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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世界和经济的“手术”

开放的世界和经济的“手术”

本刊记者 谭保罗 | 2018-11-20 | 南风窗

  资本管制、稳住房价和提振信心,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三件事。这犹如一场外科手术,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2018年的前三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7%,这个结果并不算差。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更加重要。
  近期,最大的提振措施无疑是“打气”。从高层到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司法系统,所有人都纷纷给民企“打气”。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经常提到一组数据: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一部分观点看来,为民企“打气”是一种应急之策。但回顾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历程,很容易发现,这也并非应急,而是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形象地讲,这几年的结构性调整,犹如是一场统筹得力、技术精湛的经济“外科手术”。这场改革的高超之处,既在于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洞察,也在于对本国经济现状的实事求是。
  复盘这场结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面向未来。
 
  外部约束的大背景
  全球资本流动的日益自由化,曾经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但现在,它会增加经济“调控”的复杂性。
  2018年11月13日,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发表了一通“看多”美国经济的观点。她说,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并有以下表现:一是美国居民家庭负债大幅下滑;二是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远好于2008年的危机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3.7%,这是50年来的新低。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在经历了2008年之后9年的扩张之后,目前依然保持着平均每月约20万个的增幅。
  和前投资家罗杰斯等习惯于“唱多”新兴市场的人士不同,耶伦并不吝啬于对美国经济的赞美。由于担任过四年(2014~2018年)的美联储主席,因此她的话也颇有分量。在这场论坛上,她给出最有信息量的观点是:预计明年美联储会再次加息3~4次。
  在全球央行之中,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是最高,也是最高之一。耶伦这位前主席的加息预测,不过是基于对失业率以及美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判断。
  按照美联储的公开“传统”,确保就业是货币政策第一要务,当失业率下降到3.7%,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宽松,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因此,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势在必行。
  不光耶伦,全球的投资者似乎都笃定了美元加息是一个长期趋势。最直接的表现是,很多国家的本币开始崩溃。委内瑞拉和土耳其是最典型的两个案例,但给这两个国家的本货带来麻烦的原因则大有不同。
  委内瑞拉本币暴跌是国际收支的恶化。在过去数年,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下滑了一半以上,而石油出口又是该国外汇(美元)主要来源。当外汇创造能力大幅缩水,那么对这个社会必需品靠进口的国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缺乏食物的民众,以及缺乏食物的警察,瞬间让社会秩序陷入崩溃。
  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下滑的原因并不复杂,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国有石油公司这几年开始变得“管理不善”,并且一蹶不振。于是,石油生产的成本升高,销量下降。
  土耳其的故事则是负债率太高。“强人总统”埃尔多安凭希望重塑当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他的办法是通过债务来大兴土木,这种办法既提振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公共工程的回扣、承包等手段来支付自己的利益同盟。遗憾的是,土耳其的债务之中,外债比重太高。2017 年,这个国家外部负债率达到 53.4%,甚至高于阿根廷、俄罗斯和巴西。
  外部负债意味着外国投资者掌握债权,与国内的金融机构不同,他们有着更大的撤资主动权。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后半叶拉丁美洲间歇性的货币崩溃,都是因为外债太多。一旦遇到外国人撤资,国家束手无策。
  不过,现在的土耳其抓住了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遇害的故事大做文章,希望借此“要挟”美国能对其货币危机施以援手。然而,前美联储主席耶伦“3~4次”的加息预言,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的现实,开始让情况变得更加紧张。留给埃尔多安的时间,可能不多。当然,委内瑞拉更少。
  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故事,和中国基本上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纵深大得多,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和有力的国家治理,是中国经济复苏和人民币稳定的保证。但是,这些后发国家的遭遇,依然对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有着两点警示价值:一是国际收支,二是债务,特别是外债。
 
