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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空打开中日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空打开中日关系

本刊记者 雷墨 | 2018-10-09 | 南风窗

  在中国崛起、特朗普冲击和围绕朝鲜的外交这三股力量合流的背景下,日本人正在讨论外交多元化,向北京打开大门以塑造多元化路径。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那时,赴日出席互换仪式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长达8天的访问。那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对400多名国际媒体记者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
  中国领导人的坦诚,为中日关系的开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40年,中日关系有过蜜月式合作,也经历了风雨甚至对抗。时光转到2018年,刚在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日媒报道将在10月23日前后访华,可能还会去地方城市。这将是他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安倍访华是中日 “相向而行”的结果,但访问日期也传递出某种政治信息。安倍今年5月9日在接待访日的李克强总理时说:“从竞争到协调,日中关系今天进入了协调时代。”安倍有没有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诚意,目前还很难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关系的确站在了应该思考如何开启下一个40年的历史关口。
  调整是因为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日本GDP是中国的6.7倍,2017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在这40年间,中国GDP在世界的占比从1.8%增加到15.2%,日本则从11.8%减少到6.0%。经济实力对比的易位,是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双边层面而言,40年前中日关系之变,主要动力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未来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抉择。
 
  时局之变
  日本如何抉择,安倍是个绝佳而且不可越过的考察对象。由于即将成为二战后执政时期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的政策选择,无疑会影响甚至塑造日本未来的对华外交。
2006年首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把中国作为首次外访的对象国,以期改善小泉纯一郎时期恶化的中日关系。那一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62%。而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的2013年,日本的GDP是中国的52%。那一年,中国的军费是日本的2.2倍,而2006年日本的军费是中国的1.1倍。国家实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正如日本学者铃木章悟所说,中国从“崛起中国家”到“已崛起国家”地位的转型,远远快于日本的预期。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把华盛顿作为首访之地。那次访问期间,他誓言在日中领土争议问题上绝不退让,声称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当时安倍在对华外交上,已经带有几分焦虑。
  最近几年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了安倍的焦虑。因为这些变化暴露出日本在战略安全上的脆弱性。以铃木章悟的分析,日本在东北亚面临着战略孤立,“日本与俄罗斯、韩国的关系,因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在具体战略目标上的分歧而复杂化”。也就是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在短期内根本性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朝核问题部分或彻底解决,必将导向朝韩和解;如果朝核问题引发军事冲突,日本有被卷入的危险。无论出现哪种可能性,日本都没有多大的施加影响、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的空间。
  铃木章悟认为,日本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些定性特征,加上中美正在经历的相对实力缩小的结构性变化,并不令人意外地强化了日本的地缘政治脆弱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是否可靠,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但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中山俊宏看来,特朗普当选重燃了日本多年来追求“独立防务”的争论。“特朗普竞选期间对日本的妖魔化,以及他的‘美国优先’视角,已经迫使很多日本人开始想象一个安全上不再依赖日美同盟的未来。”
  这样的观点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并不少见。在9月20日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中败给安倍的石破茂,长期以来坚持“日美同盟并非坚如磐石”的立场,主张日本应该管理好华盛顿抛弃盟友的风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日本安全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缪尔,在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来,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一直在探讨美国抛弃盟友所造成的影响,特朗普的当选看起来增加了日本对冲被美国抛弃的风险的紧迫感。
  “被抛弃”不会瞬间发生,而且看似还有点抽象。但对于日本来说,这种“被抛弃”已经出现渐进而且具体的案例。今年4月访问华盛顿时,安倍力劝特朗普不仅要敦促朝鲜拆除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还要放弃能打击日本的中短程导弹。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优先考虑的是解除朝鲜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这是他尤为关注朝鲜远程导弹的重要原因。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依靠日美同盟来化解“朝鲜威胁”正在变得不现实。
  今年1月的国会讲话中,安倍在谈到朝核威胁时说:“毫不夸张地说,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是二战以来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至少从日本的角度看,这并非危言耸听。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美国“同盟政治”的变化。除了朝核问题,特朗普不因盟友关系而在经济逐利上妥协,是另一例证。“同盟政治”的变化,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中山俊宏认为,即使“特朗普主义”最后失败,但美国政治已经发生变化,这“可能削弱美国军方对盟友、地区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的政治支持”。
  时局之变让日本焦虑,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环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2010年,偶发性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这一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偶然性似乎也暗合了某种必然性。也是从那时起,日本对华态度开始出现某种“质变”,把中国视为长远战略威胁的趋势日趋明显。如果中日关系彻底滑向安全困境,必将恶化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美欧对华政策的调整,几乎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同时发生。大致在2010年前后,欧盟酝酿新的对华战略,其突出特点是在视中国为战略伙伴的同时,更加凸显与中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竞争性的一面。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开始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这种战略竞争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很可能压缩欧洲、日本在对华外交上的弹性空间。
 
