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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广州的释放与跨越

2018,广州的释放与跨越

本刊记者 谭保罗 图 ∣ 莫伟浓 郭嘉亮 | 2018-05-23 | 南风窗

  引进大项目,本质上是构建实体经济最亟需的“基础设施”,并积蓄城市经济的动能。2018年,广州逐渐临近跨越的关口,而动能也已然在低调释放。
 

  在贸易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限度地捍卫本国的实体经济,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这都是最核心的使命。因为它关乎经济未来,更指向现实稳定。
  捍卫实体经济,特别是可贸易部门的利益,固然需要高级官员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据理力争,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必须为实体经济的持续生长,提供适宜的空间土壤—生产型的一线城市。
  从2016年的房价暴涨开始,中国的城市出现分化。两年之后的2018,分化仍在进一步加深。城市,到底应该是“资产型”还是“生产型”?“吸附型”还是“枢纽型”?在这个十字路口,所有城市都面临着选择。
  广州的选择坚定而明确:通过打造枢纽型网络城市,这座城市正在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一轮跨越。
  2018年刚刚开局,回望过去一年,广州早已脱离了唯GDP竞争的旧有框架,坚定地走自己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变化,越来越体现在数据和事实之中。
 
  静悄悄的跨越
  2017年,广州的税收总收入增速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一。但在人人都只关心一线城市房价的背景下,这个城市经济的信号,很容易被忽略。
  综合各城市2018年初国税、地税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粗略计算,可以发现中国一线城市经济竞争的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7年,北京和上海在税收总量上依然排名前两位,它们都超过了1.2万亿,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前两城。其后,则是深圳和广州。
  但在增速上,广州成为了一线城市之中的第一。2017年,上海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8.4%,北京负增长为-0.78%,深圳增长8.7%,而广州一枝独秀,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约14 %。
  税收收入,一直都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含金量最高的“黄金指标”,比如“税收GDP”这一数据就一直被研究界和媒体所倚重,并津津乐道。同样,税收的增长速度更是体现了一座城市经济增量的真正品质。
  此外,还必须注意一点,我国的税收体系的特征更决定了税收的“含金量”比想象的还要高。一般而言,地方的税收以增值税(营改增之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前者是流转税,对经济活动征税。换句话说,它是区域经济活跃程度、企业家投资意愿的核心指标;而企业所得税则更加明显,它体现了企业真金白银的盈利能力。
  广州城市经济的变化悄然发生,普通人不一定察觉得到。大多数普通人的目光,总是容易被家庭最大宗资产配置—房价所吸引。但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组数据,它和个体息息相关。
  在税收之外,另外一个体现城市经济健康程度的指标是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两年,广州的这一数据一直都处在一线城市第一的位置。2017年,北上广深这一指标分别约为5.53万、4.89万、6.48万和4.8万。
  扩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都推崇的正向价值,但要从口号变为现实,殊为不易。最近两年,更是如此。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让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家庭发生了“恐慌性买房”,这必然极大地挤压了中产家庭的现金支出,进而削弱家庭的日常消费能力。
  另外,即便不再发生“恐慌性买房”,未来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压效应可能还将继续。中国的房贷主流都是浮动利率,利率随行就市,而在当下,银行纷纷提高了房贷的利率。那么,已经购房的人将承担主要的利率风险,支付更多的每月按揭现金。
  一线城市的房价高涨,和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低,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地租较低,那么消费自然相对畅旺。但是,也不要忘记除了地租的挤压效应外,消费的平稳增长更和收入有关。
  在多数情况下,企业职工的收入和企业利润有着正相关关系。此外,决定劳动者收入的根本因素则是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数据,广州2018年开局都表现靓丽。
在全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的大背景下,1-2月,广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11%,同比提升0.0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4.6%)、北京(5.8%)、深圳(1.3%)的水平。
  同期,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上年同期的28.52万元人提高到32.59万元人,上升幅度达14.2%。
  在过去的2017年,中国四大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占据了全国个税收入的四成。对此,有人认为,个税已经成为衡量中国城市经济质量最核心的指标。而在2018年一季度,广州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6.94亿元,增长10.5%。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长22.8%。
  个税的增长,显然意味着高收入工作机会的增加,而高收入背后是优质工作岗位和优质企业的积聚。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逻辑。那么,它最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创业不可失广州
  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不过“吃喝玩乐”,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是的,特别是在互联网新一轮竞争启动的时代,消费畅旺的城市或将成为互联网创新的热土。
  2017年11月,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突然来到广州,亲自扫了一次二维码,坐了一次广州地铁,引来不少市民围观。其实,他是出席“腾讯乘车码”的签约上线仪式。广州地铁是全国首个全线支持“腾讯乘车码”的城市地铁。
  马化腾广州坐地铁,这并不是一个娱乐化的财经新闻事件。它说明,广州正成为互联网巨头争夺的核心城市。
  在马化腾现身广州地铁之后不久,在2017广州 《财富》 全球论坛召开之际,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又与广州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共同推动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发展。
  未来,合作方向包括了广州总部基地建设、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医疗健康、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出行等方方面面。马云还感慨说,“每次到广州都很有收获。未来三年,在广州的营收将超过1000亿元。”
  广州的互联网产业曾不被外界看好,但为何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巨头越来越愿意在广州“部署重兵”?
  原因并不复杂。近几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竞争正在从线上向线下转移,而线下的竞争,将越发和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相关。外卖,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活跃度将愈发成为互联网创业的凭借和优良土壤。
  在线下的竞争中,最核心的数据将是支付数据。支付数据比搜索数据、社交数据更重要,因为它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的商业竞争,得支付数据者得天下,不论线上线下,都是如此。
  显而易见,居民消费活跃度最高的广州必然是一线城市中,支付大数据获取的沃土和新模式最好的试验田。马化腾亲赴广州坐地铁,固然是因为微信诞生于广州,但更重要的,是巨头们意识到一座城市的消费畅旺背后是互联网大数据真正的黄金,以及未来互联网竞争必须抢占的高地。
  实际上,畅旺的民间消费能力也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居民的消费能力最终其实是转化为实体企业的销售收入,对中小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同时,畅旺的消费背后是合理的营商成本(尤其是地租),而这正是城市经济活力、城市经济多样性的基础,创业刚好需要这样的环境。
  2018年一季度,广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7.6万户,同比增长31.22%。其中,私营企业4.6万户,个体工商户2.43万户。
  如果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统计局关于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跟踪调查数据口径,按照每个企业平均吸纳就业7.4人,每个个体工商户用工2.9人计算,一季度广州个体私营经济创造就业岗位41万个,同比增长34.4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1595户,同比增长99.13%。在当下特殊的国际贸易博弈时间点,外资的引进无疑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国家责任”。它可以最客观地代表着资本真正的投资信心。
 
