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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真实情感体验,社会病了

失去真实情感体验,社会病了

本刊记者 石勇 | 2018-06-19 | 南风窗

  关系情感的设计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性质,道德情感的规范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对个人情感的支持则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

  有些事平淡无奇,但有些事,是社会变化的预演。
  比如在2018年5月末达到舆论顶点的“王凤雅事件”。
  它本来很简单。
  一个可怜的农村家庭,父亲有智力残疾,儿子有兔唇,女儿(王凤雅)有视网膜母细胞瘤。为了治疗女儿的病,母亲杨美芹在网络筹款。在一些网友的眼泪中,她筹了不到4万元,踏上了救女儿的寻医之路。
  但故事从来是由有话语权的人讲述的。
  在杨美芹的寻医之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可疑的志愿者。他们不知道从哪里获得的权力,介入并干预了杨美芹一家对王凤雅的治疗选择。
  冲突由此而生。事件的进程和性质悄然改变。
  2018年4月开始,粉丝众多的自媒体、公益组织、大V,以指控的形式,把杨美芹一家的故事变成了另外的版本。
  这个版本夸张而可怕:
  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利用女儿的病骗取募捐15万元,用于治疗儿子的兔唇,而置重病的女儿于不顾,致其死亡。在“群体叙事”中,一个叫“有槽”的微信公号贡献了这个版本的重要内容,叫“大树公益”的公益组织则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通缉令”,微博名为“作家陈岚”的大V更是指控“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并实名报警。据媒体后来考证,“作家陈岚”跟“大树公益”有着暧昧关系。
  这个新的故事版本,完全迎合了城市社会一些有优越感并自认为有正义感的人对于农村的想象,而且给他们富有攻击性的“道德情感”的发泄立好了靶子。于是,无数人一拥而上,找到了确证自己道德高尚的历史性时刻,或者通过手机,对杨美芹进行谩骂、骚扰和威胁。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杨美芹几近精神崩溃,并一度准备自杀。
效果做出来了:无数道德高尚的城里人,对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的一个底层家庭进行了高烈度的围剿。在语言暴力中有这样的镜头:哪怕身为农妇的杨美芹只是下地干活,也会被5分钟刷一次微博微信的城里人宣布失踪或畏罪潜逃。
  5月末,专业媒体调查后,这个由自媒体、公益组织、大V编造的故事才讲不下去。
  不过,他们中,有人道歉一声就没事了,那家叫“有槽”的公号甚至只删除文章而并没有道歉。那些发短信谩骂、威胁、诅咒杨美芹的人,只有两个人发了道歉短信。所有这些人,都快速地从这个事件中消失,就像它从来没发生过一样。然后他们迅速出现在别的事件里,去发表他们真理在握的评论,去表现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感。
  5月26日,王凤雅的爷爷对媒体记者说,要用法律手段起诉陈岚。
  我知道“作家陈岚”这个人。她给人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一种道德情感的亢奋。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效果是通过攻击别人显示出来的,看不出是一种自然状态。
  “王凤雅事件”预演了这个社会已经发生和可能会继续发生的很多场景。无数人在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空间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有更丰富的内容,但又都属于同样的问题—这个社会中的情感,还有它的运作,怎么玩下去?
 
