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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世界里的全球化力量

足球世界里的全球化力量

(俄)马伊奥洛夫·亚历山大 自由撰稿人 译 ∣ 徐卓青 | 2018-08-02 | 南风窗

  在足球作为国家和种族战争的比喻与全球化力量的传统角色之间,种种复杂的,往往令人沮丧的晦暗联系,改变了游戏的面貌。
 

  俄罗斯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比赛很好看,也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足球的机会。
  足球比赛体现着速度、力量、灵巧、反应的敏捷。正如当代最佳足球运动员、巴西人贝利所说:“足球—是一项很难的运动,不仅要用脚踢足球,还要用脑思考足球。”足球是一门艺术,没有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像足球这样受欢迎。
  但在世界足球发展的大部分阶段里都充斥着仪式感十足的战斗。不同区域、族群、甚至民族都可以在此表达自己的血海深仇。在巴斯克的皇家社会足球俱乐部骄傲地发表反对皇家马德里队的言论后,足球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它不再仅仅是由22名男性和一个球组成的一项竞技体育运动。当爱尔兰国家队前锋在国际赛事中把球射入英格兰球门后,能听到爱尔兰侨民激动的呐喊,那声音体现出他们在球赛之前酝酿已久的情绪。
  但同样的,全球化的力量让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逐渐改变,传统民族和种群的界限正被逐渐破坏。在职业足球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些传统的对于比赛的思维定势正在消失。在球迷们习惯性地把比赛视为古老的部落战争,其中的“演员们”时常来自异国,他们可能在一年内会到处迁移。他们仅仅是职业运动员,在全球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国际足球世界上为最昂贵的交易宣扬自己的才能。
 
  足球如何解释世界
  在足球作为国家和种族战争的比喻与全球化力量的传统角色之间,种种复杂的,往往令人沮丧的晦暗联系,改变了游戏的面貌。这是作家富兰克林·福尔在他的新书《足球是如何解释世界》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旨在描绘出全球化浪潮对长期界定足球文化的传统部落壁垒的影响。
  作为美国人,福尔在一个对本土观众来说是陌生的地方冒险,值得称赞。在美国,足球基本上是一种中产阶级在郊外的娱乐方式,男孩和女孩们都会玩。人对球队的忠诚可以是一种深刻的身份表达,值得为之奋斗,甚至有时候为此杀人—在福尔第一次在长岛郊区的草地上踢足球的时候,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完全荒谬的。美国独有的职业联盟专营权制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足球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历史。而对美国国家足球队的支持绝不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口。
  对在欧洲足球界的年轻非洲球员的关注也让他的书更具启发性。他追踪了年轻的尼日利亚明星Edward Anyambaig在利沃夫的喀尔巴阡,一个具有激烈的民族主义传统的乌克兰球队的故事。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被视为苏联足球人才的摇篮,它为国家队提供了大量球员。尽管乌克兰的骄傲(尤其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球队相反)是其光荣传统,但独立后的乌克兰的明智性在于,知道足球事业上的成功需要买入优秀人才。西欧明显更加富有的俱乐部打算享用世界足球精英这块蛋糕上的奶油,而乌克兰、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法国和比利时的球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进非洲二流球星,从而提升自己的比赛水平。
  从阳光明媚的非洲移民到充斥着易怒的光头党种族主义分子的前苏联工业城市本来就实属不易。但除了金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补偿:俄罗斯和乌克兰球队参加欧洲联赛,联赛为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这些国家的俱乐部能根据联赛上的印象引进球员,为他们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现在有近千名非洲球员在欧洲赚钱,与巴西同行相比,这只是个小数字,在欧洲约有5000名巴西球员。很少有在英国联赛球队踢球的非洲球员是被直接从非洲选拔出来的,他们多是从其他欧洲球队转会来的。
 
