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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厦:香港的灰暗心脏

重庆大厦:香港的灰暗心脏

本刊记者 荣智慧 发自香港 | 2018-08-21 | 南风窗

  为什么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能够保留这么一座集聚着“偷渡客”的楼宇?私人权利的博弈使然。
 

  许多香港人认为重庆大厦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被错放在城市中心。 他们自己心中也充满疑惑:为什么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能够保留这么一座老旧、杂乱、装满了东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东欧、非洲“偷渡客”的楼宇?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消费竟然都不能阻止它的低端化?
  重庆大厦的存在正是拜“香港”所赐。它的故事,折射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当代史,更是这座城市里私人权利、经济制度、城市规划和文化象征的复杂博弈。
 
  高端变低端
  重庆大厦原来是重庆市场,兴建于1920年,设有三十多间售卖外国货物的商店,供游客和水兵消费。1941年,香港沦陷于日军之手。重庆市场停业。1958年,移居菲律宾的福建华侨蔡天宝向港英政府购得土地,为了纪念抗战时期重庆的“陪都”地位,恢复该地旧称,取名为“重庆大厦”。
  大厦兴建之初,是一栋17层的“豪宅”,由五栋联体大楼(A-E)组成。每个单元有独立阳台,180度海景。1楼和2楼是商场,3楼到17楼是住宅,地下车库有70个车位和娱乐中心。大厦于1961年11月落成,住宅先期开放。第二年,重庆商场装修完成。
  生活在重庆大厦里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座昔日的高档楼盘,将因为一本小小的旅行册子而改变。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西方。澳大利亚托尼·惠勒和新婚妻子也受到了“垮掉的一代”永远“在路上”的感召,他们买了一辆破车踏上茫茫旅途,而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五月风暴”的精神源头—亚洲。
  1972年,他们合著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第一本旅行指南《便宜走亚洲》(Across Asia on the Cheap)畅销全球。《便宜走亚洲》中,香港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苦于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左翼青年,如“达摩流浪者”一般涌入了中国的窗口—香港。这些远道而来的嬉皮士并不贪图半岛酒店的奢华、粤菜的美味,只心仪简单,歌颂贫穷,彻夜播放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大麻的味道里体验神秘的东方。
  重庆大厦的一部分业主最初看到了商机,顺应世界潮流,将住房改造为西方青年旅馆一样的简易客栈,以二三十元的低廉价格吸引这群年轻的背包客。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群外国背包客和过去衣冠楚楚的游客不同,给重庆大厦带来的是噪音、污浊和杂乱。很快,看重“阶层区隔”的业主纷纷搬走,坚决与一穷二白的西方无产者划清界限。房屋的自住比例一落千丈,出租率直线攀升。
  “二房东们”作为经营者,迅速完成了楼宇由住宅向商业的转变:套房改单间,单间加隔断。电线、管道随意架设、外接。更有人将房间变餐厅,由于住宅设计没有烟囱,楼道里从此弥漫着油烟和诡异的味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逼仄、混乱的小客房,招牌都十分惊人,不是叫“美利坚大酒店”,就是叫“巴黎豪华宾馆”,电影《重庆森林》之名就是源于大厦内的同名旅馆。
  1970年代正属于“麦理浩时代”。先后获四届连任的港督麦理浩,正是从1971年开始接管香港。麦理浩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香港由原来的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型以电子工业、金融业、商业为重心,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之一。“麦理浩时代”奠定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局面,以及日后成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会”的基础。
  经济高速发展,重庆大厦附近的高楼如雨后春笋。尖沙咀地区,可以选择的高档楼盘越来越多,加速了重庆大厦的业主流失。而且,签证政策的宽松性、自由港的地位,都让全球各地的冒险家发现了“新大陆”,况且这个“新大陆”背后还有一片更广袤的、已经打开“开放之窗”的“大陆”。
  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口号由前财政司夏鼎基爵士在麦理浩任内提出,本来是一条财政政策,但实质上,它也是麦理浩的施政理念:“积极”建设公共设施,“不干预”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重庆大厦里除了背包客,涌进了无数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淘金者。
 
