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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

启蒙: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18-08-27 | 南风窗

  随着启蒙时代逝去,知识诚然俯拾皆是,但知识的社会内化机制已经停摆了。知识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成了一种可以便捷地获取的外在之物,而不是头脑和心灵的动能。

  “两袖红尘碧雨,一枕青史黄粱。”2018年7月,象牙塔里的熊培云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不必为此绞尽脑汁,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日常里,人们如果用这样的标题来写公众号,那么阅读量如能超过100,就值得出去喝两杯了。
  熊培云的出现,让我联想起通过《十三邀》访谈节目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许知远。他用纯虚构的内心来面对无限真实的外界,对大众而言,几乎是对“作”的最完整呈现。
  许知远用一种娱乐的形式,邀来了俞飞鸿、马东这些“娱乐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对谈,但却一直孜孜以求地追问着反娱乐的哲学问题:你为什么不反抗这个时代?
  这的确有些滑稽,就像在三伏天穿着棉衣,汗流浃背地到处问人:“你不热吗?”
  许知远应该感觉到冷。不管是否成功,他都曾经努力扮演过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但今天不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今天的大众早已爱上了蒙在头上的那块黑布,舍不得把它扯下来。曾经的启蒙者还是一样的装扮,但在今天已经显得自带幽默感。
 
  “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
  让人有点起鸡皮,熊培云用那个超凡入圣、莫名其妙的标题,竟然是为了回应性骚扰指控。
  在文章的开头,他这样写:
  “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污名,我不得不辜负手中的笔,背叛为自己立下的名节与誓言,为此刻无谓的名誉去战斗,以应付无数人无休的质询。这将是我一生中最不重要也最深感羞耻的文字。
  “人要做自己灵魂的知己。我能预料或许明天就会后悔于今日的软弱与屈从。我没有跟着自己的钢铁意志走,在最忙碌的时候却要浪费时间解释我当时如何光明磊落。”
  吸引我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人面对这样简单、直接的指控,在发文澄清之时,仍然有心思去构筑这般精巧的文字,精巧如故宫里的自鸣钟。
  “辜负、笔”“背叛、誓言”“名节、战斗”“羞耻的文字”“灵魂的知己”“软弱与屈从”“钢铁意志”“当时、磊落”……短短150字,就包罗了几乎所有的精神奢侈品,有一种在香榭丽舍大街疯狂扫货的琳琅满目感。
  倘若放在心理分析专家的手中,这样的文字设计,很可能就意味着指向某种掩饰内心的动作。然而心理分析如果不具备历史意识,也会陷入一定的魔障。在我看来,熊培云并没有要用一堆夺目的词汇来掩饰什么。因为在十几年前,乃至二十多年前,有一大批作者都有这样的文风,熊培云和许知远都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时代里, 锤炼出这样的文风,显得特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儿—这里不是指“公知”,而是曾经真正存在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纸质媒介时代自觉的启蒙者。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能力,就像内脏的运动—自主神经活动是不受意识支配的。
  符号系统会限制人的思维,当一个人彻底被某一套符号系统所束缚,他就很难再有其他的面目。而也正因为其无意识,所以这种束缚就来得特别顽强,几乎不可再摆脱,只要开口说话,这就是他们的腔调。在旁人看来,这是说话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他们,这仅仅是说话。
  他们先有一个神秘的公式,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一件件拆下来,装配在这个公式的骨架上。
  公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往它上面一套,那么任何简单不过、平淡不过乃至无聊不过的话题,都会显得特别有意义或特别无意义。无论是何者,都顷刻带上了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环,用来匹配一脸的人间忧愤,有时会显得十分矫情乃至肉麻,唯局中之人不觉。他们会在任何千变万化的场合都套用这一公式,包括原本只需简单明了的回应指控。
  通过不断的重复性想象,他们创设了一个意识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世界几乎完全对立。在这一点上,许知远显得比熊培云更典型,他孜孜不懈地和每一个世俗者谈论着一尊“神”,这尊“神”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感知。
  这确实是一种挺苍凉的场景。
  属于许知远、熊培云他们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从内到外的文青气质。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里人们对漂亮的文字还有深深饥渴感,诗歌已经死去,散文式的表达弥补了纸面的干涸,润泽了阅读者的心灵。
  任何一种文化的痕迹都产生于当时的历史、社会现实,具备这种自然奢侈的文字能力的人,也都是被时代“捏造”出来的。只不过他们从不承认,而坚称自己的气质独立于时代。
  也正因为他们是被决定的,因而我倒更愿意相信在奢华的文字、忧郁的眼神背后,仍然是真诚的内心,至少许知远、熊培云是这样。
 
