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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光与影

明治维新的光与影

本刊记者 胡万程 | 2018-08-25 | 南风窗

  在全球保守主义复辟,多文化共生这一理想逐渐走远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时刻提醒我的国家不要再次走上依赖武力,而忽视与他人共存的路。

  150年前,在京都皇宫的紫宸殿,明治天皇率领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条誓文》。其中的“打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犹如一股清新蓬勃的海风,激荡着整个东瀛列岛。
  诗经中《大雅·文王篇》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日本人引用了“维新”一词,把1868年开始的改革运动称之为明治维新。然而维新只是结果,能够顺利地终结幕藩体制,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成功地推行维新,才是最为艰难的过程。
  幕末到明治初期是日本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日本从一个国力弱小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答案也藏在这段历史之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幕末的思想家们有影响,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无一不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南风窗》记者专访了日本著名的近代史学家须田努先生,请他重点讲述了明治维新前夕的历史细节。须田努先生是明治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史、社会文化史与民众运动史,著有《幕末的社会改造—万人战争状态》《吉田松阴的时代》等。
 
  “仁政”与“武威”
  南风窗:1853年的“黑船事件”通常被看作是明治维新的开端。为何美国仅凭四艘战舰,不费一兵一卒就打开了锁国200年以上,由幕藩领主统治的日本大门?不同于中国人对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的屈辱感,为何日本人对于“黑船事件”的感情似乎更为积极?
  须田努:首先需要理解的一点的是,江户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体系(幕藩体制),并非因为“黑船事件”而突然性地土崩瓦解,而是在19世纪初期时已经开始出现松动了。世界上,每个地区,每个时代,都有支撑着当时社会体系的政治理念。幕藩体制也不例外,简单归纳的话无非两点—“仁政”与“武威”。
  德川家创造了幕藩体制,作为幕藩领主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但这一行为的前提是百姓每年上缴沉重的年贡,然后幕府依照公法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背后的意识形态叫作“仁政”。幕府将军以强大的武力君临天下,但在实际统治中并不行使武力,仅以武力来威慑民众。若是出现外敌时,用武力保护民众不受外敌侵犯。这一套观念被称为“武威”。
  18世纪后半段,以老中(江户幕府的最高官职)田沼意次为首的幕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社会上“重视私欲”的风潮盛行。逐渐地,社会中地方发展差距、阶层经济差距越拉越大。19世纪前半段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幕府却无法救济灾民。民众开始对幕府失去信心,诸如“抢米”之类的群众性暴力运动频发,治安持续恶化。
  进入19世纪,欧美列强的船只逐渐在日本近海出没。随着鸦片战争的消息传来,得知英国打败了印象中强大的大清帝国,武士与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列强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此时,幕府已和平统治了日本200余年,本应该是战士的武士阶层力量也慢慢在退化,统治者的“武威”在下降。
  佩利来航的时候,正是支撑日本幕藩体制两个政治理念瓦解的进行时。幕藩体制无法对应时代中新的变化,幕藩领主与武士阶层认识到了这样的“内忧外患”,开始考虑维持体制的新方案。
  幕末期,有两位持有强烈对外危机意识的人物值得一提:佐久间象山与吉田松阴。两人都曾读过魏源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象山认为建立海防刻不容缓,提倡建造以洋式战舰为主的新海军;象山的弟子松阴亲眼看见了佩利的舰队,认为未来欧美列强的战舰将有可能从任何地方袭来,必须建立日本的全境防卫。在三百诸侯割据的幕藩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强大海军,还是建立全境防卫都是无法做到的事,于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体制的需求呼之欲出。吉田松阴提出了“一君万民论”,可是遭到了幕府的否定。
  幕藩体制的政治理念本已崩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黑船事件”只是以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方式来否定幕藩体制的必要性罢了。后来的明治政府为了强调自身权力的正统性,把“黑船事件”描绘成了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定义成了基调较为明亮的“开国”,成为了国民共同的记忆。现在如果你去神奈川的久里浜,还能看到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挥毫而写的“佩利登陆纪念碑”呢。
  南风窗:《日美通商亲善条约》是近代日本签订的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其中给予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中,日本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这对日本的发展造成了妨碍。英法荷俄也依照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相同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把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重新要回的?
  须田努:日本不平等条约的改正之路,与亚洲各国的外交活动紧密相连。明治新政府作为新兴政权为了获得其他各国的承认,开始摸索新的外交关系。第一步就是试图与朝鲜建交,不过遇到了挫折。为了打开这一局面,明治政府外务省优先着力于与朝鲜宗主国—大清国缔结对等的条约。如果处于这样的条约前提下,朝鲜国王的级别自然比天皇矮了一级。1871年,日本与大清国缔结了平等关系下的《日清修好条规》,明治政府把这一平等建交成果向欧美列强积极宣扬。
  1871年,条约交涉也是岩仓遣欧美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之一。但是,当时的诉求完全没有被理睬,因为欧美列强觉得日本仍处于未完全文明开化的阶段,不能给予同等交涉的地位。从那之后,为了获得欧美列强的理解,日本积极地投入到“欧美化”进程。“文明开化”自上而下既是政府推行的政策,也是民众身体力行的时髦词汇。
  为了废弃领事裁判权,整备欧美型的法律条文势在必行。于是,明治政府以法国法律为参考起草了各种法典。终于在1894年,随着《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缔结,英国的领事裁判权被废弃。在当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外交记录《蹇蹇录》中,日本外务省是十分重视英国与法国的,搜集了海量的国际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做了详细分析后,为了维护本国权益,日本在欧美列强面前据理力争。可以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绝不是单纯地追随欧美而已。
 