  是不是良币驱逐劣币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一种叫做“情感”的东西,“王凤雅事件”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让故事能够发生的情感,名字叫同情心,属于道德情感。
  很多思想家,比如中国的孟子和英国的亚当·斯密、美国的弗洛姆,都把同情心视为人的一种天性。孟子认为这是人跟禽兽的区别,一个人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斯密认为这是人的原始情感,哪怕是最大的恶棍都不会全然失去同情心;弗洛姆则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同情心,他心理一定扭曲和变态了。
  所以情感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功能:保护弱小,保护处境悲观的人,保护处于危难中的人(无论贫富)。它是从人心里发源出来的非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因为人有同情心,一个人如果处于无助之中,不至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么就可以有一个判断“世道人心”的指标了—有多少人还有同情心,社会机制是有利于还是阻碍了同情心,以及其它道德情感(比如对不公正的愤怒,比如对虚假的唾弃)的表现。如果道德情感没有渠道表现,或它的表现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就一定会减少并变得稀缺。
  前段时间,我走到楼下正要出门时,有一个带小孩的少妇急匆匆跑过来对我说,有一个老人瘫倒在电梯里了。我赶快和她过去。但在搀扶这个老人去他家时,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个担忧:如果老人的子女诬赖我,说是我把他撞倒的怎么办?我知道可能有电梯的监控和少妇可以作证,但是,从社会现状上看,毫无疑问我要承担风险。而且本来是做好事,还要去承担被人诬赖的风险和浪费时间去自证清白的成本,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做这样的好事,其意义只剩下了不被良心谴责而已,并没有体验到那种快乐的报偿。
  如果道德情感的表现,仅仅是在内心的压力之下给自己一个交代,那么它就只取决于一个人的人格,而且会不断地压抑,社会功能肯定是衰弱的。
除了以上这点之外,我们也还需要判断一种道德情感的动机和性质是什么。毕竟,无数人要装高尚,要装爱这样那样并不难,语言上就可以搞定;他们要想象自己很高尚也比较容易,心理保护自动就可以产生。
  比如那些围剿杨美芹一家的正义人士,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正义感”就非常可疑。他们当然愿意用“不了解情况,脑子一热就骂了”来辩解,但这一点根本不能糊弄过去。
  一个内心里真正具有道德情感的人,在一个处于失语状态的弱者面前,人格上会约束自己的攻击欲望的,至少会等一等。马上就相信自媒体、公益组织、大V编造的故事,恶毒地攻击过去,并不仅仅说明他蠢,也说明他本来就想找一个靶子攻击发泄。变坏是从变蠢开始的,反之亦然。
  从心理逻辑推理一下,那种所谓的正义感,其实是在发泄、攻击时想象出来的,目的是包装自己那些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的行为,以便显得理直气壮。当一种道德情感好像要通过攻击别人才产生时,它在人心中原来并不存在。
  所以很多人连“我错了”的姿态都没有,有的那些道歉也不过是危机公关式的语言。
  除了进行非制度性的“社会保障”,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社会动员”。大到国家层面,爱国心和“不当亡国奴”的情感,可以让一个民族对外来侵略者同仇敌忾。中到社会运作机制层面,道德情感可以让一个社会在心理和利益的分配中,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小到人际互动层面,可以让一个小偷偷东西时人人喊打,而不是都保持可耻的沉默。
  但是,如果道德情感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表演出来的,或是心理保护所产生的,它要么不可能有社会动员,要么起到的就是相反的社会动员,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社会动员。它只是让一群投机者、伪君子、心理扭曲的人占据了合法性的制高点,利益和心理的分配将有利于他们。这必然导致真正的道德情感表现的严重受阻。
 
  一个社会是怎么设计情感的
  道德情感只是情感的一种,它并没有占据所有的心灵和社会空间。从分类上来说,除了道德情感,还有个人情感和关系情感。它们像阳光和水一样同样不可或缺,同样重要—也许对个人来说更为重要。
  想象这样一些情境:
  有一个广州人同情杨美芹一家的遭遇;德雷莎修女对受苦受难的人感到悲悯;思想家沃勒斯坦对美国政府的剥夺体系进行揭露;儒学大师朱熹六次“实名举报”跟宰相有亲家关系的贪官;曹操说“宁我负人,人不负我”……他们显然都是在道德情境中,作出了某些情感反应。所以像同情、悲悯、正义感、高尚、真诚、卑鄙、虚伪、无耻、宽容等,都属于道德情感。其意思是一个人在道德上,要和他人、社会建立怎样一种情感关系。
  但有些情境与此不同。比如,《诗经》里有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李清照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苏轼说“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些文青人士说“诗和远方”;北上广深的一些中产人士说“焦虑”……
  这些情感,显然指向的不是道德上对他人、社会的情感反应,而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它就是个人情感。无论是孤独、骄傲,还是焦虑、高兴,皆是如此。
  还有另外的情境。
  比如《史记·管仲传》里写了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号为“管鲍之交”;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还有父母对子女的舐犊情深,“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及“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种种说法。像这些,体现的是一个人和别人,因为大家的关系而有或没有什么样的情感。它就是关系情感。
  道德情感、个人情感、关系情感,构成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生存、运作时的基础、活力、健康、幸福保证。它们如果被破坏,或被极大地抑制,或变成了虚假情感,将是灾难性的。
  任何一种社会设计,都会对关系情感进行设计,然后,对道德情感作出规范,同时,对个人情感提供支持。关系情感的设计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性质,道德情感的规范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对个人情感的支持则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
  基督教在进行社会设计时,把所有教徒的关系情感,设计成是相互平等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呢,把国家设计成家庭的扩大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设计成“爱有差等”的仁爱,按照血缘关系等,以一个同心圆为圆点扩散开去。
  墨家认为儒家这一套不好,容易培养出人的自私自利,于是设计成“兼爱”,不要分什么男女老少,不要搞亲疏远近,不要玩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地爱。法家对儒家和墨家的关系情感设计都嗤之以鼻,认为不符合社会实际,毕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人心坏了,要大家搞得很有爱一样是没用的,要的是他们相互提防,这种对关系情感的设计显然深得统治者之心。道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最好的关系情感的设计就是不去设计成什么具体内容,大家清心寡欲,无为即可。杨朱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在关系情感上的主张:“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
  资本主义在关系情感的设计上很有特点,即只设计“角色”上的关系情感(下面很快讲到),不触及“自我”上的关系情感。大家假定在政治、法律上是平等的,然后关系情感是一个共同体中的公民情感。至于“公民”这个角色之外,在自我层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虚伪冷漠,那不是它在进行社会设计时该考虑的事了。
  作为现代性最为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在关系情感的设计上是立足于陌生人社会的,因此跟以上所讲的基督教、儒家、墨家、法家等都不一样—后者都是先从熟人社会的视角切入。而陌生人社会跟熟人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恰恰是主要通过人的角色设计来进行社会运作,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
  马克思主义关于关系情感的社会设计,修改了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角色上的关系(比如压迫、不平等),从而为熟人社会自我上的新型关系情感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社会设计里,人与人之间是高度友爱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诚信、友善就是这种关系情感(其中诚信、友善又是道德情感)的表达。
 