  世界如何解释足球
  尽管数量与日俱增的国际足球精英在自己的祖国之外踢球这一现象自二战以来已经开始并持续了很久,然而足球市场劳动力的全球化真正始于20世纪90年代。
  欧洲足球的世界性动力来源于对才华的追求:各种不同方法的本质都在于,在过去的百年里,比赛怎样踢,怎样规划,怎样根据不同的区域进行训练,这一切形成了传统—现在的战术需要结合这一系列传统。而在商业层面上,俱乐部也开始反映全球化的影响。25年前资本运作最好的俱乐部可以从更小的俱乐部买到优秀球员的合同,给球员提供更有利的合约。也有一些人每周都能让最大的体育场满座—由此而来的是一种异常现象,西班牙和意大利,两个战后经济实力较弱的欧洲国家,甚至可以买来德国、法国和英国对手的优秀球员。然而现在的资本全球市场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曼联的股票在伦敦股市上出售,而它最大的一个股东是美国人。西伦敦俱乐部切尔西类似,被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收购。而在当地地位超过甲壳虫乐队的利物浦队,其球迷也遇到了不利的现实情况。
  这些投资者的到来表明了这一现实,足球俱乐部的资金来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框架,比如门票销售、电视转播权和合作赞助。现在这些俱乐部,比如曼联和阿森纳,都是世界品牌,这些队的队服很可能出现在北京或曼谷的街头,在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和东巴格达的小路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服装。全世界数百万球迷都通过卫星电视关注着每一场比赛,商品化的可能性突然变得无限大。曼联曾经希望在一年里向自己的英国球迷出售约3万件队服;现在它可以期待向全球球迷售出数百万件上衣和其它周边产品,而亚洲市场将成为新的高速发展的大市场。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例都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会签下英格兰的形象—曼联队的大卫·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当然是一个好球员,但在球场上为皇家马德里队所作的贡献不及齐达内、菲戈、劳尔、罗纳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而他在促进俱乐部在亚洲向年轻人销售队服这件事上则发挥着很大作用。
 
