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朱德庸
要采访朱德庸，心里还有点偶像情结，毕竟电视剧《粉红女郎》大红大紫的年代，当时我虽少年不知愁滋味，但十分喜欢跟着刘若英扮演的“结婚狂”一起唱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而从电视剧开始，我认识了《粉红女郎》原著的创作者、漫画家朱德庸，又似懂非懂地看起了四格漫画《涩女郎》《双响炮》《醋溜族》等—对于1980年代出生在大陆的小孩来说，朱德庸漫画里的那些人物形象是很新潮的。此外，朱德庸还著有《绝对小孩》《大家都有病》《关于上班这件事》《什么事都在发生》等深受两岸读者喜爱的漫画作品。
3月7日，我来到朱德庸位于台北市的工作室。工作室布置得相当有趣，除了陈列了朱德庸的书以外，还有不少好玩的摆设，可以看上一阵子。朱德庸和妻子冯曼伦晚到了一些，因为去张罗蛋糕。草莓蛋糕摆在一个有猫咪探出头的白色碟子里—这碟子也太好看了吧，是懂得寻找生活中小趣味的两个人啊。
“我说要迟到了，蛋糕就不要买了。”朱德庸讲话很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灰白，发尾有个外卷的弧度。
“我想说你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聊。”朱德庸的太太冯曼伦帮忙招呼着。
朱德庸并不擅长与人交际，也不喜欢被采访，他形容自己是隔着玻璃球在观察这个世界。朱德庸在5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综合征，这让他“原谅”了孤僻的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
但哪怕出生于1960年的朱德庸已经64岁了，用当下时髦的语汇来形容的话，他仍旧充满“少年感”。向内探究就会发现，这是因为朱德庸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孩，而朱德庸也小心保护着这个小孩，让他得以一直保持赤子之心。
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玩
“老实说，我碰到我太太之前，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在心里面玩。”
这是不是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朱德庸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他就是没办法和别人玩在一起。而且，只要跟团体在一起，自己就是最倒霉的那个—不仅玩具抢不过别人，就连幼儿园下午发饼干，轮到朱德庸的时候，饼干就刚好没了。
他干脆跟虫子玩。老家庭院的花草里有各种昆虫，蚂蚁、蟑螂、蜜蜂……还有蜘蛛，它们是朱德庸的朋友。“那个世界就是我所有的世界。我跟虫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隔阂，不会自闭，也不会自卑。”
长大一些后，朱德庸便从观察虫子转而观察行人。观察之后，他便在脑海里想象，如果自己碰到这个人，会与之发生怎样的故事和情节—这大抵便是他所谓的“在心里面玩”，凭借观察和想象，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因为学习成绩差，朱德庸一直都是那个在学校和家中不得宠的小孩。他很确定母亲并不喜欢自己，所以每次受了委屈，朱德庸就用笔将受到的气全部画下来。而画画，是朱德庸内在小孩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
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呢？朱德庸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给了他一张纸、一支笔，他便开始画画。也没人系统性地教过他怎么画，小学参加美术比赛，他连水彩要沾水都不知道，只是干巴巴地在那边画，心里想着：奇怪，为什么别人的笔那么好画。
朱德庸并未将自己的绘画才能定义为天赋，他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一种命运。曾经只要有一个人阻止他画画，他都不会成为“漫画家朱德庸”，因为作为成绩差的孩子，他只是个被“放牛”的、性格孤僻的孩子罢了—“在那个时代，至少家长允许孩子没出息。”朱德庸如此解释这股“命运”。
而长大以后的朱德庸也才明白，自己学习成绩差是因为有识字障碍，而阿斯伯格综合征让他本就与外界沟通存在一点障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常常存在一定信息差。所以，知道自己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时候，朱德庸很想抱抱曾经那个还没长大的自己。而阿斯伯格综合征，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呢？
当然，不喜欢与人接触，不代表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奇，朱德庸将自己对世界、对人与事物的观察全都用笔记录了下来。念大学的时候，系刊让他帮忙画东西，没想到系刊发到外面被报社主编看到。主编甚是喜欢，便向他约稿，于是朱德庸慢慢进入了这一行。