  被打断的启蒙
  本文的目的不是揶揄熊培云和许知远,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启蒙主义者的代表,是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们本身的能力是否匹配这种历史角色。
  他们的内心里其实有一种文字的不朽情结,因而特别苛求字面上对一般大众的超越性。他们相信,只有一眼扫过去就明显具有形式上的超越性,文字才会被阅读者认真对待。
  至少十几年前,我们的社会还崇拜这样的作者。这是对1980年代启蒙传统的延续,也是强弩之末。在启蒙时代,无论精英还是大众,每一个人都愿意面对内心,对于问题的解析,是“求诸己”而不是“求诸人”的,解析的目的,也是为了规范自身,而不是规范他人。
  正因为求诸己,所以人们在表述思想的时候,就会在文字里间夹着许多个人心理活动,而且见缝插针地显示内心追寻的理想境界,今天看来迂腐且肉麻,但在特定背景下,却营造了一种窃窃私语的交流感。
  但今天早已不是一个启蒙时代,这是许知远、熊培云这一类知识分子一说话就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原因。
  这个判断的前提,不是启蒙已经完成,而是启蒙已被打断。
  与当下有直接的历史关联的启蒙,是从清末发轫、在新文化运动中大张旗鼓地对理性、现代性和光明世界的追寻。正如欧洲著名历史学家史傅德在《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中的描述:“精神在觉醒,人们意识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重建秩序,恢复光明。康德把这种状态比作沸腾的海洋中间的一座小岛,社会层面的鲁滨孙式的觉悟。”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启蒙的主要媒介,甚至是至关紧要的工具,都是印刷术。15世纪出现的古登堡印刷术催生了西方的启蒙时代,书报杂志都多了起来,而且变得便宜,更多的读者可以得到知识,而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精英也受到传播的激励。现代民族国家借此奠定社会意识基础,而更深层的现代性范畴,也在民众中散发、接受和内化,成为现代理性社会运行的大背景。
  以印刷术为依托的现代性启蒙,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双方,都是沉静的、耐心的,因而其内容可以做到全面、系统、深刻,追求“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同时还可以对文字进行精心的修饰与设计,让它变得机簧精巧。
  对于现代西方国家,这个启蒙过程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了,而中国那时刚刚起步。中国人真正有条件广泛接受印刷启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在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了印刷媒介对思想交流和传播的统治地位。用尼尔·波兹曼的概括,是“阐释时代”逝去,“娱乐业时代”出现。“娱乐业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的碎片化,无意义的、只能用作娱乐的信息成为人们接受的主体、沉醉不归的乐园。
  一般大众早就没有耐心细读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字。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在于,在时代转换的节点上,西方的现代性启蒙早已完成,而中国还在进行中,却因此进行不下去了。
  此即所谓“打断”。
 
   余晖中的启蒙者
  启蒙主义者如鱼得水的时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有一批知识精英,自觉地担当文化使命,看到社会的所见缺乏广度、精神缺乏秩序、美好的价值有待普及,从而去打开一扇窗,去努力建立秩序,去做价值普及的工作。
  二是有一个大众环境,愿意承认自己的鄙陋,并以鄙陋为耻,自觉地从内心需求出发去接受启蒙。他们相信一个事实—在庸众的生活之外,还有绚丽夺目的世界,云层之上,还有星空。
  概括起来,精英和大众之间要存在巨大的认识落差,这种落差要被公认为值得缩短,而且双方都乐意这样做。其关键所在,是精英对大众拥有一种不言自明的知识权—启蒙的应有之义是要逐步捣毁神圣的偶像,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启蒙者本身却要成为临时的偶像。
  然而因为“娱乐业时代”的到来,这些条件几乎是一夜之间消失了。原本舞台上那些启蒙者,突然发现观众纷纷起身离开,直到席上空无一人。许知远的每一次尬聊,熊培云的让人起鸡皮的“供词”,都是观众已经离席,而演员的表演却还停不下来的象征。
  原本被追捧的启蒙精英气质,刹那间变成了一种怪异的存在;大众不再仰视启蒙精英,而把钦佩投向了娱乐精英和财富精英。大众变了,原来的一些启蒙者还没有变,结果是看上去后者反而需要被启蒙。
  大众不再是原来的接受者,而成为了世间万事的裁判,他们无所不知,在认识上不需要任何权威。因为今天不缺知识,尤其不缺人文知识,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知识能在今天带来文化震惊。
  除了少数关注逻辑、关注思想、关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结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感受到知识有何美妙可言;除了少数穿透物质、穿透现象、穿透熙攘红尘的外在浮华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意识到社会有何危机隐伏。
  也就是说,随着启蒙时代逝去,知识诚然俯拾皆是,但知识的社会内化机制已经停摆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有价值的知识的公认,以及对这些知识的共享、探讨和实行,已经难得一见。知识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成了一种可以便捷地获取的外在之物,而不是头脑和心灵的动能。
  许知远在《十三邀》中对任何人都试图挖掘一点什么精神意义、总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的表现,被认为是“自恋”的。这正是大众所偏爱的解释一切现象的方向,这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脱离历史眼光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打算解释任何问题。今天的主流思考,都建立在对外的攻击性上,每个人都假设自己是一个聪明人,苏格拉底、曾子那种内省式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已经显得非常可笑。
  最后的启蒙者在余晖中继续想象一个应然的世界,仍然忍不住要说话,但一张口就传递给人们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