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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的心理能量已压向教育

全社会的心理能量已压向教育

本刊记者 石勇 | 2018-09-18 | 南风窗

  在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背景下,教育所建构的老师-学生-家长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嬗变的过程,至今已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已经对现在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它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没法想象。

  2018年9月初,我去看了教过我的一个中学老师。他任教的地方是西部一座小县城的普通中学,还有半个学期,即2018年底就退休了。
  老师虽然已经老了,但一如既往的开朗,我们聊了很多。在校园里走的时候,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略显生涩,但多多少少有了“社会气”的学生,他突然有点无奈,但似乎又聊以自慰地说:“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指学生)来说,我就尽力教他们,只要以后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就行了。”说完,他以对教师的自我认同的方式笑了一下。
  这句话在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并引起了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敏感”。它并不是我们所聊的话题之一,事实上,我看望老师,也只是想关注他现在的生活,深情地追忆往昔。但是,当学校里的学生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却触发了他的感慨,可见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心理背景。
  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心理背景只能是:现在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态度上,还是“思想品质”上,似乎都不好管了。但是,基于他作为教师的职业伦理意识,他又必须管—在一种无力感中,所能做的,也就是告诉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
  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像“势”一样出现的东西,而且,已经有了多年的感受。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消解、侵蚀、改变他和学生的关系,他的心态,学生的心态,肯定还包括家长的心态。只是,他虽然撤退,但仍然在坚守,仍然是以他年轻的时候,以像当初教我们一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在那一刻,种种关于中小学的新闻画面和日常画面,在我脑海中交织、重组,最终形成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在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背景下,教育所建构的老师-学生-家长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嬗变的过程,至今已达到一个临界点,使教育领域像医患关系一样变得紧张。它平时只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日常,学生和家长针对老师的那些恶性事件,不过是突破了日常层面的一种极端表达罢了。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已经对现在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它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没法想象。
 
  教师能获得什么样的社会信任
  我对老师的话的“职业敏感”,让我不由得问他:“现在学生的表现怎么样?”
  他的回答简单干脆:“越来越不行了。”
  这像是一句气话但又不像。我知道他有明确的所指,指的当然不是学习成绩或智商之类。他指的是“态度”,学生在头脑-心理-人格上,对自己,对老师,对世界的态度,这些态度非常容易影响到他们的身体行为。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的老师所教我的那个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班上当然什么人都有,有学霸,也有学渣,有规规矩矩的,也有吊儿郎当甚至“玩社会”的。学霸和规规矩矩的人当然对老师都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吊儿郎当甚至“玩社会”的本身就没有对秩序的敬意,似乎也不会尊重老师。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只是在其他学生面前显示小聪明和肌肉的力量,在老师面前还是很规矩的。而老师,也敢于批评他们。比如,我的老师,就曾经把班上一个“玩社会”的同学说得无地自容。
  这恰恰也是当时的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尤其是家长,对教师的权威具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并且,在道德上赋予了教师以一种较高的地位。这种氛围构成了对一些“坏学生”的行为约束,使他们对老师的权威无意识地有所敬畏。敢和老师当面冲突,侮辱甚至打骂老师并不是令人欣赏的个性行为,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社会支持—而家长首先就是惩罚这种目无尊长的行为的人。
  在这个背景下,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多多少少还有传统教育的一点影子。家长送子女上中小学,并不仅仅预设是去“学知识”“读书有出息”,还预设了“让老师好好管管”。换句话说,在家长那儿,教师也要负责教学生文明礼貌为人处世的道理。教师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也是一个传授道理的人。因此,当学生不学好时,家长是希望老师好好管教的。我们可以说,家长所预设他们和教师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角色,还要投入自我。当一个教师,只是以角色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家长是会失望的,会认为“不负责”。
  这种关系的建构,使教师在面对学生时,投入的并不仅仅是角色,还有自我。并不仅仅是教了知识就完事,你爱学不学,我既不会对你有什么希望,也不可能有什么失望,你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也在投入自我,苦口婆心地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和不学好的行为后果。必要时他们还要板起脸来形成震慑。
  任何一个人都是运用角色、真自我、假自我来和世界打交道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至少是两个以上的组合,区别就是比例不同而已。比如,面对家人,面对朋友,面对陌生人,面对生意伙伴,是角色,还是真自我、假自我占更多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比例,根据情境随时变化,甚至是瞬时变化。
  当然,极端情况就是只用角色,或真自我,或假自我。如果只用角色的话,由于没有自我,因此会非常死板、程式化,像机器人一样,因为不投入一丝自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情感。如果只用真自我,则自然情感高度泛滥,掏心掏肺到感天动地,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还没到这个地步,或者突破了角色的边界,那就有风险了。如果只用假自我,则会非常之假,起不到掩饰、调剂、润滑、装的作用。
  教师首先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必须先凸显,来提醒学生是什么角色,这样才能维护正常的关系。所以,教师出现在学生面前,必然是以角色为主的,就像领导出现在员工面前一样,“张老师”“李老师”的称呼就是对角色的强调。但只是这样并不够,角色会拉开心理距离,会显得很死板,要能影响学生,获得他们的认同,要让他们在知识和道理上获得教益,就必须用真自我。但鉴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以及要防御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假自我也要上。
  我大致测算了一下比例,在教师获得足够社会信任、具有很大权威的社会氛围里,他们面对学生的“角色+真自我+假自我”组合,其比例大概是:角色60%~70%,真自我10%~30%,假自我0%~10%。
  在我印象中,我的老师当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角色占到60%,真自我占到了30%,假自我只有10%。
  而我当年对老师的关系中,角色可能占到了70%以上,真自我接近30%,由于他平易近人,假自我的成分可以忽略。
 