  调整路径
  中日所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两国关系的走向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考察。
  在某些学者看来,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外交,已经在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学术刊物《东亚论坛》2017年4月的一篇社论称,随着特朗普在美国的亚太外交中挥舞“破坏球”,美国的盟友都在默默思考如何应对新的现实,其中日本的痛感尤甚。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日本问题专家让·皮埃尔·莱曼,在2014年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在历史上证明了其管理和建立与西方国家间同盟的外交技巧,但它在亚洲从来没有一个盟友。
  “转身亚洲”,正在成为日本的选择。理查德·萨缪尔在题为《日本“转身亚洲”》的文章中分析称,虽然日本还没有寻求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它明显也在打造新的安全关系和经济联系,同时建立国内安全机制,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他把日本的这个战略称为“亚洲内部转身”,是为未来可能的更大程度的战略独立“预付定金”。战略独立或许还很遥远,但至少目前日本不再一味地“紧盯”美国。
  理查德·萨缪尔的分析并非预测,而是对安倍外交行为的总结和提炼。安倍在刚刚就任首相的2013年就遍访东盟十国,这样高频度的东南亚外交,二战以后历任日本首相都未开展过。特朗普退出“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安倍没有弃之不顾而是扛起大旗,促成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安倍还巩固、深化了与某些东盟国家、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安全合作。
  “转身亚洲”不可能“无视”中国。近年来,安倍的对华外交,划出了一条由强硬到柔性的弧线。在打破中日关系僵局、实现首脑互访上,安倍政府一直在持续地投入外交资源。正是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2017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主动表现出参与合作的意愿后,中日关系转暖才进入加速通道。而且,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合作,也是由安倍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
  在美国国际事务分析师威廉·佩塞克看来,忽视对华关系会让日本付出经济代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限制了在西方世界的机会,日本‘转身亚洲’尤其是‘面向’中国,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认为,虽然中国在重塑亚洲,但日本能从内部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同时也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对于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来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是它们协作、向前看的绝佳机会。”
  特朗普因素是促使中日接近的外部动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特朗普通过出口管制遏制中国的高科技雄心,增加了中国与日本合作以期突破瓶颈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经济向需要更多高科技的新阶段转型,那么与日本的合作将呈现出新的紧迫感。”在他看来,特朗普在贸易上的零和思维,以及压迫日本去谈判有损其经济利益的双边自贸协定,正好发生在经济互补性对中日都有吸引力的时期。
  不过,不论是“转身亚洲”还是“面向中国”,都不意味着日本会与美国“脱钩”。
  如果说在经贸上日本还有选择,那么在安保上日美同盟仍无可替代。根据日本防卫大学测算,如果日本要实现最基本的自主防卫,在军事基地和硬件装备等方面的投入至少需要2020亿美元。如果这些增加的费用分摊到10年期,约相当于日本军费在现有基础上年均增加30%。即便不考虑目前日本财政赤字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持续的情况,这样的增幅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会继续拉住美国,同时逐步强化自身的防卫实力,为实现战略自主争取时间。有日本战略学者提出建议,如果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提高军费,日本应把更多的资金用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不是向驻日美军提供更多经费。安倍将如何抉择不得而知,但提升自卫队实力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已是共识。安倍政府组建国家安保局、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等新政策,都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提出并开始酝酿的。
  尽管如此,日本强化自卫队功能、突破专属防卫,还面临着强大的国内制约。虽然安倍政府通过释宪,部分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自卫队动用武力的前提,必须是日本面临对其生存的威胁。2017年的防卫白皮书规定,行使集体自卫权不能转变为对他国的攻击。由于政府内部讨论时分歧严重,安倍放弃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允许自卫队使用武力的建议。日本政府2016年所做的民调显示,虽然有90%的受访者对自卫队持正面看法,但赞成增加自卫队实力的还不到30%。
 
  前景与变数
  东京大学学者三浦瑠丽在今年9月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幅东北亚未来前景:朝鲜可能通过逐步减少(但可能不会放弃)核能力而回到国际社会;在朝鲜的核武库降到美国可容忍的水平时,东北亚有可能出现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秩序;韩国转向与朝鲜的和解;日韩虽然对中国的看法有差异,但两国的进步政治势力对美国的态度却有一个共识:“别拉我们与中国对抗。”
  时光倒退到2017年之前,三浦瑠丽这个预测或许会被视为无稽之谈。在吉尔伯特·罗兹曼看来,2018年可能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型的时刻,出现了三股力量合流—中国崛起、特朗普冲击和围绕朝鲜的外交。“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人正在讨论外交多元化,向北京打开大门以塑造多元化路径。”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趋强硬,与此同时安倍却在持续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这自然会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严肃地考虑密切中日关系。
  2018年会否成为转折之年,安倍年内的中国之行会是一个重要看点。如果中日两国能达成实质性提升合作水平的协议,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前外交官、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东乡和彦,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向日本全面施压,日本将被迫强化日美同盟。如果中国着眼长远,在与日本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上寻找某种平衡点,日本可能会做出有悖于美国立场的选择,比如加入亚投行。”
  “全面施压”已不存在,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持续释放改善对日关系的意愿。中国的长远战略中,不可能没有塑造新型中日关系这一环。如何开启中日关系的下一个40年,真正需要做出战略抉择的是日本。不过,安倍执政以来的外交,本质上属于基于战略不确定性而做出的被动反应,主动塑造的痕迹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的动机,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考虑,目前还不得而知。安倍的举棋不定,就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