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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大落的母亲

大起大落的母亲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24-05-06 | 南风窗

现有社会条件下,人最大的安全感,依旧来自被需要的感觉。对待母亲,需要展现爱与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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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承欢记》剧照


中国,乃至世界,今天都来到了重新认识母亲这一家庭角色的时候。

高度发展和快速迭代的科技,使得男女之间不再依据体能而进行分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提出了重新调整生产关系的要求,而家庭角色,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局部投射。

母亲是女性人生的一个阶段性角色,人们对她的角色地位,她的责任范围,她被过时观念所束缚的一面,乃至这个角色的未来必要性,都提出了疑问。对母亲的讨论,是对女性处境的讨论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在事实层面引起共振的一个方向。

我们有必要把母亲这一角色放置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打量,了解她曾经承受了什么,才能真正在当下回应这个角色的处境与诉求,以及由此设想未来的样貌。


神 化

在任何民族里,母亲这个身份自古都会带着一点神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亲身上分离出来的,而生育又是自然界最精巧也最神秘的功能,叠加上人类价值观,它还是最美好的功能。

所以,在原始社会,母亲会被神化。

因为人还在自然中,上天化育之功是人类最直接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感知。在中国,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姞、姚)都是女字旁,可见母亲的责任、地位和尊荣。

商、周,这两个有普遍意义上的文明的朝代,追溯其最早来源,都是女性。商朝是简狄,吞下燕子的蛋而生下男性始祖契;周朝是姜嫄,在野外踩中巨人的脚印而生下男性始祖弃。这种感生神话显然不可信,但它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人们确切地知道母亲是谁,但经常不知道父亲是谁,孩子都是由母亲带大,族群以母亲为中心。

一般认为先秦尤其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仍然还带着母系氏族时代的烙印,比如孔子就是知母不知父,在母亲的颜氏族群长大,所以他在母亲去世之后,上演了一出陈棺于五父之衢的寻父戏码,而他的弟子当中也有很多颜姓的穷亲戚,颜回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又比如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所著道家经典《道德经》,讲宇宙的生生不息,就是围绕着“玄牝”这个母性概念展开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万物皆从母性中诞育。

在这种把母亲与神话或者哲学本体论联系起来的文化时期,母亲也就具有神性,而神性归根到底是对自然性的拟人化描摹。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

这种神性不会随着生产力进步、角色分工的发展而进一步崩解,它会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会被部分地永恒继承。任何时代都一样,人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谁是自己的母亲,因为孩子如果离开了母亲一般来说很难成活,从肚子里生出来这种自然联系是十分明确的,但父亲则可以也可能是不确定的。今天犹太人在确认一个人是否犹太血统的时候,也是以其母亲是不是犹太人为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着对母亲的自然情感,并且会由此生发为一种文学上的礼赞,这是父亲从来不曾享受的待遇。比如在中国,《诗经》是具有很高的上古史料价值的古典文献,其中的《凯风》一诗就表达了初民时代人们对母性的推崇与对母亲的依恋。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工具化

在农业社会,母亲则被工具化。

母系社会解体和父系社会建立,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崛起。农业崛起造成多方面的全新历史因素,改变了性别分工,也重写了母亲的功能代码。

第一,生产力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财富得以集中和积累,阶级形成;第二,农业崛起意味着迁徙减少,家庭资产可以积累,而且其产出具有延续性;第三,延续性的、不可移动的财富,提出了保卫和继承的需求。男性的体能优势使得其明显在保卫和继承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地位因之下降,母亲的功能也就从神化向工具化转变。

首先反映在婚姻制度的变化,从对偶婚制向专偶婚制转变。

专偶是只适用于女性的专偶,一个女性只能有一个丈夫,至少在同一时间里是这样。而丈夫则可以有多个配偶,除了有名分的妻和妾,还能在外风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清晰地指出,“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专偶制家庭)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

支配即意味着奴役,奴役即意味着人成为工具,母亲就这样变成了工具。“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父亲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即便打死他,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恩格斯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一夫多妻制是奴隶制的家庭表现形成,在古罗马,家庭(Familia)这一词语的意思是“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指明,“希腊神话中女神的地位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早的时期,那时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被贬低了”。

奴隶制并不仅仅存在于奴隶社会,它也是一个延续进化,不断更换外衣的过程。封建时代的农奴制,资本积累时代的蓄奴制,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者处境,都是奴隶制的新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奴隶制的观念遗存,只是包装得更加温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国,还存在着典妻制这种陋习,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奴隶制遗风。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写的就是被“出租”的妻子,租与大户人家生儿育女接续后代,母亲被当成了毫无尊严的工具,母亲本身的痛苦完全不被任何人在意。短短1.2万字,字字血泪。其中的底层男性,也没有因为其贫农和受压迫的地位而被无辜化,在今天读来也公道地呈现了他的“不是东西”。