   “市场化”的社会关系
  从比例上可以看出,如果角色的比例大幅上升,而真自我、假自我的比例下降,比如一个教师80%甚至90%以上都是用角色和学生打交道,那关系就变了—变成了市场上、社交场合上、陌生人社会中的那种关系,即主要用角色打交道,较少投入自我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拉开心理距离。在背后,显然有着防御。要谈信任可能是不现实的。
  当然,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如果不想显得像个机器人,在按照跟角色对应的游戏规则表现出一些言谈举止时,也会显得看上去有感情的样子。不过这更多的只是角色情感和假自我情感。
  在社交场合,在跟客户谈判的场合,在利益博弈的场合,在营销的情境下,表现出角色情感和假自我情感往往比较有用。但如果是在教育领域,在师生关系中,就不正常了—因为这把教师,从角色设定上,变成了一个提供“知识服务”的人,预设购买了“读书”这一服务的学生和家长是“客户”。这种教育的“市场化”,因为削弱教师对真自我的投入,势必迫使他们调整自己在跟学生相处时的行为模式和传授内容。也许这种心态会自然产生:我上好课可以,其他就跟我没关系了,反正有校规校矩,还有法律。
我问我的老师:“学生越来越不行是指哪些方面?”
  老师对我的回答是:
  “好多学生心理脆弱,自尊心又很强,越来越说不得,一说就逆反,要么不听,要么顶撞老师,还显得很有道理的样子,好像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而家长根本不管,或者管不了,有时候一些家长还要找老师麻烦。现在管学生风险很大,有什么问题还要受学校和教育局的处罚,所以很多人都不想管了。我也只能尽本分说说,变成什么样,就看个人了。”
  我似乎在认知上已经准备好了要接受老师的描述,因为认知背景就是这样的,但还是在其他老师、学生、家长那儿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显示,在老师的感慨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至少是跟事实接近的社会生态。这一社会生态跟日常接触、媒体报道、对社会变化的客观微观分析很好地吻合起来。在中小学教育领域,老师、学生、家长已经修改了角色、真自我、假自我在面对对方时的比例,一些相应的社会后果也出现了。
  “很多人都不想管了”意味着很多老师在面对学生和家长时,扩大了角色的比例,而且,不是扩大“教师”在职业内容这一含义的角色,而是扩大社会关系中与人打交道的身份这一含义的角色,很角色化地不投入自我。自我的收缩使得教育关系具有了陌生人社交中的某些含义。这样,风险可以降到最低。一些极端事件显示,出于责任心去管学生,甚至可能带来伤害性的可怕后果。
  那就是说,对教师具有足够的社会信任,教师具有很大权威的社会氛围,已经被破坏,至少已经大大削弱。教师虽然还没有从道德领域的高点被拉下来还原成公司职员一样的职业,但其职业也具有了市场上的含义。
  家长当然并不是就没有了对教师的信任,但已经不可能把教师当成似乎并不具备足够的教育能力的自己的另一个值得托付的替代者了。在把他们委托给教师时,他们签订了一个心理契约和社会契约:你不能对他们做什么什么。这跟过去家长习惯性地让老师“你好好管教他”截然不同。
  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因素众多,而且这些因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合力。学校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导致大家的关系陌生人化,教师“补课”形成的社会负面印象,家长对学生的溺爱,“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市场化社会对教育的侵蚀……都足以修改甚至颠覆教师曾经被预设的道德地位。它使得家长在面对教师时,真自我并不太容易交出,更多的还是用角色+假自我打交道,或者害怕,或者警惕,或者角色性地拉开心理距离。但防御或多或少是有的。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敬畏度必然降低,于是剩下的要么是情感,要么没有情感。他们面对教师的态度,由环境,由并不成熟的心智和人格所支配,其角色、真自我、假自我面对教师的态度,就像跟对世界的态度一样。教育因此越来越像是一个和心理-人格的成长教育无关的只关乎升学和未来的社会位置竞争的竞赛。那些在竞赛中心理素质不行的人,或竞赛中的劣势者,心理-人格必然出现一些紊乱—除非他有很强的自我教育的能力。
  当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变成了以角色+假自我为主,那就跟市场化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彼此拉开心理距离并且还有防御,就使得大家被放置到了一个紧张并且具有潜在冲突的结构里。这样一个结构,反过来又会给大家施加心理上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师道尊严由此跌落,教育的含义经受着新的质问。
 