  幼稚的攘夷主张
  南风窗:1858年,围绕对美签订条约和将军继承等问题,幕府的主政者制造了安政大狱。这是明治维新前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培养了维新志士的“明治维新精神领袖”吉田松阴也受到牵连被杀。有人认为,“尊王攘夷”活动于此次事件中被残酷镇压后,激化成为反幕派,成为了幕府灭亡的进一步推动力。你是如何看待的?
  须田努:安政大狱中被处以极刑的共有8人,其中包括梅田云浜、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在这8人中,有7人的罪状与介入将军继嗣、积极拥护一桥庆喜有关,但只有吉田松阴一人的罪状与众不同。
  关于吉田松阴,在他死后,涌出了各种无视历史事实的传说与神话。我在《吉田松阴的时代》一书中,排除杜撰内容,仅把他作为一个兵法学者分析过。在历史上,在长州藩以外的地方,他的存在感很微弱,几乎是个无名之辈。在安政大狱中,吉田松阴只是用来加固幕府的眼中钉—梅田云浜的罪状的附属品而已。然而让幕府震惊的是,在公差审问中,吉田松阴不仅否定了与梅田的关系,还坦白了要暗杀老中间部诠胜的计划。虽然在后面的罪行公布中,幕府担心有损权威形象,并没有将这条罪状公之于众。
  安政大狱中,萨摩藩、水户藩、福井藩等大藩没能以“藩”的名义抵抗幕府,但以此为契机,政治运动的担子开始落到一个个武士个体的肩上。后来在京都愈演愈烈,以暗杀威慑官僚的“天诛”运动也属于此。原本无名的青年人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作为志士创造了超越“藩”的串联网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讨幕运动。而位于活动中心的,正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
  南风窗:维新志士大约分为哪几种类型?他们是如何从最初的“攘夷”渐渐转化为培养“和魂洋才”的?
  须田努:幕末的志士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附于藩体制,借用藩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理想的志士,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这些体制型的志士由于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思考具有现实考量,具有弹性,且格局很大。
  另一种是离开藩,单枪匹马地结交志同道合的志士,投入政治活动,比如坂本龙马。日本人是很喜欢龙马的,这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龙马来了》以及NHK的大河剧的关系很大。但是我作为史学家,根据史料而言,他只是个实际主义者,没有太多的独立思想。除了在本来敌对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倒幕同盟上有贡献之外,其他可以评价的较少。
  攘夷当时是主流,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心理。向来保守、反感异族的孝明天皇自不用说,大多数的公卿也是排外主义者。自古“万世一系”的神国思想,长时间闭关锁国产生的夜郎自大心理,以及“黑船事件”后民众情绪的反扑都使得大多数的日本人最初产生的是攘夷主张。
  然而,当更多的人认识到欧美的强大军事实力后,譬如原本的攘夷先锋阵营—萨摩藩打完“萨英战争”,长州藩对阵完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日本人被打得服服帖帖,很快就放弃了幼稚的攘夷主张,转为虚心向欧美学习制度与技术。
  南风窗:从历史来看,亲幕府的武士组织—新选组是保护幕府的旧势力,属于“非进步的逆流”,为何他们的形象又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呢?这里面文化上的原因是什么?
  须田努: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毁灭的美学”,在这种美学意识下,比起胜者日本人更加偏爱败者。比如比起源赖朝,大家更喜欢失败的源义经;比起大久保利通,大家更偏爱政治失脚的西乡隆盛。
  新选组的成员多是下级武士与上层百姓的青年。他们依靠剑术超越了阶级上的隔阂,在幕末的京都这样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巨大的影响。也只有在这种时代,才给了这些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是幕末的主人公。
  虽然新选组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短短的时间内,青年人为了实现抱负挥洒青春后消亡的姿态中,日本人看到了“美”。我想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原因吧。
 
  维新后逐渐转移国内矛盾
  南风窗:从幕末到明治,日本政府对于海外各国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亚洲与欧洲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须田努:鸦片战争以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尊敬观念逐渐消失,想要理解欧美的势头越来越强。佐久间象山把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归结于对于欧美科学技术的轻视。读了魏源《海国图志》的横井小楠越来越认可欧美列强的政治与社会体系,推行起“富国强兵论”。
  “黑船事件”过后,日本在美国的炮舰外交下武威尽损。吉田松阴认为,如果要恢复国家自信,可以再一次攻打弱小的朝鲜,这可以说是征韩论的开端。明治维新后,国内的政治矛盾浮现,武士失业问题严重,松阴弟子之一木户孝允也开始鼓吹进攻朝鲜。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反映。从幕末到明治初期,日本越来越重视与欧美列强的交往,而在与亚洲各国的交往上,逐渐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这种转移矛盾的方式慢慢演化成了军事进攻。
  南风窗: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改造,可最终成为了军国主义国家,给周边国家与自身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须田努:日本的地理位置、幕府的外交与海防政策,加上民众积极参与的攘夷运动的种种作用下,让日本化解了成为殖民地的危机。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行动,孵化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人的讨幕运动,直至明治维新的国家体制改革,福泽谕吉的近代化与市民社会论的影响,使得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最终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
  但是,在极速的资本主义化改造中,日本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差距也越拉越大,城市里甚至出现了贫民窟。自觉处于帝国里的末流,日本的国家领导者理所当然地推进“富国强兵”之路,民众也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它。于是乎,日本反复侵略了亚洲近代化迟缓的国家与地区。 
  必须认识到的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从近代化成功到走向帝国毁灭,只有不到80多年的时间。陷入欧美型霸权主义的日本,给自己所处的亚洲各国带去了极大的惨祸。在全球保守主义复辟,多文化共生这一理想逐渐走远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时刻提醒我的国家不要再次走上依赖武力,而忽视与他人共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