这篇小说里呈现的最令人动容的内涵,还不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典妻制和黑暗社会,也不是母亲的工具地位,而是在这种严酷现实当中,母亲依然保持着对孩子的无私的爱。不管非人现实如何令人麻木,如何对自身痛苦习以为常,母亲始终对孩子保持着最清澈的血肉之爱,而这一点没有在小说中的任何男性身上表现出来。

母亲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子女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父亲。母亲身上承载着自然之爱,这一点天然永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的产物。因此,即便在母亲已经沦落为工具的传统社会里,子女与母亲的真挚情感也从未被掐灭过。清代蒋士铨的《岁暮到家》一诗所呈现的母亲形象,和更久远的古代一脉相承,与今天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去母亲化

现代社会是从对传统社会的反对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或者更明确地说,作为现代社会开端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对封建社会的进攻中成形的。北美和大洋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分裂而来。

所以资本主义基本上就是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比如从神权统治到世俗政权,从身份政治到平等权利,从奴役到自由,从专制到民主,从蒙昧到科学,等等。虽然细究起来有很多虚伪成分,但宏观上看这种跨越无疑是进步的。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进步,父权社会仍然一定程度继续着,但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则强调了不同家庭角色的平等权利。

中国现代社会的出发原点与西方不一致,甚至有天渊之别。就家庭关系而言,我们重新定义社会角色,更多地不是基于利益斗争需求,而是基于伦理重塑的主动。正如梁启超先生的感慨:“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权利和利益)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家庭关系领域,中国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成分,更强调家庭伦理,但又走得更远一些。妇女的法律地位和现实的社会地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婚姻法也更多地考虑感情需求,社会对于孝道的强调又同时从未削弱—只是变得更加可理解、合乎情理。

于是中国的母亲,对子女就相比之下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甚至在生育子女之后会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家庭之上。中国的女性主义思索,最扎实、动人的方向其实在于对母亲处境的揭示,子女,进而是整个家庭,成为捆缚女性、客观上限制其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婚不育的观念蔓延,以及容易把许多问题向着性别对立去集结,很大程度上是从作为母亲的女性的处境出发的。

这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里面也存在矛盾。比如代际关系当下也比较紧张,母亲因为对子女所担负的重要责任,更容易表现出当下新一代所反感的“为你好”的形象,从而也就更容易成为挣脱和批评的对象。但就女性主义的动机而言,正如前述,母亲本应是理解与保护的对象。而且,母亲的角色也是从单身女性的角色转换而来的,批评者很容易成为被批评者。

归根到底不是制度造成了女性经济参与的困难现状,而是相反,经济参与现状造成和巩固了社会习惯做法。回顾历史,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经济参与度提升的直接结果,如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就用事实揭示了一个过程:原来在家庭中承担不可进行经济衡量的责任的妇女,在进入工厂之后获得了可衡量的收入,家庭地位就跟着提升了。新中国女性的地位骤然提高,也是因为她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完整的“劳动力”,而不再是谁的附属品。

今天我们思考母亲角色的变化,仍然必须把握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思想才能真正产生推动进步的力量。之所以对女性权利、母亲角色形成讨论的潮流,以及引起普遍的关注,就是因为女性经济参与度越来越高,但家庭责任又还没有找到好的分工解决办法。生产力发展始终会瓦解当下的家庭责任结构,因为技术取代了体能,男性不再在分工中具备天然优势。但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疼痛,讨论的目的,一是要加速它,二是要削减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更加理解母亲,我们承受爱,我们也回馈爱。

母亲身上承载的自然之爱,是一种造物设定,是物种繁衍的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机制,因此至为纯净。

2023年,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认知神经研究所Oscar Vilaroya等在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上发表重要综述,研究了转变为母性的神经生物学适应,重点关注与妊娠相关的类固醇和肽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科学语言太难懂,用平常的话来说,就是怀孕会导致母亲大脑结构的变化,结构变化会促进母亲的行为,让女性转变为母亲,依恋孩子,降低对新生儿的敌意,以及更需要亲密朋友,更爱她的家人。

孩子再丑,再野性难驯,母亲也爱他,就像动画电影《哪吒》所讲的故事一样。现代科学证明母爱由基因控制,但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在她的心灵中真实地发生的,这可能是世间唯一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情感了。

年轻人,尤其年轻女性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敌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不必承受责难。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这种表达事实上会提示现有的母亲,社会乃至子女对她们的需要削弱了,而她们本身又已经承受了太多,内中包含剧烈的张力。毕竟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人最大的安全感,依旧来自被需要的感觉。对待母亲,需要展现爱与温柔。

以一首泰戈尔的《母亲》,结束这一场思考吧: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只是在游戏中间,有时仿佛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但是在初秋的早晨,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庙殿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母亲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只是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我仿佛觉得,母亲凝住我的目光,布满了整个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