  广州的“产业经济学”
  经济的活跃度,创业的热潮固然可喜,但近年来,广州城市经济真正跨越是以大项目为代表的新产业崛起。
  2018年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投资领域增速提升。其中,工业投资达到132.10亿元,增长17.5%,增速同比加快3.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受富士康10.5代显示器项目带动,增长43.5%,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大幅提高51.6个百分点。
  大项目建设带动作用增强,投资超十亿元的项目达10个,同比增加5个;完成投资211.46亿元,占全市投资的22.4%,增长51.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23.0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7.7%,其中不少涉及IAB产业(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
  近年来,从广州的投资数据中可以看出,这座城市一直在走“脱虚向实”之路。在房地产调控领域,广州的确是动了真格。2017年1~12月,广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2702.8935亿元,仅增长6.4%,比上年同期(18.9%)回落了12.5个百分点。在全国一线城市中,广州调控的力度罕见。
  除了调控房地产,为实体经济留出利润空间,并借此吸引一流的人才要素之外,广州实体经济实现跨越发展最成功的经验无疑是对大项目的主动引入。在这个意义上讲,广州是中国最懂得实体经济“产业经济学”的一线城市。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从全球范围来看,财富500强企业手中掌握着最前沿的基础研发,最顶级的应用技术,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吸引500强就是最高效的技术引进策略。
  近几年来,广州明显加快了和国际商界对接的步伐,积极参与达沃斯论坛议程,成功举办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既打造广州的国际名片,也切实推进国际化大项目的真正落地。在IAB产业领域,广州这几年的成长很大程度都得益于与思科、GE、富士康等国际化巨头的主动对接。
  在国内,引进大项目同样重要,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从上世纪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企业群体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大企业群体。它们之中,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它们共同掌控着中国经济的核心版图。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60万亿元,达到了64.0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我国GDP总额的86%。而且,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大”即意味着“强”,因为金融资源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大企业,形成一种“大者恒强”的循环模式。
  因此,在城市经济领域,下策是守旧不变,中策是抢人大战,而上策则是剑指大项目。人才的吸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城市其实都弄错了。而大项目的到来,自然可以吸引最好的要素—资金和人才。最优秀的人才,他们需要在最好的科研岗位、管理岗位上施展才华,这些,只有大项目才能带来。
  实际上,大项目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现代产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一个大企业可以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催生一个巨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将成长出大量有着无限可能的中小企业。珠江东岸的IT硬件产业集群独步全球,它之所以形成,就在于代工巨头富士康这样的“大平台”的入住,能为创业企业提供制造外包和人才外溢。
  在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上,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说,富士康工厂遍布全球12个国家,全球拥有130万名员工,但工号排到1000万号,这说明有800多万员工流动,他们带着管理技术和创新技术流入到其他中小企业,推动了内地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此前,郭台铭在广州增城富士康10.5代显示器项目动工时,就明确表示,富士康将和自己的国际供应商一起,将为广州带来一个显示产业的国际化产业集群。
在财富论坛上,郭台铭说,广州的政府官员工作非常积极,“这是一个具有创业家精神的政府”。
  在国际贸易博弈的特殊时点,郭台铭是特朗普都在争夺的全球级企业家。他懂得世界,懂得中国,也懂得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