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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带给中国一线城市的经验与教训

东京带给中国一线城市的经验与教训

本刊记者 胡万程 | 2018-07-03 | 南风窗

  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上扬,第三产业的比例会增大,而第三产业有聚集在一线城市的倾向,一线城市会发展得更快。
 

  半个多世纪以前,为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耗资30亿美元重新规划东京的城市布局,留下了“代代木竞技场”、“新干线”、扩建的“羽田机场”、“日比谷地铁线”、“首都高速道路”、“大仓饭店”等遗产。奥运会使得东京在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一大步,奠定了日后成为亚洲第一城市的基础。
  2020,夏季奥运会将再次在东京举办,新一轮的大改造又将上马——“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的修建、“城市BRT系统”的增添、“筑地水产市场”的搬迁、以“六本木之丘”为范本而新建的“虎门之丘”复合建筑、“奥运村”的翻新、“丰洲填海区”体育场馆建设等等,大兴土木的程度不输给中国。东京再次试图以奥运为钥匙,打开新一轮经济发展与都市更新的大门。
  “东京”这一概念,包括不同层次的地域范围。最狭义的东京是指“东京都心”——千代田区、中央区与港区,总面积比广州的越秀区大三分之一;口语中“东京”指的是“东京23区”的东京都区部,一共626.7平方公里;“东京都”则是个行政专业名词,包括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町和8个村,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由东京都知事管辖。
  东京都市圈,包含东京都和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一都三县”。为了节约房租,家住邻县,工作在东京的候鸟上班族十分常见。都市圈内超过3600万常住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8%。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也是GDP总量最高的城市群。如果把东京都市圈比喻成一个小国家,它的GDP总量要超过俄罗斯和印度,位于世界第8位。 
  长期以来,东京圈一直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市区,且拥有全球最复杂、最密集且运输流量最高的铁道运输系统和通勤车站群。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和文化优势,日本的首都圈——特别是东京圈的发展,一直呈现集聚的态势。
  世界上比市川宏雄还要了解东京城市规划的人为数不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担任东京都知事铃木俊一的都市规划顾问。之后在每一任东京都知事—青岛幸男,石原慎太郎,舛添要一以及现任的小池百合子的麾下,市川宏雄都是其城市规划智囊团中雷打不动的主要顾问。
  市川宏雄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的建筑学科,研究生时期他转投城市规划专业,并取得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担任了日本著名房地产开发商——森纪念财团的战略研究院执行主席。除了研究东京的城市规划外,他的研究范围遍布世界各地。他也直接参与过一些国家的地域开发项目,例如伊拉克巴格达的都市更新,巴西亚马逊地区综合开发以及中国海南岛的城市建设等。
  在2018年广州全球城市评价研究——指标排名与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上,市川宏雄作为发言嘉宾被邀请到了现场。东京都市圈与中国一线城市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相似的地方,都包含着一线城市核心区,市域,卫星城区等层级。且同属东亚文化圈,东京作为一流城市的发展经验,对于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南风窗》记者就世界主流城市发展趋势,东京城市发展进程、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对市川宏雄进行了专访。市川教授的回答真诚睿智,不乏生动有趣的个人经历分享。
 
  一线城市领先地位不可动摇
  南风窗:2008年以来,森纪念财团名义每年都会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Global Power City Index)。2017年的报告显示,世界综合实力前五名的城市为: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作为此项目的主要策划人,近十年观察下来,你觉得世界各大城市的发展有哪些显著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市川宏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综合实力前十名的城市中,亚洲城市的数量与位次在逐年升高。特别是新加坡的存在感非常强,它是其他新兴城市的榜样。北京、上海虽然还未到达前十,但是在这十年里的进步也很显著,尤其是“经济”指标抢眼。世界发展的重心逐渐从欧美转移到亚洲的趋势是明显的。
  多数亚洲城市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和方便度指标上表现不俗,但它们还需提升软吸引力才能真正成为磁力城市。
  亚洲城市的发展牵引点,现阶段毫无疑问在中国。北京,上海自不必说,珠三角区域的发展速度同样将继续保持领航。
  南风窗:除了传统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国现阶段有提出新一线城市的说法,例如成都、杭州、重庆、苏州、西安、南京这些原本的二线城市也有跻身一线城市的势头,城市之间关于人才,技术,资本的争夺也很激烈,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
  市川宏雄: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人口众多,当一线城市的建设未跟上人口涌入的速度,一线城市人口容量趋于饱和,自然会有部分人口移居到二线城市,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我也去过成都、杭州、苏州,我觉得它们的发展很快,几乎每次去都有明显变化。 
  但是,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上扬,第三产业的比例会增大,而第三产业有聚集在一线城市的倾向,一线城市会发展得更快。这样的事是发生在伦敦、东京与巴黎的。随着一线城市的持续建设,像郊区扩展,容量增大,仍然会持续吸引更多的人进入。二线城市的建设度由于人的涌入而提高,但是传统的一线城市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城市综合实力会继续增强,传统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短时间内不会填平。
  因此作为政府,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地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本面对的是首都圈与地方城市之间的差距,中国面对的是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差距。日本现在80%的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多依附于都市圈。而中国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仍占据较高的比例,二三四线城市与乡村仍处于城市化阶段,在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提早进行调整与规划。
 
