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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本真的内心世界

回到我们本真的内心世界

本刊记者 何蕴琪 图 ∣ 张文亮 | 2018-06-15 | 南风窗

  无论是跳广场舞,还是自己手工做一把木椅,无论是用手机拍拍清晨的花朵,还是搬个小板凳在村口看个电影,只要这种活动能让你在疲乏的工作和生活中得到片刻的休息和创造的快乐,只要它能让你感受到“真正让生活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胜利—人性对物化的胜利。

  情感匮乏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在当下中国这个高度强调理性和逻辑的商业社会里,很多情况下,“理性”被认为是更有效率的,而“感性”的表达或人格特质常常被认为是缺点而不是优点。
那么,情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需要走出“情感匮乏”的时代症候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出路又在哪里?
 
  “真正让生活美好的东西”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看看情感匮乏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的真实需要被资本主义产业仔细地从我们身上屏蔽掉了,结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需要的,而满足于追逐那些对我们真正福祉毫无兴趣的公司为我们制造的东西。虽然我们认为生活在一个充裕的世界,但真正让生活更好的东西—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平和沉静、深刻洞察—它们的供应却极其短缺,和经济毫不相干。”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写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句子,在今日仍然振聋发聩。
  阿多诺外,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这样的人,你熟悉吗?
 
  情感是一种关乎存亡的能力
  数年前当富士康园区工人接连自杀事件引起舆论轰动的时候,有社会学者做过专门的调研,研究结果发现,和人们通常想象的“万恶的资本家”和“血汗工厂”这样的场景不同,富士康园区提供给工人的生活环境和工资跟很多工厂比并不差。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原来,工资越高,工人加班的动力就越强。于是,本来八小时流水线的机械作业时间被拉长了。长时间的重复劳动让工人处于情感压抑进而情感麻木的状态—因为工作中并不需要情感,通常意义上增加情感联系的活动比如聊天、阅读等只会降低效率。不仅仅是某一个工厂或某一个行业,在大机器生产时代里,人们只需要效率、秩序、服从。
  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工人下了班就在宿舍里足不出户,除了手机没有更多的娱乐和社交—很多工人认为,有哪些时间还不如加班赚多点钱。
  除了吃饭,睡觉,几万人的园区,朝夕相处的舍友往往不是蒙头大睡就是在低头看手机,或是在加班的路上,人与人之间真正有情感联系的、有意义的结连几乎没有。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缺乏社团生活和兴趣爱好的滋养,工人的生命力渐渐干枯。就效率而言,可能大部分人仍然是合格的工人,但就人的层面而言,很多人已经沦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面人”,严重缺乏情感能力。
  情感匮乏成为工人的最大问题,他们烦闷,疲惫,无法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因为意义必须在社会联系中产生。因此,其中那些心理素质较差,与社会联系更少的人,会选择极端的方法来结束这种痛苦。
  在今日这个高度崇尚效率、崇尚形式理性的社会里,情感能力完全不是可有可无的,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确定存亡。
 
  工匠为什么自豪?
  如果说富士康这样的工厂生产的是效率一流,情感匮乏的工人,那么相反的例子是什么?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如今已经寥寥无几,却经常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物种”,那就是“工匠”。
  工匠被赋予的意义非比寻常。我们今天的新富阶层想要炫富,LV已经不是首选了,更好的表达是:“我这个鞋子是在意大利手工定制的。”台词背后的意思是,手工定制,代表绝无仅有,只此一件;奢侈品算什么,那仍然是千人一面的,比起一个手艺精湛的匠人为我亲手缝制、打造的单品,太low了。
  如果再问下去,他们会告诉你,这不是商品,这是“艺术”。
  中国今天的企业界正在推崇工匠精神。仔细想想,工匠其实是前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它是“落后于时代”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人们要推崇它?为什么土豪炫富要选择手工定制?而这个问题,和情感能力可以挂上钩,也为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在前大机器生产时代,一个工匠可能会数天,甚至数个星期,数个月专心致志地打磨一双鞋子,他沉浸在每一道工序所带来的专注和成就感当中,甚至会忘却时间。但到了大机器生产时代,他可能只是负责钉扣子这一道工序,每天他可能会钉几百颗扣子。过去一个人一个星期只能做好一双鞋子,现在一个车间一个星期可以做几千双鞋子。整体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个体的生命状态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从个体劳动者来说,创造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失去了。土豪炫富时所谓的“不是商品是艺术”,本质上说的是那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它体现在数十个小时打磨一个微小工序的精细里,是创造力和物质相遇发生的瞬间火花,这些在机器生产中都不可能再现。
  于是,曾经工匠们在劳作中因为一个小成就而产生的愉悦,顾客穿到了设计制作精良又体贴合脚的鞋子时的满足和这种满足感带给劳动者的快乐和自豪,这些让生活更美好的场景都渐渐消失殆尽。
  无法满足的不仅仅是劳动者。顾客,或者用商业社会的说法,消费者,同样地无法体验到真正的深层的愉悦—因为千篇一律的商品带来的满足感太低了,于是人们只有更多地购买,更多地拥有,却依然无法满足。
  当这些情感匮乏的消费者在八小时的上班时间里,又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办公室的白领时,长期的重复劳动加重了他们的情感匮乏,他们终于处于“异化”和“单面人”状态—我不再能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个体,相反地,体验到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他不再能体验创造的快乐,而创造,是人的最核心的属性之一。
 
