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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事件:互联网巨头的膨胀与傲慢

滴滴事件:互联网巨头的膨胀与傲慢

本刊记者 谭保罗 | 2018-09-25 | 南风窗

  某些互联网巨头,正通过深厚的资本背景和垄断式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社会带来了垂直向下、直达个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是国家治理的新课题。

  9月5日,由交通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十部门和北京、天津两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入驻滴滴,启动了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进驻式全面检查。滴滴出行创始人、CEO程维那张表情严肃、向调查组作汇报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3个月内,滴滴连发两起顺风车司机奸杀女乘客的恶性案件,这并非偶然。
  和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一样,网约车也是美国的“舶来品”,但它在中国的生长却与阿里、腾讯等有很大的不同。阿里和腾讯这样巨头,它们通过“中国式创新”,顺应了中国财富分化、阶层变迁的大势,因而风生水起,成为了超级平台公司。
  但滴滴的“中国式创新”,却刚好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某些趋势出现了冲撞。受害的女孩,以及部分开车狂奔的中青年男性司机,正是这种冲撞的截面。
 
  被资本强化的信息不对称
  大多数互联网产品的崛起,都和社交有关,而异性社交又是主流。网约车的兴起,同样如此。
  在美国,一定程度上约车工具最初不过是为降低男女社交“交易成本”而生的。比如,在社交市场或者说婚恋市场,如何区分一位成年男士的资产实力?在中国和美国,有着明显的“国情差异”。
  美国资本市场发达,监管严格,成年男士更愿意把资产配置在资本市场,资产配置多样化程度高。此外,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州都有严格的房地产持有税制度,比如每年要征收房产总值的1%,这是一个不轻的税收负担,因此各阶层没有“囤房”冲动。于是,“房本”并不是检验美国成年男性家底厚实与否的流行指标。
  唯一适合用来当作指标的,是代步工具。汽车的资产属性低于房地产,但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展示拥有者的财务水平和生活品质,而且,它颇具男性气概。因此,和facebook兴起于大学生异性社交一样,美国的网约车最初也因顺应成年男女社交而崛起。汽车,尤其是豪车,降低了社交之中女性甄别男性的信息成本,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偏好。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数据说明了问题。目前,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2.6亿辆,差不多3.2亿美国人中,平均每人拥有0.8辆汽车。而截至2017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为2.17亿辆,人口为13.9亿,平均每人拥有汽车不过0.156辆,人均保有量不到美国的1/5。
  这意味着,在美国,网约车特别是其中的顺风车只是一个极为小众的市场。那些真正希望社交的人,才会去参与这种“移动社交”。市场参与者多数都是“有备而来”,那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低得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拥有私家车,即使在城市也是如此。因此,的确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会把顺风车当成出行工具。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为了搭车社交,很多人不过是为了省钱。在这种“目的错位”的情况下,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所谓信息不对称,即一方存在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存在信息劣势,因而后者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顺风车的交易场景中,存在信息优势的一方是司机,而且他们存在绝对的信息优势。这是一个明显的卖方市场,比如,司机可以选择乘客的性别,顺风车司机还可以对乘客进行评价,而评价可以让其他司机所知。
  在2018年5月的“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这位受害空姐被滴滴司机贴上了诸多标签,她出行73次,司机的评价标签包括了:颜值爆表、天生丽质、非常有礼貌、氧气美女等。
  只要有一定的常识,就知道如果司机的评价足够多,形成一定的数据量,成为袖珍版的“大数据”,那么“有心的”司机就能判断乘客的其他关键信息,比如是否单身、出行规律等。也就是说,女乘客的很多重要个人信息对司机来说是透明的。在“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之后,迫于外界压力,滴滴关闭了司机对乘客的评价功能。
  滴滴模仿美国Uber(优步)而生,但在美国,Uber曾长期忌惮于被外界认为有男女社交的功能,因为这可能触犯某些商业伦理问题,比如女权等。但在中国,滴滴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社交的大旗,这似乎印证了中美商业环境的某些不同。
  2015年,滴滴顺风车事业部负责人黄洁莉曾在接受《网易科技》采访时说,“顺风车让私家车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感、非常sexy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打。”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之后,黄洁莉因为这个“sexy”的表达而被网友和自媒体口诛笔伐。
  其实,打社交牌没问题,顺风车也曾一度是滴滴最大的流量入口。但任何收益,都应该先期付出必要的成本。
 
