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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水边的“江湖”

武汉,水边的“江湖”

本刊记者 陈莉莉 发自武汉 | 2018-06-07 | 南风窗

  武汉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忧,一部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有时,一桩公共事件后来回想起来似乎象征了一整个时代。2002年,武汉长江河道内的外滩花园楼盘“轰”的一声被炸毁就是这样一桩事件。
  16年了。当年那片土地之上是今天的汉阳江滩公园,建于楼盘被炸毁后的第4年。
  罗时汉是事件从头到尾的观察者。他生于1950年,武汉生,武汉长,是武汉市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通过历史,他看到了那片江滩上千载光阴里的故事,看到它曾经人迹罕至,看着它竖起楼盘,看着楼盘倒下,又看着在废墟之上江滩重新拥有的青春。
  炸楼,是对水的珍惜,也是对人的尊重。武汉在历史上是一块沼泽地,择水而居、与水共生,背靠大江大湖,地势低排水不畅,与生俱来就面临着兴利除弊的课题。它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忧,一部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诸多地名与建筑,都在诉说武汉水与城、水与人的关系: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的晴川阁,圈出汉口雏形的张公堤,长江和汉水汇合处的龙王庙,江滩公园里的“武汉防洪纪念碑”……
  要观察这座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将其置于水中来打量。
 
  美景中的生猛
  这天下午出门前,罗时汉想了想,把放回去的礼帽又戴在了头上。“为了不显得那么苍老。”他前一天刚理了发。
  每天下午3点是罗时汉放下工作去江滩公园散步的时间,路线里会经过长江大桥、鹦鹉洲桥。他按照两座桥建设的先后时间,称它们为“老大、老四”。
  和南风窗记者行走在他每天散步的地方,长江水滚滚向前,芦苇在初夏的风里摇曳,他声音激昂了起来,转头问,“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他有着对这座城市以及对长江的热爱。他有时笑称自己是从长江水里爬着出来的人。
  1968年,他作为当时的初中生和很多学生一样被学校组织下江,现场失了秩序,死了很多人,他当时的班上就死了两个,他带着伤从长江水里爬上来。
  对很多人来说,2002年外滩花园事件是长江环保话题引起全国关注的一件大事。这件当年的负面新闻带来了武汉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新规划。当时罗时汉要通过外滩花园小区去江边散步,“保安不让进,说是私人领域。”
  长江岸边,怎么会是私人领域?对这个问题,罗时汉几乎是愤愤不平了十几年。
  他没忘记,当年外滩花园小区的广告语是“我把长江送给你”、“我家就在岸上住”、“择水而居”,他认为消费已经毁掉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伦理。好在时间给了他一个回复。
有人觉得这是武汉当代发展史上的一个荒诞。1994年以前,汉阳沿江一带基本上没有开发,保留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景观。当时,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开发“两江”(长江和汉江)“两桥”(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的构想,防汛部门叫响了“以堤养堤,开发防汛产业”的口号,汉阳区政府将江滩80亩地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向客商积极推介。
  社会资本顺势而入。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计委、水利部制定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就指出,在长江河道内兴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由水利部所属的流域机构实施管理。1998年长江流域大水,同年《防洪法》颁布,其中第22条规定:禁止在河道里建筑妨碍行洪的建筑物。
  2001年初,在武汉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曾仁端等10多名代表再次向会议提交《不宜鼓励在河道内兴建商品房》的议案,其中称,不应再审批在长江、汉江武汉段河道管理范围内兴建建筑物。
  2001年11月19日对武汉外滩花园的大多数业主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当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外滩花园建在长江防洪墙以外的河道里,有碍行洪,是违反《防洪法》的建筑。
  虽然,作为城市,武汉与其他同级城市相比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存在感,但是生于武汉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则往往有着其他城市鲜见的生猛,很多事件背后都有当地知识分子的推动,将它们推向更明朗的方向。有人归纳说,江河多的地方,人们会有着与生俱来的“江湖气”。
 
