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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拿什么对抗时代的严寒?

《灵与肉》:拿什么对抗时代的严寒?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18-08-02 | 南风窗

  时光流逝,故事的背景已经不容易罗致共鸣,当下的世界乱花迷眼,电视剧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的丰盈和形式上的自由,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互相成全。

  张贤亮是“伤痕文学”谱系中一个深沉、苍凉的作家。1982年,他的小说《灵与肉》曾被改编成电影《牧马人》,红极一时。2018年,他去世4年后,《灵与肉》又被央视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一起出品为同名电视剧,获得高度认可。
  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是小说的叙事背景。1982年的电影受欢迎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那时社会的记忆依然鲜明,正如昨夜的梦境还存在于今晨的脑海。
  真正能佐证文艺之魅力的,是时隔30多年后的电视剧。此时的人们,对畸形时代已变得生疏,但其中展现的“创造性的爱”,仍是一支射向现实的箭。今天的现实,看上去丰富而自在,但“爱的能力”被严重地遮蔽了起来,这是人心的隐痛。
  批量的娱乐产品,大多是用表面的丰富而自在,继续遮蔽人心的真实需求,电视剧《灵与肉》的价值在于,它揭开遮掩,用一种温和的形式和我们摊牌。
 
  保卫生活
  短篇小说《灵与肉》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主人公许灵均出生于商人家庭,曾经娇生惯养,但年幼时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卷走了所有东西,可谓身世凄凉。这时解放军开进上海,这个独自留在大陆的孩子被共产党收留、培养,成长为一名青年教师。
  “资本家的儿子”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标签,让他的人生在运动中风雨飘摇,20年的青春在劳教、下放与无尽的折腾里流走。
  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父亲从美国回来,想把这个自己亲手抛弃的儿子带到美国去“接班”,但在北京见面后,许灵均却抱着从王府井买来的泡菜坛子,回到了他生活的农场—这个曾经带给他无尽痛苦的地方。
  “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在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瑕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惟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作为一名清醒的知识分子,许灵均对于时代的非理性和人为的苦难一清二楚,而且自身就是后果的承受者。他思考,但没有怨恨,因为那20年也是他的生活,参与组成了他这个人。一个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经过20年的苦旅,却真正爱上了那片带给他痛苦也带给他温暖的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普通劳动者。
  这正是《灵与肉》的闪光之处。
  反思不是对过去的一种情绪性的清算和发泄,而是回到细节丰富的生活本身。张贤亮用短短的篇幅展开了一次完整的逻辑诠释:支持受难者从严寒时代走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信念,更重要的是周围的人性之善。
  当放牧员许灵均就要接受批斗时,其他放牧员便一口咬定山下“草情不好”,让他赶着马到山上去,躲避折腾;当贫穷的许灵均要结婚时,有人给他一口锅,有人给他几斤粮,有人给他几尺布票,每家给他凑五毛钱,支部会议决定给他三天婚假……
  正是这种日常的温暖,保护着这个政治地位卑微的“老右”,让他的生活得以继续,生命历程里应当完成的事情都可以完成,也让他在精神上存活了下来。
无论世界变成怎样,把生活过得更好都是人的本能。人们用善良为许灵均创造了一个可以局部躲避政治风雨的空间,生活的创造性就有了自然滋长的条件。他的妻子秀芝,是从四川逃难到宁夏来的,第一次见面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结婚后,她算是有了一个家,她认为家就要有家的样子。于是她自己晒制土坯砖,围出来一方小院;院子里要有树,她又从野地里刨回来两颗碗口粗的白杨;她养的小动物繁殖得飞快,鸡鸭鹅围在她的脚下,鸽子立在她的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水在铁锅里烧……
  在电视剧里,一个像“少林扫地僧”一样的特殊角色—老梅被塑造出来,时刻像一面心灵的响鼓,警醒许灵均积极地面对当下和想象未来。
  老梅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才微笑。”
  大字不识的秀芝接过话说:“我对你微笑,你就对我微笑。”
  一片苍凉的背景下,处处散发着生活的温度,这正是情感张力所在。处境持续险恶,生活一直艰难,但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和身边的一切建立越来越深的情感联系,北京的水泥路和对美国生活的奢华想象,全都变得不值一提。
  人性之善保卫着生活、呵护着精神,保持人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电视剧围绕着这一核心进行了再创造,把一个简单的故事细腻地展开,短篇小说于是变成了41集的电视剧。
 