  曾经的“野蛮”运动
  实际上,足球的历史超过数百年,涉及不少国家。在2000年前的中国史书中已经记载了第一场类似于足球赛的比赛。因此,可以说,足球的创始国是古代中国。在日本申办2002年世界杯时,申请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在1400年前,在这个国家已经有人踢“蹴鞠”—这是一种与现代足球运动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的球类运动。当然,在几个世纪里比赛规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的事实没变:现在被我们称为足球的那些运动,曾经在几世纪里存在于不同国家中,而这些运动都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例外。
  在英国,球类运动起初是一种娱乐活动。比赛通常在市场的广场上开始。两支不限人数的队伍努力把球扔入对方的球门,而球门位于预先商量好的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比赛是残酷粗暴的,而且对球员来说是危险的。当激动的人群在城市的街道上奔跑,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店主和居民只能用门闩或木板把较低楼层的窗户关死。能把球击入球门的青年男性将成为胜利者。甚至不一定是球,比如,一名反叛分子、起义者领袖的追随者在伦敦街头用鼓着的猪尿泡代替球。而在切斯特人们用脚做“可怕的事”—在这里快乐源于战胜了丹麦人的光荣感,所以人们用某个战败者的头颅代替了球。
  在1349年,国王爱德华三世尝试取缔足球,因为他担心,年轻人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项野蛮活动中,而不去练习射箭和标枪。他对伦敦所有的贵族下令,禁止“这项节日消遣”。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和詹姆斯三世也尝试过禁止足球,最后都同样收效甚微。有一条颁布于1491年的国王令,禁止在王室领地上踢足球、打高尔夫球,宣布“参加足球赛、高尔夫赛及其他不体面的体育赛事”为犯罪。
  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了某种足球文艺复兴,诞生了现代足球。随着跨国旅行和交流的发展,英国水手、士兵、商人、技工、教师和学生在全世界传播自己最爱的体育运动—板球和足球。
  当地居民渐渐产生兴趣,足球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在19世纪末,足球传入奥地利。当时在维也纳有英国侨民区。由于雨果·迈索(Hugo Meisl)的努力,足球在欧洲大陆上开始广泛传播。他正是米特罗帕杯(现代欧洲杯的前身)和各国联赛的首创者,这些比赛促进了足球在中欧地区的普及。匈牙利是首批了解足球后就立刻爱上足球的欧洲国家之一。在第一支匈牙利球队中有两名英国球员—亚瑟·约兰德和艾仕顿。在一战前已经有几个英国俱乐部到访过匈牙利了。在1908年,在荷兰有96个俱乐部和由前英国国家队队员埃德加·查德威克领导的一支相当强的国家队。
  在俄罗斯,足球出现于1887年,这要归功于在莫斯科郊外奥列霍沃有小地产的英国人乔尔诺克兄弟。他们在英国购买了球服,但没有足够的钱买战靴。克里门特·查尔诺克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一部分小配件给了一个织补工,在织补工的帮助下把钉固定在了球员普通鞋的鞋底上。在俄罗斯人们兴奋地接受了新型赛事,在19世纪90年代,在首都已经产生了莫斯科足球联赛。
  这项曾经无组织的“野蛮”运动的规则和秩序是在牛津、剑桥的私立学校和大学的房间中制定的。开始几乎每一所中学和每一个足球俱乐部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一些规则允许用手传球,另一些则完全禁止;有的地方限制每队球员人数,有的地方不限。在一些球队中允许推人、打人、绊人,而在其他球队中这是严格禁止的。
  换言之,英国足球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中。在1846年预先进行了第一次统一不同足球规则的尝试。剑桥大学的威顿和特林克为了制定统一的足球规则和私立中学代表会面。
  讨论持续了7小时55分钟,通过了名为《剑桥规则》的文件。这些规则被大多数中学和俱乐部采用,而随后(只有稍小的变动)他们被英国足球联合会列为基本规则,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经济的影响
  足球不仅间接地发挥着自己在世界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直接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说,这样的影响常常是无比巨大的。高盛的报告显示,世界杯夺冠后的国家股市平均增长率是12%,决赛失利的国家则有25%的损失。另一个金融团体 ABN AMRO 试图证明,足球场上的失利或成功不能被视为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比赛对经济仍存在一定影响。世界杯冠军在很多情况下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同时输球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会降低0.4%。但常言道,每个规律都有例外。比如,在1974年和1978年德国和阿根廷处于经济衰退的门槛上,尽管他们的国家队为国家带回了大力神杯。而荷兰人当时决赛失利,却在经济上有着最小的损失。
  足球赛对经济方面结果的出现是有理由的。众所周知,有绝佳心情的购物者,比起失落的购物者,会花更多的钱买东西。在任何一场球赛中的胜利都会刺激纪念品和其他周边商品的销售。足球赛成为促进消费信任指数增长的理由,这一现象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尤为显著。例如,1988年,荷兰国家队成为了欧洲冠军。在这一时期消费指数迅速增长了8%,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一指数只有微弱增长。必须谈到的还有受足球影响的商业,因为足球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和新的商业伙伴来签订合同。
毫无疑问,在任何行业里都有“压迫”,在足球经济里亦然。众所周知,足球世界杯从1930年开始举办,但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冠军都只被两个大陆垄断—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稳定的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至今都没有体验过足球赛对自己的类似影响。在世界足球发展史上只有8个国家成功夺冠—俄罗斯世界杯上克罗地亚会创造一个奇迹吗?因为这个原因,分析的范围有限。此外,经济学家在1990年才开始研究足球中这样的谜题。不得不提的是,也有一些与获取评价所必需数据相关的固定问题。因为很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能进行准确的统计。因此很难探明,足球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
  不过,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实,比如,根据报告,国际足联这个“非营利组织”每年会因举办足球赛获利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