例外论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它往往会在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重新崛起。在奥巴马的例子中,他说过:“我坚信美国的例外主义。但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不是我们无视国际准则和法治的能力;而是我们愿意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肯定他们。” 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他的言论开始与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George w . Bush)类似。在2016年11月,他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宣称:“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又回到了起点。至于现任美国总统,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美国社会有很深的分歧,这种分裂的本质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有一本同样标题的著作。
  特朗普的言论反映出这种分裂—在外交政策上,他试图平衡两个不可调和的原则:美国例外主义和所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的认可。与此同时,在新总统的政策中也有实用主义的意味(这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例外主义的想法不一致),再加上民粹主义的想法(美国只是另一个国家,霸权的作用对普通美国人不利)。
美国总有一股势力想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往过去的陈词滥调方向推,这并非偶然。
  美国正遭受着内部的不安全感。她不能承认自己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被冲淡了,并被掏空了,她要求世界倒退25年。但这只是幻想,不是现实。美国当权派越早醒来,对每个人来说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