1985年，25岁的朱德庸开始服兵役。他晚上用手电筒照明，创作的《双响炮》在《中国时报》连载，一时之间，声名大噪。退伍之后，他便进入报社工作。在那个纸媒的黄金时代，进入报社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不仅薪资待遇好，而且社会地位也高。
从小因为成绩差被很多人看不起、被踢来踢去的朱德庸，一下子成了亲戚眼睛里的“大明星”。
不想上班，成为Soho族
所有台面上的条件都看起来不错，但慢慢地，朱德庸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你知道吗？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自己。那时候我觉得既然已经拥有了所有人羡慕的工作，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尤其显现在我上班的时候。”
朱德庸的上班时间是晚上7时半，等记者编辑交完稿后，他进去画插画。但朱德庸常常拖到7时15分还在家里，通常画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最多两个小时。所以其实朱德庸的工作时间比所有人都短，但薪资加上稿费，收入却是很高的。
然而，朱德庸常常拖到7点15分还在家里，因为心里就是不想去上班。好不容易出门了，还非要用走路的方式去报社。一直拖到超过8点，实在没办法再拖了，才打个计程车。
朱德庸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只要到了上班的时候，就会拖拖拉拉。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有一天，也是拖到最后没办法，朱德庸走在家附近的巷子里，突然吹过一阵风。就是这寻常天里一股寻常的风，突然把朱德庸吹醒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上班，即便这份工作和环境是别人称羡的，但我没办法再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
朱德庸认为，自己从出生开始就在被强迫，因为他并未要求来到这个世界；被迫出生后，还要被迫去上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念完大学后又被迫去服兵役。“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根本不会选择诞生在这个世界。”
“我已经被迫做了那么多事情。好不容易服完兵役，该尽的责任义务都尽了，而我今天竟然就去上班了。上班之后我可能一上就要上几十年，然后在这几十年里，每天一到7时15分，就要强迫自己离开家门。即便上班时间再短，也是强迫。我突然觉悟到，已经没有人能强迫我做任何事情了，我竟然强迫自己去上班。”
那天想通之后，朱德庸就在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事情？当时航空公司在招机长，朱德庸觉得开飞机是件很有趣的事，加上自己是甲等体格，便想去报考机长。“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把漫画甩掉！”
当然，当机长本质上也是上班。朱德庸后来回想的时候，他是这么理解自己的：小时候画画是兴趣，后来变成一种自我心理治疗，但当画画变成职业时，他同时感到隐隐不安。因为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想要画画就准备饿死，这是个没出息的行业，不算“正当工作”。他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成长过程中来自社会“精英化”教育的阴影。
朱德庸将“想辞职”的想法告诉太太，原本以为会受到很大的阻力，但太太冯曼伦却和他说：“如果不想做，就别做了。”不过，冯曼伦并不赞同朱德庸去开飞机，她告诉朱德庸：“会开飞机的人很多，但有资格做专业漫画家且有才气的人，并不多。你应该继续画下去。”
当时冯曼伦是《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当年她自己也接触过非常多漫画家，但很多漫画家还有其他工作，因为专业创作者非常少且很难生存。她觉得朱德庸是极少数也许可以尝试走成专业漫画家这套路的人，去开飞机太可惜了。
就这样，朱德庸辞掉了金饭碗。没想到，一星期后，太太也从报社辞职了，冯曼伦也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而他们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们疯了，放弃了大好的薪资，而且房贷也还没缴完。
“那时候我们去便利超市的时候会讲好，超过75元的东西就不要买了。”朱德庸说。
“哼，就是那个小孩”
很难想象，画出《绝对小孩》的朱德庸，在自己的儿子刚出生的时候，躲在书房里三天没说话。但随着儿子的成长，他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童年。
朱德庸的童年过得其实不是很开心，所以他对童年没有任何怀念。有了小孩以后，他开始回忆起童年的很多事情。“这些回忆一点一滴回来后，我决定用一个小孩子的方式跟我的儿子相处，而不是以一个爸爸的方式。”
怎样是小孩子的方式呢？朱德庸会和自己的儿子抢玩具；玩游戏从来不让着儿子；如果儿子打他一下，他也会打回去。“我跟他玩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孩，我是要赢的。”
以前朱德庸的儿子常常会哭着去找冯曼伦，直到有一天，冯曼伦说了一句话，儿子就懂了。冯曼伦说：“你不要看爸爸人那么大，他其实身体里面是一个小孩。”