  民主难题
  按照经济规律,重庆大厦想要重回旧日“高档”地位,至少保持房屋单价和周边楼宇持平,只要驱逐房客、重新修葺、招商引资,似乎不难,毕竟这里是香港的文化中心、核心商圈。但是真要实行起来,却发现在啃石头:民主决议就是第一个大难题。
  按照香港的法律,楼宇的业主有决定楼宇命运的权利。1961年重庆大厦建立之时,楼内一共有770个单位。目前有920多名业主。由于产权过于分散,背景迥异的业主们几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由于业主几乎无人在大厦内居住,“不闻不问”是他们的默许做法—哪怕这座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厦,送走四任港督,经历了几次大火和严重的人员伤亡,整个建筑的电力、机械和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承受的极限。
  而且,900多位业主中,华人占60%,南亚人占30%。这一情况也加剧了重庆大厦业主的分化。最早一代的南亚裔移民,要追溯到香港开埠之时。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持治安,从当时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南亚次大陆征用了一批当地人,来香港担任警察。后来又陆续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征用了大量雇佣兵。
  香港的主流华人社会一直对南亚裔群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甚至是敌意。比如说,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南亚裔人士的体味比较重,很多香港人觉得他们“脏”;因为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一些南亚裔人士沦为偷盗滋事的惯犯,很多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坏”。虽然说同为业主,产权地位相同,但香港业主还是分出了“三六九等”。
  重庆大厦的住宅区整修艰难,而商业区也在不断被转手,产权流转极快。重庆大厦的住宅和商场,几乎是“互相拖累”,陷入了一个低端消费火爆、高档消费无人问津的境地。
  但是作为尖沙咀的一部分,便利的交通、永远不用发愁的客源,使源源不断的租金依然足以维持它的存在。在重庆大厦,180英尺的一个房间,当下的月租金大概为6000港币。折合成国内的单位,差不多是17平方米5000人民币,远远高出了北京市二环之内的房租均价;但在尖沙咀,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
 
  最后的荣誉
  香港市区重建局确实关注重庆大厦。一些提案已经指出重庆大厦的外观、内部都已经需要整修,目的是提升尖沙咀的市容市貌,解决安全隐患。在严格信仰法律的社会,重建局必须要征得90%以上的业主的同意。但是,90%则意味着,华人业主和南亚业主要达成一致,这几乎等于:不可能。
  1993年夏天,大厦电机房爆炸,停电10天10夜。“末代港督”彭定康为此秘密视察。此次事故影响巨大,一些业主成立了“业主立案法团”,开始研究如何解决重庆大厦的管理问题。业主立案法团是社会法人组织,按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组建。香港政府希望继续用“小政府”的策略,用者自理,自行解决。
  法团的主席林惠龙是福建人。1988年,她和两位朋友一起买下大厦里的一处房产,花了60万港币。如今,她在重庆大厦有7处房产,主要业务是经营小型旅馆。法团里有14名成员,每两月碰一次面,他们雇用了由退役警察组成的安保队伍,同时安装了400台监控摄像机。
  2011年,重庆大厦落成50年纪念日,业主立案法团在尖沙咀海员俱乐部举行了联欢晚会。中联办、尖沙咀消防局、油尖旺民政事务处、尖沙咀警署都有嘉宾观礼,晚宴特意提供了土耳其、非洲、巴基斯坦和印度食物。林惠龙强调了重庆大厦的“全球一体化”地位,有信心让其从形象到气质都“再上一层楼”—业主的做法暗示了重庆大厦的未来:保持原状。
  香港的大地产商早已判断出重建重庆大厦没有“价值”。原因是,重庆大厦的增值空间已经逼近极限。1957年,港英政府为保证启德机场飞机起降安全,颁布《香港机场(管制障碍物)条例》,对九龙区新建筑实施高度限制。3年后,重庆大厦动工,55米的高度已经几乎达到了条例限制的上限。
  1998年,启德机场迁离。九龙区的建筑物放开高度限制。但没几年,政府就收到大量投诉。像长江实业建于红磡的楼盘“海名轩”,由于当时地契上没有标明该地区的高度限制,地块也非综合发展区用地,结果“海名轩”高出周边楼盘一大截,从城市景观的角度看很不协调。
  同时,随着香港城市规划理念的更迭,越来越多人同意,要保护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山脊线。所以,尖沙咀的高度限制依然存在。
  重庆大厦最有希望重建的时期就是1998年至2005年之间,但1998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大量房产被抛售,业主们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去操心重庆大厦的未来。在2005年之后,即使业主一致达成“拆迁”的意愿,地产商也没有了强烈的动机。如果重庆大厦不能再大幅度加高高度,从而换取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利润,那么在城市规划的条例管控下,只加个一层两层,只能是损失惨重的赔本买卖。
  重庆大厦依然矗立。经历了风风雨雨,人们把“文化融合”当作重庆大厦最后的荣誉,实际那里只有文化的自然展示,没有融合。
  一个在重庆大厦开过店的广东商人说,“谁需要文化融合?我是来做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