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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纠偏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纠偏现代化

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北京 | 2018-06-19 | 南风窗

  从简单的拿来主义到有选择的开放,应该视作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40周年,40年间,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仍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这条线索,可以追述两三百年。
  今天的中国,和与西方现代文明相遇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纠偏作用的一些思想,其价值已经被重新发现。在中国,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一种生活上、实践中的要求,文化“先知”们的预见性,不再停留于思想的力量,而是已经开始转化为社会行动。
  日前,《南风窗》就此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张国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看似保守主义的内容,可以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保守主义思想联手,一起纠正现代性中与人类根本利益相悖的弊端。
  就未来的继续开放而言,他主张一种“有干预的开放主义”。
 
  两种开放状态
  南风窗:开放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尤其是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开放和国家的强盛、文明的繁荣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张国刚:文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内生性条件和外源性条件。
  春秋战国是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由于竞争,各家争相提出对未来社会方案的看法。当时齐国还有稷下学宫,专门给学者们探讨问题提供一个环境。春秋战国之繁荣,其条件就是内生性的。汉朝来了一次“文艺复兴”,重建被项羽一把火毁去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内生性的要求—大一统帝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大一统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独尊儒术”。
  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一般是内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相辅相成。唐朝很开放,文化发展就有很多外源性因素,比如佛教的传入,诗歌、语言、文学、艺术、绘画、思想理论等等,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同时唐朝又有一个强大的内生性因素—南北融合与科举制度,作为文化繁荣的推力。
  开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异质文化,就是异国情调,比如饮食、服饰。唐朝就兼容了吐蕃、中亚等许多异国情调。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和外部文明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异国情调,直到最近两三百年。
  另一种则体现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这是前后序列的差别。1776年发生了三件事,亚当斯密《国富论》正式出版、瓦特的蒸汽机获得发明专利,还有美国独立。我们那时是康乾盛世,但相比起来,主要已经不是异质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阶段不同了,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
  前后序列差别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西方的现代性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新阶段,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它确实处在一个更先进的序列,我们承认这一点,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主要就受到外源性因素的推动。
  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说开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正面的,它让文明变得丰富多彩,不断升级。
  南风窗:您区分了开放过程中异质文化和前后序列差别这两种不同的影响方式。近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说的开放主要是后者,是对西方建立的工业文明的学习和效仿。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被动的,早期是在血与火面前不得不开放。所以,近代以前和近代以降中国文明的开放,应该说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张国刚:对。三代、汉唐时期的文化开放,以及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尤其是汉唐与外部的精神文化交流,中国人有很大的选择权,是主动去吸收和消化,被动适应的情况几乎没有。甚至从万历到乾隆,我们都还是主动的,这个阶段有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华,但中国的选择性很强,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来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主动的选择性,康熙皇帝就和罗马教皇发生过一次冲突。
  罗马教廷派传教士来华,要求中国教徒不能祭祖祭孔,要把自己的文化标志去掉。祭祖祭孔是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引申出来的精神家园安顿方式,但教皇说你的精神家园只能安在上帝身上,不能安在中国的文化、家国情怀和仁义礼智信这套体系里面。在华传教士认为这种要求不合适,提出反对意见,中国的普通教徒,江西的、福建的,也写信给教廷希望收回成命。但教廷不干,原因除了知识障蔽,还有利益障蔽。除了无知,还有无耻—我赞成用这个词。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是孤立的,是西方宗教利益争夺的一个表现。大航海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用所谓“保教权”瓜分了世界,所有到东方的传教士都要从里斯本上岸,去获得葡萄牙政府的允许。到了17世纪,葡萄牙已经不太强大了,教皇就想把保教权拿回来,自己派代表去中国传教,那他就必须找葡萄牙人的茬。为了排挤葡萄牙,就和法国联合起来,拿中国的传教事业来做牺牲品,说葡萄牙承认中国人的习惯风俗,给了中国教徒太多文化上的保留。他们把祭祖、祭孔指为迷信,是偶像崇拜。
  当时意大利人卫匡国就专门到罗马去说明这不是迷信,这就是对贤人的尊崇,对祖先的追忆。1701年,康熙皇帝还专门写了谕旨,证明这些传教士的理解是正确的,祭祖祭孔不是迷信,但是罗马教廷不理睬。康熙罕见地连续三次召见罗马教廷的使者多罗,打听教廷对谕旨的回应,都没有得到答案。中国人对外部文化感兴趣,但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吸收,教廷不干,后来康熙也就算了,你尊重我的规矩,那就留下来,不行你就离开。1939年罗马教皇发表公告,中国的教徒可以祭祖祭孔,但是已经过去200年。
  当时卫匡国对教廷进行了很多语言辩白,比如他说祭祖祭孔用的不是香案,那就是一张长条桌子。桌子和香案,同一个东西,但描述不同差别就很大,这关系到看待中国时是不是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有干预的开放主义
  南风窗:以19世纪做个分界,两种开放的区别可能主要在于自信心和不同文明的相对地位上?
  张国刚:没错。到19世纪特别是1840年打开国门以后,像康熙和教皇的交锋这样的主动吸收就几乎没有了,新的规矩出现了。
  比如说外交、贸易的规则,现在的法治概念,海关制度等等,这些东西中有一部分是现代社会应该有的,中国被拖进去,有一部分其实只是符合强者的利益,强加给你的。比如说美国,当你弱的时候,他跟你说自由贸易,当你有了一定的优势之后,他又说我们搞对等贸易吧。道理都是道理,但他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构建了一个道理。
  在中西碰撞中中国一直受挫,最后主动否定自己,觉得他们先进,我们落后,我这套不行,要全盘西化。用先进、落后来概括这种差别,就掩盖了“殊相”,看不到各自文明的特殊性,有时就把西方文明的地方性也放大为普世性,事实上是用泯灭中国的特殊性来迎合西方的特殊性,这就造成了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左右踉跄。
  到了1949年以后,尽管还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但有一点不一样—所有的问题,政治也好,文化也好,都还是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构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反而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重建传统和吸收现代文明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相反的是印度,它从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后,是完全打开的,就没有能力再恢复自己了,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建立现代化,就有些难。
  南风窗:这提示我们,一定程度的“保守”是必要的,比如现代化会造成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丧失,这在中国已经很明显,城市千城一面,地方文化和语言消失,少数民族文化的失落。适当保守是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必要态度吗?
  张国刚:从应对的角度来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现代化,既要开放,也要保护自己的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开放主义,不是互相排斥的。日本这么现代化,但它的传统文化保持得非常好,韩国也是,经济领域的、手工工艺的,都保持得很好。法国也很注意保护它的文化,其中一个措施就是限制英语电影的放映和在电视台的播放。
  不过有些国家就很难做到,荷兰规定阿姆斯特丹大学必须用英文教课,不能用荷兰语。中国的情况从局部看跟荷兰相似。我到内蒙去,蒙古包里的孩子都学汉语。问他们为什么学汉语,他说我不学汉语的话连在呼和浩特都找不到工作,更别说到中国其他地方去。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些弱小的文化真的很难保存下来。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讲理性的,是一种“公”的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更张扬个性,尤其是西方现代文明,但它也有内在缺陷,比如说消费文化,它跟人类的整体利益是相冲突的,我们应该适度克制欲望,而不是无度地扩大消费、刺激消费。现代化的一些弊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华,是可以纠偏的。
  哈贝马斯这些西方学者,以及一些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纠偏作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些看似保守主义的东西,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东西,在纠正现代化的缺失方面是可以联手的。
  因此我主张有干预的开放主义,从简单的拿来主义到有选择的开放,应该视作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一种必然。一方面加大开放的力度和深度,一方面又有选择的开放,这是一个互补的过程。应该有社会的、国家的、学术界的力量,去为中国文化特色的保持做一些积极有为的工作,不能完全交给自然过程去选择。
 