  必须把财富留在国内
  国际收支的平衡或者一定的盈余,对一个大国来说,异常重要。因为,外汇储备是国家金融安全的一种“兜底”。在必要的时候,外汇是一种支付手段,可以买到这个国家最急需的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人口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从金融危机前后,到目前为止,在这1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外储可以说坐了一趟过山车。但在下行阶段,监管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刹住了车,也稳住了信心。
  在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是1.06万亿美元,但到了2007年是1.5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一年时间,外储几乎增加了50%。2008年,这个数字是1.94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多亿美元。
  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外储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是为什么?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陆续爆发,资金无处可去,所以涌入中国避险。二是资金都在赌人民币的升值。
  到了2015年前后,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登上4万亿级。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GDP增速“破七”,当年增速为6.9%。于是,资本外流开始加剧,直到监管采取措施为止。目前,这个数字又稳定在了3万亿美元水平。
  在这场外汇储备升降的时间通道之中,中国经济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大批“宏观投资者”开始在民营企业家中崛起,他们的投资逻辑很简单,即在人民币处于汇率顶峰的区间,将国内资金兑换为美元、欧元或者英镑,在海外投资。
  另一方面,其国内资金很多是通过举债获得。当人民币进入贬值区间,再以海外资产产生的收入兑换为人民币,来归还国内人民币债务。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其购买的海外资产在这段人民币“升贬区间”内收益率为零,光靠着人民币的汇率变动,也能赚一笔汇兑差价。
  实际上,这些民营财团所购买的海外资产很多都是房地产,从长期来看,升值空间巨大,其投资策略不可谓不高明。而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大型企业掌门人的理性选择。
  但是,他们的跨国投资操作却给外汇储备带来了不小压力。而且,作为知名企业家也对民企群体做出了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投资行为不断在民企中扩大,而国家也疏于限制,那么这很可能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带来影响。
  这一批“宏观投资者”包括了万达王健林、海航陈峰和复星郭广昌等,他们的企业多次被金融监管部门点名。2018年10月,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宣传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出炉,几位主要的跨国“宏观投资者”都没有入选该名单。
  回溯历史,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安全度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的债务都是“内债”,即债权人都是国内的金融机构,而不是国外投资者。“内债”和“外债”最大的不同是,“内债”可控,在国有银行为主体的经济体,它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进行重组,从而避免危机。
  更重要的是,即使遇到经济下行,“内债”不会带来撤资风险,不会给国际收支造成压力,也不会削减外储。某种意义上讲,为何民营财团中的“宏观投资者”这几年不受待见?主要是因为,在本币下行压力加大的时点,国内财团的海外大规模投资,效果和外国投资者撤资是一样的。
 
  内部提振,管好财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体系重要的“安全阀”之一。但资本管制的行之有效,依然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强而有效,二是国内实体经济的坚实。
  在拉美、东南亚,所有国家领导人和金融官员都知道资本管制这个工具,但为什么不灵?因为金融体系自身的腐败让金融监管在资本外逃之前早已形同虚设,金融官员和金融体系的精英,自己首先就想着资金外逃。
  2018年7月,国内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在特殊的时点释放这种信息,显得颇有深意。一辆载有黄金的车辆经深圳湾口岸出境进入香港,海关人员查获了藏匿的44块黄金,价值近1500万元。据称,该车港籍司机曾第一时间拨出电话,而拨打的电话号码就是某位券商大佬的夫人。
  这则新闻只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高效的一个侧面。它至少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效率得多。当然,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好转才是财富愿意留在国内的根本。2017年,中国全年GDP同比增长 6.9%,高于市场预期的6.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7年以来首次提速。
  但数字好转,依然需要结构性改革来对经济的进一步提振进行持续的护航。在遏制了资本外流之后,如何把资本引入实体经济则是更重要的功夫。过去几年,中国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进行了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结构性调整,“手术”的规模适度,操作高明,更卓有成效。
  一是遏制房价的继续暴涨。2017年,全国范围内的“520”大调控遏制住了房价暴涨的势头。对实体经济来说,遏制房价是最好的降成本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成功阻断了国民的恐慌性购房带来的资产泡沫膨胀与必须维持泡沫两者轮动式的恶性循环,这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和时间。
  在遏制房价的同时,中国推出了去杠杆策略。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来说,如果说资本管制是对外的安全阀,那么银行体系的稳固则是内部安全阀。
  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启了负债狂潮,银行资金大量从表内进入表外,流入影子银行,在民间进行套利。由于中国国民对银行体系的特殊信任度—他们认为银行代表国家,所以影子银行的资金涌动,最终也是以银行信用为担保。近期,不断有学者和官员呼吁,要打破“刚性兑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割裂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关系。
  此外,去杠杆除了重振银行信用之外,它也是稳定房价的根本。影子银行的资金多数也是流入房地产,房地产成为这些资金进行转换后的核心资产。去杠杆其实是打碎这个不断把资金转化为房子,然后不断推高房价的通道。目前,监管部门已经明确将“去杠杆”的说法变为了“稳杠杆”,但中国经济要再次回到以前的负债狂潮时代,短期内可能性不大。
  稳住了资产泡沫,实业投资才有加码的可能。紧接着,各种提振民营经济投资信心的措施出台。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给民企吃下了“定心丸”。
  稳住房价,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效果是,也保住了消费。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看,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一次结构性的变革,从需求方向来看,他提到了中国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他们在创造巨大的多元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