  女性的“场景弱势”和平台责任
  探讨平台的责任,首先不妨问一个问题,一个女孩因QQ交友不慎而受到伤害,和乘坐顺风车受到伤害,平台提供者的责任有何不同?
  显然,QQ并未深度介入社交的现实场景,女性并不会在了解之前,对QQ对面的异性产生信任。但顺风车则不一样,女性可能认为平台已经审核过司机的身份,产生安全幻觉,因此放松警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很多新闻报道中来看,男性在QQ上被“女网友”骗财的事件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场景的不平等,即男性的“场景弱势”。
  在QQ交友中,女性是强势一方,因为网络永远都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市场。而且,女方多半知道男性的意图,如果女方是专业的骗子,那么很快就会摸清男方的主要信息、性格和财务实力,从而占据信息优势,掌控着交往的推进,直到男性受骗。在顺风车的场景中,女性乘客同样处于严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个狭小的私密空间之内,女性乘客“有求于”男性司机,比如为了省钱,必然有一定的内疚感,因而后者很容易占据主动。二是顺风车对送达线路和时间,并没有专车那样的严格要求。本来,这种设计是为了搭载更多乘客或者说共享,但客观上却给了司机更大的社交施展空间和时间。
  因此,基于司机相对于乘客的信息优势,以及场景的不平等,这对那些有着社交目的或者其他目的的司机来说,必然有着巨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意味着,可能产生司机质量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坏人”更倾向于来平台做司机。而且,在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下,这种逆向选择将变得更加严重。
  顺风车文化始于美国,但美国的顺风车文化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女性乘客所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人热衷于嬉皮士,很多女孩子也习惯于背着吉他,带着大麻,到处 “流浪”。在发达的州际高速公路上,卡车司机很愿意搭载这些看似颓废,却充满青春魅力的姑娘,这是顺风车文化的滥觞。
  但美国和中国的顺风车文化有两个不同。一是美国卡车司机都是收入丰厚的中产阶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年收入超过了6万美元,他们有着和睦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收入,这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而在中国,则可能是另一番情景。比如,“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司机钟某来自四川农村,工作一直不顺,而且被曝在网络借贷平台上借了50多笔款,“永远都还不完”。在郑州“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司机刘某同样家境不佳,而且并没有体面的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之下,阶层问题、就业问题和婚恋问题夹杂到了顺风车这个社交工具之中,这是中美网约车文化最大的“国情差异”。此外,还有人认为,中美约车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美国人可以持枪,司机永远不知道姑娘的手提包里放的是枪,还是化妆品。这让很多司机根本不敢以身试法。
 
  当互联网巨头“垂直向下”渗透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四年里,根据公开报道以及有关法院部门的公布信息,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个案例,有2起故意杀人案、19起强奸案、9起强制猥亵案、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
  在数年的时间通道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对类似事件足够重视。尽管要求滴滴司机都是“好人”,肯定对滴滴不公平,但基于网约车的特殊性,滴滴显然还有很多必要的平台管理成本并没有支出。这让那些“坏司机”得以一路狂飙。
  某种意义上讲,网约车平台基于节约成本、吸引流量的“大意疏忽”,正在提出一个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新课题。
  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特殊在于何处?这必须从中国企业的分类讲起。
  企业可以分为大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国企、民企和外企。实际上,另一种分类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某些特色—“依附型”企业和“独立型”企业。这种分类主要根据企业对国有金融体系的依附程度来分。
  一些民营大财团,资产规模可能超过一个城市的国资总量,规模很大,但却没有什么力量。他们严重依附于国有金融体系,只要国有金融体系对其态度一旦转变,便可能瞬间陷入被动,比如房地产商,比如那些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大鳄。前者靠国有银行信贷,后者靠资本市场某些监管措施的不到位。换句话说,它们的兴衰,并不是自己决定的,它们是“依附型”企业。
  但互联网企业则截然不同,它们都是轻资产,那些业已形成了垄断平台的互联网公司,现金流极度充裕,基本上不会从国内的金融机构负债。而且,股东还是海外投资者。因此,它们在财务上更加独立和自信,是“独立型”企业。这种独立,正在给中国的传统治理提出新的课题。
  比如,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曾数次要求滴滴提供车牌等信息,但滴滴一开始并不愿提供。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拖延,耽误了救助女孩的时间。
  这个细节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可以理解为滴滴保护司机隐私,这是基本的商业伦理。但另一方面,在警方介入的时候,依然不予配合,则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第二,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互联网公司在与一些政府部门博弈的时候,并不弱势。特别在地方政府面前,甚至缺少对监管应有的畏惧。
  出租车市场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手中的一块肥肉,地方政府发放特许经营的牌照,征收牌照费用和税收。滴滴的崛起,等于从地方政府嘴里叼走肥肉,但有意思的是,其遇到的阻力似乎没有想象的大。滴滴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扩张,当地交管部门最初有反弹,但最后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在滴滴的股权结构中,除了外资,还有中央国企背景的投资基金。这两年,滴滴的崛起固然有赖于“互联网+”和“双创”社会大背景的护航,但滴滴股东背景显然也对这家公司的崛起有着不一样的价值。
  滴滴的故事,只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行为模式的一个截面,这些公司不但改变着经济的结构,同时也正在给传统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某些互联网巨头,正通过深厚的资本背景和垄断式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社会带来了垂直向下、直达个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种垂直向下,无疑是传统治理模式从未面对过的新情况。
  而且,当互联网巨头的膨胀和与某些利益集团的扩张相结合的时候,又是一种新的故事版本。而滴滴,可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