  重建不是回到过去
  南风窗:我们今天确实已经很主动地反思现代化道路上存在的问题,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引回社会生活,甚至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这是不是和40年连续的开放,时间已经长到足够证明或证伪一些原本停留在思想层面的问题有关?
  张国刚:是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其实对现代化的弊端,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1930年代的学者在科玄之争的时候就有很深的认识,比如张君劢、梁漱溟。不过当时中国太落后,先知的话是没人理的,也没有这个条件。正如我们如果在上世界80年代谈环保,大家就会觉得你是吃饱了撑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但现在大家探讨环保,就很合理了。
人的思想可以超前,但一定要等现实、等生活提出要求来的时候,才能变成一个社会的行动,否则只能是思想的力量。
  西汉初年,刘邦休养生息,让社会闷声发了几十年财,然后发现了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问题。所以他们才独尊儒术,讲礼义廉耻。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信仰的文化体系被破坏了。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论证,信仰不需要思考,是用来纠正人本性中的一些不足的。西方现代化也存在一个“上帝死了”的问题,上帝死了人类怎么来掌控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呢?中国人不信上帝,但是构建了一个家国情怀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体系,立功立德立言,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即培根所说的“人类某些恶劣的天性”。
  可惜,丢掉了。
  南风窗:中国人的信仰是对文化、对伦理的信仰,但正如您说的,丢掉了,所以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描述,并不是对当下的描述。那么您说到的重建,就需要社会基础的配合,整个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家庭内部的关系、与陌生人的关系、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过去的处理方法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现实条件。因此以前的那一套伦理价值,重建的可能性还存在吗?
  张国刚:重建,是“重”嘛,不是原样回复到过去,它还“建”呢。
  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法治,以法律规则作为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基础,法治就是人性、理性和本性的博弈,法治一启动,很多混乱都消停了,但这个要做起来非常难。法律是铁面无私的,靠自己很难完全做到,除非是威权下接引的现代化。比如美国给日本一个法,或者是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宗主国给你一个法,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要靠自己来构建法治就很难。
  第二个层面是宗教,宗教教人向善,教导宽容。
  第三个层面就是道德。西方的道德来自宗教,中国的道德来自家教。
  重建传统文化,是放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来,让意识形态更接地气。意识形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主流统治者的主流价值输送合法性,一个是笼络和维系社会人心。如果意识形态起不到维系社会人心的功能,那么它其实就没有落地。
  我们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过去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在“三纲”下落实的,三纲是在王权主义之下落实的,王权主义带动三纲五常。我赞成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的看法,三纲是变道,五常是常道,变道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提出来的,常道则具有某种永恒性。今天历史条件变了,三纲作为变道就应该抛弃,新的“纲”是民主法治和共同家园的建设,应该由这个纲来带动永恒的五常。
 