  心理能量
  对于教育领域的这个大变化,我的老师看上去只是无奈,站好最后一班岗而已,毕竟他快要退休了,他的心理注意力,更多是在无愧于自己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自我认同中。但是,我还是在其他老师、学生、家长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焦虑。
  教师的焦虑很简单。在角色、真自我、假自我关系模式变化后,既然伦理含义上的师道尊严已经有所跌落,那其他东西就重要了。
  事实上,一个人在社会尊重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地位,以致其他东西,尤其是跟经济地位有关的东西看上去似乎不是最重要,是有前提的:这种社会尊重要继续存在。如果不存在,那其他东西的重要性就容易被激活。如果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本身而被看重,他就会看重他是否拥有了什么东西。
  问题是,几乎是跟随角色、真自我、假自我的关系模式的变化,即道德地位的变化,教师的经济地位在相对的意义上也变化了—尽管从稳定和收入的层面上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但跟过去比,显然已不能弥补道德地位的下降所带来的心理落差了。就此而言,无论是他们看自己,还是社会上很多人看他们,他们在社会价值排序(社排)上已经下降。
  按照这个社会的逻辑,社排的下降意味着心理上重要性的下降,心理重要性的下降,又带来态度上的尊重度的下降。
  当一个教师在社排上下降,心理重要性下降,态度上被尊重度下降,他“管”学生的心理动力是减弱的,因为“管”至少预设了自己是一个权威。
  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也有了分化。重点学校的教师,因为学位是稀缺资源,家长和学生哪怕没有多少真自我,也因为对稀缺资源的需求而要表现出尊重。谁敢得罪呢?他们拥有足够的地位去扩大自己的社排。并且,能在重点学校读书的学生素质也相对较高,家庭教育相对可以替代教师在心理-人格教育中的作用。在为未来的社会位置竞争而获取了一个较有利起点的共识上,教师、学生、家长关系,尽管受到角色、真自我、假自我关系模式变化的影响,但跟普通学校的生态很不一样。普通学校的教师没办法通过稀缺资源来弥补社排的下降。
  学生的焦虑更简单,社会化很早,受社排和其他社会游戏的影响较深,从而容易出现两极分化,学习成绩好的有信心通过升学进入更高社会位置,学习成绩不好的则容易失去信心,对既定规则有一种逆反心理,心态浮躁,但又很自我。在缺乏对教师的信任和敬畏的情况下,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渴望。这使得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心态,很可能就应对于他们以后的社会位置。换句话说,在教师不敢管也管不动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要用以后较低的阶层处境,来为自己现在的心态埋单。
  家长的焦虑同样也不复杂。对无数家长来说,在高房价下,在对物价上涨和对未来的担忧中,在社会位置的竞争中,越来越把心理注意力或者说希望放在孩子身上。焦虑的心理本来就是脆弱的,而且作为一种高行动力的情感情绪,容易支配他们的行动逻辑。
  他们或者会因为无力管教而对孩子作出补偿,从而对之进行纵容,或者因为过于敏感而对教师有着防御,或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获得资源倾斜意义上的照顾。但无论怎样,全社会都把心理能量压向了教育。教育由此“承接”了由社会别的领域所带来的那些风险,从而使自己似乎也成了一个引发风险的领域。最基础的一个领域,如今成了一个大家面对的好像是终极的领域,并常为此激动。
  当教育变成一个像是陌生人社会中的关系设定,变成一个为以后的社会位置而让人激动的地方,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已不纯粹。它在社会变化中而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以后的社会变化“生产”不同的群体,包括社会位置上悬殊的群体,从而影响社会结构的演化。而这些群体的形成,由于师道尊严的缺位,由于社会关系的改变,更多地只和家庭、个人智识、心理-人格有关—是它们影响甚至决定了每个人以后的社会位置。当家庭教育、自我教育对一个人没有作用,教师-学生-家长关系的改变,必然会让社会教育付出更多的成本。
  也许到了需要重新问一问教育的本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