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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无下限抢人”,我们要跟着跑吗?

城市“无下限抢人”,我们要跟着跑吗?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18-06-07 | 南风窗

  不要轻言“逃离北上广”,更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将就一个靠下限来“抢人”的城市。

  这几年,城市“人才争夺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由于二三线城市的加入,似乎整个中国都变得求才若渴,门槛越降越低,甚至有城市推出了“中专生零门槛落户”的政策。
  仅从数字变化上看,这一城市面对人才的自我“反向拍卖”无疑是有效的。统计显示,2017年成都户籍人口增加了36.4万人,今年3月份,西安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迁入了8000人的户口。
  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相信地方政府有能力去具体判断一座城市究竟需要什么人才。尤其是在所谓“求才”仅以学历分界而对本地产业毫无说明的前提下,“抢人大战”很可能只是一场跟风的游戏。
  在舆论分析的视野里一直有一种声音,说这是为了托举楼市或者促进地方经济短期发展(最直接的就是消费)而进行的人口规模扩张。即便如此,作为一座城市,也应该先自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否已经准备好。
  “大战”可以混乱,个人则不能盲目,尤其是自认为是一个人才的人。
 
  抢人的“下限竞赛”
  意识到人才的规模、比例和层次对于城市未来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的后工业化时代,知识、智力和创造力将取代体力,继替成为新的效率来源。
  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产业,后有人才。市场上的人才,是除了资本以外流动性最强的要素,它流动的规则,就是能和其它的要素进行最有效率的匹配。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人才是请不来也留不住的,因为那里不需要他们。
  尽管一座城市可以通过人口的学历结构分析出“人才缺乏”的结论,但事实本身不会改变。正如在乡村里,资本的数量很少,但乡村并不缺资本,缺的是市场机会,有了高回报的机会,资本就会到来。
  人才也是一样。
  市场上的人才,永远不可能是一座城市的“储备干部”,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自由意志、发展欲求和生活压力的人。这一点很多城市并没有想清楚,从它们吸引人才的措施中散发的浓烈的计划味道,就可见一斑。
  大致上梳理一下十几座参与“抢人大战”的二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措施,不外乎三种。
  一是户籍,只要符合设定的学历要求,几乎都可以火线落户,甚至拉着人去办。
  户籍是一个饼,从权利意义上说这个饼本来应该完整地属于劳动者,只是被整个地拿走了。而现在他们掰了半个还给它原本的主人,就算是一种慷慨的赠予。当然,数据证明这是有效的,因为确实有太多人被户籍困扰久矣。不过“入户吸引”这种予取予夺的动作,还是会让清醒的人感觉不是滋味。而且,这对“人才”标准以外那些同样渴盼更舒心生活的劳动者也不公平。
  二是房子,有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人才公寓等几种。无论哪一种,都会有利于繁荣本地房地产市场。人们的确会对住房非常在乎,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份与自身禀赋相匹配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才,后者解决了,前者往往就水到渠成。
  三是现金,一次性补贴、连续三年每月补贴、创业奖励、贴息贷款……不一而足,少则数千,多则以十万、百万计。
  住房补贴、现金补贴这两种措施要放在一起来讨论。核心的问题是,公共财政究竟是否应该这样花?“人才”凭空获得这些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否具有正当性?他们和那些公认的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问题必须提出,因为财政资源有限,东边多一点,西边就会少一点。尽管是以“发展”的名义,这种投入甚至可能带来直接的财政增收,但它客观上的歧视性无法回避,也偏离了公共权力的角色。而且可以预期的是,就像对某一产业的巨额补贴必然造成浪费一样,“人才”堆里也必定会出现一定比例的“骗补”者,这是经验和逻辑上的双重常识。
  还要补充一句,这些“抢人”手段实在非常老土,几十年来都没有翻新过。和招商引资一样,就是通过对公共资源的随意使用来人为制造洼地,达到扭曲要素流动的目的,为此不惜进行下限竞赛。
  唯一让人感觉乐观的方面是,这种竞赛客观上在不断削低人口(户籍)流动的门槛,算是顺应了人心和社会趋势。
 
  别轻易“逃离北上广”
  现在正是毕业季,大学毕业生们正在谋职,同时也在选择城市。其实,对于“人才争夺战”的讨论真正有价值之处,是在众城混战的尘土飞扬中,给那些惶惑的青年人一点指引。  
  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去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那么北上广深杭都是目标之城。你在这些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它同时又正好能提供上面说的全部或某几种红利,显然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这是青年就业的理性模式,城市“人才争夺”带来的好处,只是锦上贴花,你去这座城市,并不是因为它的“措施”。
  一个对未来抱有期待的青年,应该选择一座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
  中国与国际市场已经密不可分,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文化联系,有前途的企业必定是那些深刻介入国际分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那一批城市里。
  国际化程度高意味着开放,有开放基因的城市从来不会衰落。放眼世界,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莫不如此。而在国内,上海、广州,以及为开放而生的深圳,在全球化进程中和它们存在的历史里,就一直是中国最顶尖的城市,今天亦然。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因为它们能够给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要素提供最好的市场机会,看不见的手自会让它们继续生长。
  对个人而言,这样的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环境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它会让人不断成长。简单点说就是,和能力强的人在一起,就会变得能力更强,不管你是一个被定义的“人才”,还是被排除在人才之外的体力劳动者。
  “人类的进步已经将我们变成了向周围人学习的机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引证过一项研究,直观地阐述了这一点。“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对能力不等的收银员进行大致随机的重新分组,这样可以让两位经济学家看到明星收银员的影响力。结果表明,当同一班组中有一位明星收银员的时候,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当同一班组中都是能力较差的收银员时,同样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都必将发挥作用。最前沿的信息、技术、知识都将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的人们最先掌握,并且在他们的日常交流、合作和体验中内化为一种常识。尽管显得非常庸俗和功利,但不得不承认,那些一心一意把孩子送去贵族学校,买一套昂贵的房子和更高的阶层比邻而居的人,正是深切了解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的人。
  人们可能会想,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资讯流动早已不成问题。不过,在国际化水平低的城市里的人们接触到的这些知识,对于别人而言早已是一种技能,这两者在实践中是天壤之别。他们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和一个个行业顶尖人士远程交流,但这永远无法模拟真实见面时的握手、交谈和互相观察。假设你准备在“抢人大战”的吸引下,去一个机场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城市就业,那么你能找到的八成就是一份跟外部不需要有多少联系的工作,再便捷的信息流动对你也是没有意义,或者仅有围观意义的。
  所以,不要轻言“逃离北上广”,更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将就一个靠下限来“抢人”的城市。北上广深,固然生活成本会比较高,但它们能提供的潜力收入也更高。纽约曼哈顿的生活成本很高,但在其中工作的人平均收入也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
  格莱泽还提供了一个数据:城市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每提高10%,个人收入就会提高7.7%,不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接受教育的—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本外溢的教育效应。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位于中国第一梯队的超级城市,高学历人士无论绝对数还是比例都会持续增长。
  简单总结一下,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级城市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全球市场;而只有全球市场,才能哺育出大量高收入的人;全球市场在很多领域都只知道“北上广深”,并且只买它们的账。
  在整理那些“抢人”城市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印象很深的城市。在那里,人们连普通话都不愿意说,却在积极地用强大的行政手段招揽全国英才。不得不说,我感觉到了一丝幽默。
  如果你愿意去,它们永远是你忠实的备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