  中国可以找到新模式
  南风窗:过去传统文化抬不起头的时候,人们认为它和现代性是根本冲突的,但我作为广东人,感受不太一样。在广东尤其是广州这个中国最开放、最现代化的地方,人们同时是国内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相对更珍视的,传统并不妨碍现代化。您怎么理解这种结合呢?
  张国刚: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本来就有现代化的因素,在价值层面是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的。从国家构建来说,牛津大学教授芬纳在《统治史》一书中,以及相差半个世纪的福山,他们都讲中国秦汉时就是“modern state”,即现代国家。而西方的现代国家,是启蒙时代后、18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化所需要的,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社会组织是市场导向的,这些中国都很早就一定程度上具备。
  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反而没有先进入现代化呢?这就跟一些工具性的问题有关系,尽管我们有一定的“共相”,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西方那种现代化的要素。中国传统文化推崇读书做官,优秀人才都不到实践领域里去,因此中国的那些科学,勾股定理、四大发明等等,都是一种经验性的体悟,不是学理性的构建。再加上人口很多,劳动力便宜,任何科技的投资都不合算;另外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妨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妨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所以从价值上中国的传统是和现代化兼容的,但在工具意义上差一些。一旦我们工具性问题解决了,就能很快进入现代化。视野再拓展一点看,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可以成功进入现代化,比如日、韩、新加坡和我国的港澳台,成功的例子很多。除此之外,非西方国家都无法进入现代化,或者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沙特、阿联酋是有很多摩天大楼,但你很难说它们就是现代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非常容易结合的。中国人说“爱拼才会赢”,有进行持续积累的动力,大乘佛教的博爱和儒家的经世情怀,也比较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和现代价值观很容易对接。
  后起的现代化一定是有其自身特色的,比如日本,家族企业和个性化管理、终身雇佣制等,构成了日本的特色。你说到广东的情况,也是如此,广东的企业、社会组织、行为约束方式,一定程度上依靠地缘、家族纽带来构建,其他地方这些因素也有,但没有这么突出。这种方式有它的弱点,但通过修正和提升,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特别的模式。也就是说,它有不足,但不是因此就换成另一种—西方那种,而是提升、改进之后形成一个混合品。
  处理好“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中国的社会管理、国家政权管理也很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模式。
  (实习记者何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