  房价下跌曾影响东京地位
  南风窗:2016年年末,一部叫作《你的名字》的日本动画在中国很是卖座,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兼具传统感和现代感的东京城市风景,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参与了将近三十年的东京都政府的城市规划,东京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发展理念,你认为最大成果与教训是什么?
  市川宏雄:较早地确立了“世界城市”的目标,我觉得是东京发展战略的最大成果。1982年政府发表“东京都长期计划”,90年代政府提出“我的东京都计划”,此间日本资本迅猛地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依托自身经济地位,东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管理中心之一。
  同时,日本着力提升东京国际服务与沟通能力,举办了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与众多世界主要大都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不断增强东京的城市软实力,强化国际社会对于东京的认知,增强东京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感。
  然而,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东京遇到了不小的危机。高腾的地价极速下降,导致投资者们的资产缩水严重,进而引发的经济停滞与衰退,对于东京的世界城市地位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东京都税收锐减、财政危机加深、人口不断减少外流、少子高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
  此外,相比较于纽约与伦敦,东京的“文化交流”与“交通”层面就显得落后,仍有进步的空间。比方说,外国人在日本就不太好租赁房子,英语的通用度仍然不算高,铁路交通也显得复杂难懂,计程车价格过于昂贵,机场距离较远,这都是东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课题。
  但是,如果参照2017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行榜,你可以看出,东京的强势在于“经济”与“科研”方面,良好的治安也是值得一提。
 
  7000万人都市圈出现在哪里?
  南风窗: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即,可以预想届时将有众多海外游客来到东京观赛与游玩,在现有基础上,这将会给东京城市设施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对此东京都政府在城市建设上是如何应对的?
  市川宏雄:虽说东京奥运会在即,但是作为城市规划者,我们着眼更多的是“后奥运”时期。也就是说,奥运结束后,为奥运而花费的财政支出不能成为空荡荡的体育场馆与人烟稀少的高速公路而被闲置,而是需要投入到使用中。
  将对日本产生最为深远重大影响的,我认为是磁悬浮新干线的开通。一旦开通,各主要城市间的通行时间将会被进一步缩小。东京到名古屋只要40分钟,东京到大阪只要67分钟,要知道这原本是东京坐电车到卫星城的时间啊。
  通行时间缩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相互独立的三个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将会结合在一起。关东、中部、关西将会结合成一个超过7000万人的巨大都市圈。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像粤港澳大湾区?
  这样一来,民众抱怨“奥运会这种国家项目只会给举办城市带来恩惠”的声音应该会小很多吧,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可能因此消除。
  南风窗:听说你和中国的缘分很深,在海南岛待过三年时间,支援过海南的城市建设。今年是海南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海南也将进行自贸区改革。谈谈当年的规划吧。
  市川宏雄:对,1984年-1986年间,这三年我在海南岛。其实这是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叫作“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派了一支由20位城市开发相关的专家组成的队伍去海南岛做调查研究,写报告,提出开发方案,供中国政府参考,我当时就在队伍中。
  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海口的城市中心建设图纸,海口到三亚之间的高速公路图纸是我设计的,我还率先提出了把三亚建设成观光城市的方案。当时海南还不是省,是广东省的行政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提交调查结果的时候都是要来广州汇报工作的。
  坦白说,我上一次去海南岛还是20多年前。当时海南岛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如果现在有机会去海南岛,我担心恐怕都认不出来了。
 
  全球“迁都”案例大多失败
  南风窗:目前,中国已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想把雄安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日本也曾提出“迁都”设想,并在此后一直在着手完善首都功能转移和新首都城市的规划,比如,东京都政府于1991年从都心的千代田区迁往东京都区部西侧的西新宿。但你一直都是坚定的迁都反对者,能谈谈原因么? 
  市川宏雄:的确,行政和商业资源集中在都市圈中心,往往会导致一些“大都市病”,例如城市中心区地价高涨、职能单一化、长通勤距离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等,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圈内”小城市的发展机会。但是大兴土木般的“迁都”计划往往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成功案例却很少。
  除了巴西将首都由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促进了内陆开发是成功案例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迁都都往往成为了低效率的行政行为,并未达到原本的目的。缅甸的内比都,韩国的世宗都是典型的失败案例。
  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将东京政治中心功能分离出去不能解决人口过密问题,因为在迁都过程中真正能够实现移动的实际上仅有60万人左右,不足首都圈3256万人中2%。而且迁都的花费极高,东京都政的迁都费预估高达20兆日元,其过程极易发生腐败问题。
  当然,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如果能解决高额的迁移成本,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多关注的是承接北京过剩人口的功能,同时疏解一些北京非首都的功能,而非单纯意义上的“迁都”,这样考虑的话,这种城市发展新模式的成果还是很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