  出路:回归创造
  阿多诺极为强调艺术的批判性中所蕴含的救赎功能—“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了的幸福的展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艺术?
  前面关于工匠的分析里包含了一个对“艺术”的重新定义。原来消费品也可以是艺术,怪不得人们要推崇“工匠精神”。因为这些“商品”里面包含着创造力,包含着个性,这些是能够极大增加消费者愉悦感的品质。
  因此,只要能恢复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将他们从机器生产和重复劳动中变得“单面”的那个机体重新激活,使他们重新获得愉悦,基本就与艺术距离不远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广场舞尽管low一些,功能可能与到高雅剧院听歌剧的效果差不多。
  无论是跳广场舞,还是自己手工做一把木椅,无论是用手机拍拍清晨的花朵,还是搬个小板凳在村口看个电影,只要这种活动能让你在疲乏的工作和生活中得到片刻的休息和创造的快乐,只要它能让你感受到“真正让生活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胜利—人性对物化的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阿多诺和孔子有相通的精神。
  有一个著名的论语片段,经常被引述为孔子对理想生活的寄望。《论语.先进》篇记载,当时孔子问在座的几位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皙(曾点)各自的志向是什么。前面三个人说完自己经世致用,教化社群的理想以后,孔子问曾点:你呢?
  “点,尔何如?”鼓瑟稀,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点的意思是,到了暮春时节,专门为春天而准备的春服已经做好了,这时候,带上已经及冠的少年人五六人,还是童子的小孩子六七人,一起到沂河洗洗澡,到舞雩台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这就是我的志向了。
  与其他几个弟子经世致用的想法不同,曾点看起来非常随性。但孔子深以为然,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当代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曾把曾点的这个回答翻译成一首押韵的、很有趣的儿歌,是这么写的:
  “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去洗澡。洗澡罢,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羊》。”感觉非常休闲写意。
 
  真正的艺术是答案
  如此说来,注重传统,注重教化,时刻不忘回复周礼的孔子,居然认为传统和教化的作用还不如最简单的生活,确实似乎是有点难于理解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孔子对曾点的同意,却反映了他的另一面,或者说他本质的一面。就是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充满美好体验和情感的,这些体验和情感,从一种尊重自然的,适合人性的群体生活中来,它是艺术的,是质朴的,是美好的。
  从孔子编辑《诗》时在《大序》中写的话可以呼应:“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故此,孔子是相当注重艺术的作用,他认为艺术是志向和情感的表达。这帮助了我们更新我们的艺术观:艺术不是在殿堂之上,高高在上的,它也不是客体。它是人由内而外发出的志向,这是儒家对诗、对歌、对舞、对音的理解。它是关于人与自己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明心见性”“知行合一”,而不是理论和教化的王阳明,才在曾点身上得到了共鸣,大呼“点也虽狂得我情”。
  阿多诺和孔子相遇了。这两位思想家一位处于西方的后现代社会,一位生活在东方的前现代社会,却都不约而同提出了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解决方案—创造的,人性的,回到自然和社群的艺术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中,现代社会因为工业生产被压抑的人性和情感,才能得到存在和释放的空间,人的创造力才能表达发挥出来,情感的愉悦才能发生,人们的人格发展才能够饱满。只有在完整的人格里面,才能发展出阿多诺所谓的“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平和沉静、深刻洞察”的能力,我们的情感匮乏症才能被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