后来每当朱德庸用小孩的方式对待儿子，儿子就会站起来说：“哼，就是那个小孩！”
“我小孩比他还像大人。”冯曼伦看着朱德庸，笑盈盈地补充。
因为不希望儿子经历自己那样的童年，朱德庸夫妻的教育方式，就是让儿子好好享受童年、好好玩、开心快乐。有时候一家人在家里吃中饭，在电视里看到阳明山在下霰，觉得非常有趣，就立刻开车去阳明山玩。儿子放暑假的时候，朱德庸比他还开心。“因为对我来说，太棒了，他可不用去上学了，我们可以玩两个月！”
即便没有放假，只要遇到可以玩的时候，朱德庸夫妻就会帮孩子请假。“我们有时候要去旅行，就会到学校和老师沟通，老师问我要请多久，我就说请一个月。我希望趁孩子还小，带他到处看看。”
因为一天到晚把儿子带出去玩，没想到有一天早上，儿子自己把衣服穿好、把书包背好，把熟睡中的朱德庸摇醒并哭着说，自己想去上学。
有一阵子朱德庸夫妻住在市区，儿子也跟着去市区的学校。但这所学校太严格了，每天做功课要做到晚上11时。朱德庸夫妻觉得这样不行，于是把儿子转去了之前管理比较松散的学校。别人挤破头想进的名校，朱德庸却把儿子转走。
来回交通需要朱德庸接送，送到儿子三年级的一天，儿子的老师跟朱德庸说：“朱爸爸你今天没有迟到哦，你准时到了。”
朱德庸幽默地回答：“老师我长大了。”
2007年朱德庸出版《绝对小孩》，这部陪着自己的小孩过一次童年、充满童心和想象力的作品，深受读者喜欢。那时候读者问朱德庸，为什么现在的大人不快乐，要怎么样才快乐？朱德庸的答案是：“回忆一下你的童年，童年做的事情是最快乐的，你现在就想办法去做。”
因为和儿子一起经历了一次童年，这更加让朱德庸反思起教育：“华人的教育有时候扼杀了小孩自由发挥的能力，于是很多小孩小时候是不快乐的小孩，长大以后就变成了不快乐的大人。我就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天赋，千万不能帮他决定事情。”
最后朱德庸的儿子大学考上了昆虫系，朱德庸很开心。这对他来说好像一种奇妙的缘分，映照着小时候和虫子玩耍的自己。
四格漫画风潮
虽然泛泛说起来，都是“画画”，但朱德庸擅长的四格漫画绝对没那么简单。
四格漫画是用4个格数来构成一则故事的漫画形式，好的四格漫画，在短短四个格子即达成故事的“起承转合”，而且或幽默风趣，或讽刺批判。早期的报纸和杂志，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四格漫画很符合媒体需求。
“我的画其实讽刺性、批判性非常高，我要用我的漫画把那床棉被掀起来给大家看。因为这个世界的棉被太多了，把所有不堪的事情都一床盖着，我想用漫画把它掀起来。”
要在四个格子里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而且还要幽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观点。这不是一件易事。而且能够用的对白有限，这要求每一格的对白最多10个字。“相当于给你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房间里什么东西都要有，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小而精，反而更难。也因为四格漫画的挑战性高，所以画的人少，能留下来的好的作品也少，而朱德庸却用四格漫画说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生活：反思婚姻关系的《双响炮》、描绘单身女性的《涩女郎》、讨论雇佣关系的《关于上班这件事》、探讨年轻世代的《醋溜族》、回顾童年的《绝对小孩》，乃至深掘当代人类困境的《大家都有病》……其中， 《涩女郎》在2002年被翻拍成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粉红女郎》，时至今日，还维持着高热度的讨论。
2023年是《粉红女郎》播出20周年之际，有网友对朱德庸说，这部电视剧是很多人的情怀。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只要工作不要婚姻的“工作狂”、一心想结婚的“结婚狂”、不懂爱情也不懂婚姻的“天真妹”—对于Y世代来说，这些不完美但可爱至极的女性，携带着时代的独特印记，伴随着一代人成长。
“粉红女郎们”并不是朱德庸心中的“涩女郎”，但对于朱德庸自己来说，他对《粉红女郎》也有独一份的情感，因为这是他和太太参与最多的一部改编。从一开始的授权到后来的选角、开拍、探班，杀青后，戏中的演员逢年过节还会打电话问候朱德庸。
“我记得刘若英要背台词的时候，是找我小孩跟她对的。我小孩就拿着剧本跟着念，两个人都在那一起演。回想起来，实在是蛮多回忆的。”
后来，朱德庸决定停笔“涩女郎”系列，因为这群可爱、独立又独特的女性，早就长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在朱德庸专属的、想象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天地。
近期，朱德庸正忙着准备自己的新书出版，内容是关于年轻人在时代里的困境。“而且所谓的时代是蛮短的，大概现在20～45岁的年轻人，这个最可以追求人生的一段时间，也是年轻人最困惑、最没办法施展的一段时间。”
其实对于时代，朱德庸是悲观的。在他看来，愈发商业化、科技化的社会，人变得越来越没有余裕，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压缩，连停顿、喘息和玩耍的机会也没有。
这是朱德庸那个“内在小孩”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而小孩子的感觉，往往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