  肖申克和西游记
  “灵与肉”这一题目,呈现着一种撕裂,在那特殊的岁月里,精神和现实之间剧烈冲突,是知识分子难逃的宿命。如何在漩涡中保持人格的完整,使之不致因分裂而疯狂,是他们共同的挣扎。
  时代转换,有许多人坚持了下来,但在社会的集体反思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夸大个体的主动性。为精神独立而主动抗争的人们成为了文化英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普遍抗争的错觉,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更多的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主动空间,实际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坚持。
  无论在小说还是电视剧里,许灵均都是一个行为上完全被动的、被人们周全和保护的角色。除了《灵与肉》,你也许很难在别的长篇电视剧里看到一个如此无所作为的主人公了。
  他从劳改场里被释放,只是因为农场领导想让他娶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他一次次被扣帽子、遭受政治攻击、被关起来,都是善良的人们在替他想办法解脱困境;就连结婚,在形式上看都是被硬塞了一个姑娘—尽管爱情在婚后的日子里很快就补上来了。在一个个戏剧冲突中,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只有主人公站着不动。
然而这种消极是可以理解的。
  在那特殊年代里,精神独立、本性善良和信念坚定这些特质,只能在精神层面发生作用,而无法转化为个人对抗折腾力量的现实行动—或者说,根本不敢。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无限上纲上线的环境下,你不知道一个简单的举动,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姜文明因“写反诗”被劳改,出来之后偶然进入了农场广播室,对着话筒喊了一声“我是清白的”,就面临着“占领无产阶级宣传阵地”的指控,差点丢掉性命。许灵均能做到的只是,你可以左右我的未来,但无法改变我的情感;你可以在公共领域让我服从,但不能在私人选择方面让我屈就。
  然而内心力量还是会影响外在环境,让一些周边因素客观上成为它的力量延伸。包括张队长、放牧组长郭蹁子、妇女主任梁大嗓在内的有一定体制内话语权的人们,下自成蹊地成为了许灵均的维护者,一同展现人性的温暖与美好。
  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安迪是一名体能弱势的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个内心被人文魅力所笼罩的人。蒙受冤枉被送进监狱,一开始他处处被欺负,但他的人性之善和自由信念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让囚徒们折服,成为他的朋友。
  自由被限制,辽阔的草原和巨大的农场对于许灵均而言也只是一个无形的牢笼,少数人是牢笼的加固者,更多的人则尽可能地为他创造自由的空间。
  许灵均和安迪的不同之处在于,安迪是完整的,许灵均则是片面的,安迪主动冲决牢笼,而许灵均则把一切慰藉诉诸于内心的信念。
  编剧杨真鉴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小说之外重新设计了许多角色,其中同龄的谢狗来、孙见利、姜文明三人,是许灵均的分身。许灵均温文尔雅、体格柔弱,而谢狗来是个性格暴烈的肌肉男;许灵均为人耿直真诚,而孙见利头脑灵活、善于钻营;许灵均理性冷静,而姜文明迂腐和情绪化。三人个性千差万别,但在知善恶、明是非这一点上则毫无二致。把许灵均和这三个人合为一体,就是一股完整的一往无前的生活力量,足以克服道道难关。
  这时我们又会想到《西游记》,连人物都是一一对应:唐僧只有信念,悟空暴烈而有力,八戒贪恋而善变,沙僧迂腐而忠诚。师徒四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玄奘大师,各个片面互相冲突,但也在信念和爱的黏合下百折不挠,一路向西。
  电视剧起于小说的珠玉在前,但大部分的事功应该属于编剧与导演。因为小说是反思过去,而电视剧已经转向启示当下。
  时光流逝,故事的背景已经不容易罗致共鸣,当下的世界乱花迷眼,电视剧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的丰盈和形式上的自由,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互相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