  长江人
  65岁生日那天,罗时汉从网上看到一组百年前的长江照片,美国传教士威廉·埃德加于1903年拍摄,第一次给长江存照,向世人撩开这东方大河的神秘面纱。
  那几张三峡的影像引起他怀念自己最初及以后的长江之旅。他想到他的一生,从生于“江汉朝宗”之地的少年,到跋涉过湘江赣水的青年,从第一次漂泊三峡而开始的中年,到至今栖居汉阳江滩的老年,生命的全过程无不与长江结缘。
  他说长江给了他生的经验和死的教训,是他一生的财富。他无数次从长江及其支流走过,艰难、孤独,领略了长江无与伦比的壮美,由此,他喜欢一句诗,“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有时他觉得他与长江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父辈带着兄长从江汉平原的沔阳顺水而来,先落脚武昌复兴路,自然跨过了长江。后来,在庚寅年冬月十六,他成为家族第一个出生在汉口的人,名字里有个“汉”字,跟汉水同名。汉水习称小河,在上面,大河是长江。
  很小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岸上,脱下棉衣把他裹住,然后她就去摇动绳车。学会走路以后,他挎着篮子踏勘汉水。他去捡拾地上的柴屑,或用小刀去剐树皮,以获取灶里的一顿柴薪。木船跳板上正在卸菜,在起落的号子声中,他拾着掉下的菜叶;然后,在汉水的清波里淘洗,并抹一把汗渍的额头。
  第一次看到长江,是他七岁时,那时长江大桥刚刚修好。他随母亲过桥去武昌。再后来,贫病交加的父亲选择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大桥上自绝,54岁的生命如一片落叶飞坠。那年罗时汉不到十岁,那时的中国,正处“大饥荒”时期。
  长江吞噬了父亲,所以很多时候,汉水更让他感到亲近。那时,他并不知道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长大了,他在汉水里游泳。玩水给年少的人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罗时汉说,他对汉水永远心存感激。他所有文章的主题都与长江、汉水有关。
  但是,玩水也让他付出了代价。班主任取消了他的入团资格,并写下评语,“不听教育,多次到汉水游泳,希家长加强督促教育。”
母亲不识字,他当然没给她看。就索性又到汉水去游个痛快。
  现在他游不动了,但是长江里一年四季都有游泳的人。他指着他们告诉造访者,这是武汉长江的一个景观。他们系着彩色的救生衣,在并不清澈的水里游动。
  曾经的码头不见了,现在很少有人再去坐船。整治码头也是武汉市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他说长江文化诞生了码头文化,而后有了桥文化。人类文明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往前走着。
  他对武汉的雨季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触,“雨来了,有的地方就成了小岛,也是一个景观”,他指着长江边上的如茵绿草说。
 
  水和城市的存在感
  2015年4月,武汉入选中国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并连续3年获得每年5亿元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补助。
  武汉建设海绵城市利弊皆有。一方面,武汉市天然的水体多,有166个市区湖泊,165条河流。水面面积占了全市建成区面积的25%。能含蓄水的天然海绵体多。不利的一面是武汉市的降雨量比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达到1260毫米,同时下渗不太容易。武汉市整个地下管廊系统建设不够完善,城市内涝难免发生。
  同年8月,武汉市政府召开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培训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浩为武汉城市治水把脉。他建议,武汉市应学习国外和其他城市经验,建立地下排水深隧系统。美国600多座城市,210多座都有地下深隧系统,我国广州、深圳、北京等地都在紧锣密鼓加快深隧系统建设。节省投资又不扰民,这样的经验对于武汉市同样适用。
  在民进武汉市文化专委会成员钟生华的印象里,武汉市政府曾于2013年将冯天瑜、单霁翔等8位文化历史专家请过来。他对当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士光的观点深有认同。
  朱士光当时说,“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好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三定’问题。第一个是盘龙城、却月城、鲁山城、夏口城的定性,第二个是要确定却月城的位置,应该在龟山汉水北岸,第三个是要确定汉水入江河道的走向。武汉城市的特点应该是:两江汇合处,三镇鼎足立,气势天下雄,格局世上稀。”
  钟生华认为“汉水改道”的观点争论被国家著名学者注意到了,并且是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一直秉持“汉水改道是错误”的看法,但武汉地方主流学者并不认同。
  “武汉市历届政府工作作风多偏保守”,钟生华说,以至于21世纪之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武汉时认为武汉就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大县城”。武汉“在全国城市里存在感不强”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4月底习近平在武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在民间看来都是一件特别充满希望的事情。
  2018年1月10日,钟生华关于“江汉朝宗于海”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意见被时任武汉市市长万勇在人大政协两会上引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意见最终将会走向何方,成了他现实生活里的新焦虑。
  在钟生华看来,要在武汉真正做一些事情特别难。所以他特别关注《武汉市将“江汉朝宗”以“文化景观”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案》的动向,尽管提案人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民进武汉市文化专委会主任孙晓辉,而他作为意见提供者,也仅是提案执笔之一。
  他还记得2018年武汉两会时间有点提前。孙晓辉在会场,他在后方一段一段用微信将自己的意见发出去的场景。那一刻,他有一种参与历史的深刻感。
他说,“其实武汉已有的一切就是一桌很好的宴席,我们不需要再添什么新菜了,重要的是先把它给做好了。”
  “汉水改道”的说法在他看来是学术上的荒诞,他不知道这个荒诞有一天会不会像外滩花园的经历那样。他也知道学术观点之争和硬性举措、政策的生长路线,应该不太一样。
  他在提案里说,“这项申报项目,宜尽快提出申请,争取尽快列入国家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列入就是成功。一系列申报程序将为武汉市提供绝佳的宣传平台,借两江交汇、江汉朝宗宣传大江大河大武汉的自然特色,三城合一的城市结构和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让世界深入认识这座世界大河历史文化名城。”
  他说他有一个私下的想法,“只要列入,这个地方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破坏了。”
  2018年,他71岁,腿脚不好,上坡、下坡,有点喘。他的背影,与午夜时分的码头有一瞬间重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