  让真自我情感得到表达
  人没有情感,就像没有思想一样不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条件,让他产生和压抑了什么样的情感,产生的情感的动机和性质是什么,无论是道德情感、个人情感还是关系情感,又会进行怎样的变异。
  所以我准备探究一下情感的本质。
  给情感列一个公式就是:
  情感=心理能量+心理内容+方向+价值观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有一种情感,必然是在压抑,或要释放蓄积在心里的心理能量,它有一个心理内容,同时,它的压抑或释放有一个方向,并且,它有一种价值观。比如,爱这种情感,有一股心理能量要投注出去;其内容就是我对一个人的爱;方向,由我指向我所爱的那个人;价值观是他(她)值得我去爱。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在杨美芹身上发泄正义感的人,恐怕是发泄恨。巨大的心理能量,因为“你很可恨”这种价值判断的支撑,击打在一个可怜的农妇身上,是如此的有力、威武。
  从心理体验来说,情感可以分为正负。比如正的情感有:幸福、愉悦、崇拜、爱慕、喜欢等,负的情感有悲伤、耻辱、悲哀、恐惧等。
  因为一个人是用真自我、假自我、角色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社会互动、社会运作的各种体系,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真自我、假自我、角色的模式设计上,所以,我们可以在情感主体上,把情感分为真自我情感、假自我情感、角色情感。
  真自我情感就是自然情感,真正的情感,比如同情心就是,它出于人的天性,符合自然、理性、人性、逻辑。假自我情感则是玩心理保护的结果,或是虚假的情感。比如一个人因为贫穷,在一个成功人士面前自卑,或一个成功人士因为自己有钱就狂傲,就是假自我情感。一个人对别人虚情假意,也是假自我情感。
  本来人只有这两种情感,因为从心理功能来说,人只有真自我、假自我。可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还有一个角色,而且要用这个角色去和别人打交道,这个角色不可能是个机器人,而是要显得有感情的样子,所以有了第三种情感:角色情感。
  比如两个大咖面谈,双方互相赞赏,这就是角色情感。某个人对另一个人当选某职位“表示祝贺”,一个领导在慰问员工时“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也是角色情感。这些情感不是自我产生出来的,而演示、营造出来的,目的是润滑双方之间的关系情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中,无论是道德情感、个人情感还是关系情感,如果它们在情感主体上,很多都属于真自我情感,也就是说真自我情感占的分量最多,那么人就越幸福,社会就越文明和谐和健康;如果假自我情感占的分量最多,则这个社会已经出现病态;而如果是角色情感占的分量最多,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孤独、焦虑、冷漠。
  从这里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以后,人工智商、机器人之类,会不会具有人的情感?会不会出现人的情感萎缩而机器人具有了人的情感且更丰富的情况呢?
  我的回答是:机器人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妙,它不可能有一个像人一样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所以,不可能有像人一样的真自我情感、假自我情感,但是,它非常可能有角色情感,因为角色情感既然是演示、营造出来,那要给机器人设计这样的情感太容易了,而且可以设计得相当逼真、丰富。但是,角色情感是由自我来驱动的,但机器人不可能有一个自我,所以,没有人的设计,机器人的情感永远不可能自动产生。
  当然,这是未来可能的图景。而我们现在的感受,或者说遇到的问题是,需要让真自我情感,无论是道德情感,个人情感还是关系情感,都能够被体验,被社会机制支持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