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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拼爹”王石说三句公道话

为“拼爹”王石说三句公道话

南风窗记者 谭保罗

对于中国的“50后”来说,这一代人的人生,受到家庭影响的程度超乎想象。王石早先对家庭背景不愿多言,但这也是一种无奈,而他作为一个精英人物奋斗的故事,依旧比那些不负责任的励志鸡汤值得研究得多。不是吗?

  

      

  这几年,王石的运气的确不怎么好。

  

  一个原本备受尊敬的行业领袖,一个爱名的人,却不断被贴上“官二代”、“高官女婿”、“抛弃原配”、“游山玩水、不务正业”这样的标签。某种程度上说,他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感情割裂,这种割裂让他成为了普通人对立面。他的私人问题、处事方式,因此被过度地、放大地解读。

  

  2014年,王石出了一本书叫《大道当然》,我通过出版社约访他。此前,为了推广这本书,他已按照出版社的安排接受过媒体的群体采访。我约访已经晚了,当时他正在国外,很忙。后来,他答应在内地一个公开活动上聊几句,但接受专访没有时间。最后,因为其他一些原因,采访最终没有达成。

  

  正因为没见过王石,更没有交情,这让我能以一种局外人的平常心态来看待这位地产业的“一哥”。

  

  近期,公众对他的看法以负面居多。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很多人认为他看不起“卖菜炸油条”起家的宝能系,这是“官二代”的傲慢;二是他对一个持股超过22%的股东“不敬”,这是职业经理人操守的缺乏,同时不尊重市场规则。

  

  不过,也不妨为他说三句公道话。

  

  第一句:他“得罪”了三批人。

  

  王石这几年的运气,让我想到了中国的那些算命先生。

  

  他们会把一个人好的命运分为“富”和“贵”两个层次。这种分法,从根本上讲,其实来源于帝制时代的独特政治哲学——官员很“贵”,但必须都是清官,不能“富”。商人不能从政,只能“富”。换句话说,举国之内,最后只有皇帝一人可以又“富”又“贵”。

  

  但实际上,这种哲学基本是在开玩笑。“贪官”集团的大量崛起,早已宣告这种哲学的彻底破产。

  

  扯远了。回到王石的例子,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王石其实选择了“贵”,而不是“富”。1980年代,万科股份制改革,王石放弃了股权而选择当职业经理人。他对别人说得很清楚:他本事不大,所以只能选择了一样,选择了名(贵),而不是选择了股权(富)。

  

  其实,作为一个“官二代”,王石当时必然在父辈的教诲之下,深谙中国这种处世的哲学。当然,他的理想主义者情怀也有内因。他喜欢看《大卫•科波菲尔》,还曾说自己直到快40岁时,才放弃了出国留学的念头,打算好好把万科干好。

  

  后来,他游学哈佛和剑桥,这是他不忘初心。这样一个还有点理想主义或者“爱名”的人,之所以遭遇了始料未及的非议,很大程度在于,他得罪了三批人。

  

  第一批是二三十岁,乃至40岁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本来,他们曾把这个“老大哥”当成人生楷模,却有一天得知,楷模其实是个“官二代”,他们顿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这种情绪必然影响他们对王石后来的道德评判。

  

  第二批是很多家庭妇女,而她们往往主导着中国的家庭舆论。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珠三角某市很受尊敬的、50多岁的媒体女领导,曾在一个饭局上对我们这些年轻记者说:王石和普京这样的人,都属于没有良心,你把自己50多岁原配踢掉,她的后半生怎么办?

  

  第三批人,或许对王石造成的现实影响更大,很多人在网络上谈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过,“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一向如此,但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这是《美国队长2》的台词,也是左右每一个人人生的规律。王石也不例外,他必须自己承担。

  

  第二句:“拼爹”也有正外部性。

  

  做了十多年的经济记者,接触过不少经济管理部门的厅局级干部和大小老板。不可否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二代”。但我认为,这一批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和先富人群,很大程度是社会的必然选择。

  

  和普通人相比,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享有信息优势,知道哪个行业将要赚钱,知道什么知识有用,知道有个叫深圳的地方将从一座小渔村开始崛起。此外,基于家庭背景的性格因素、处事能力,他们都有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关系”更必不可少。

  

  但我们也需要换个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行业的管制放松和改革,一定程度上,和这些“官二代”的推动不无关系。

  

  拿资本市场来说,最初参与设计和规划的那群留美年轻人,不少都出生在干部世家——但你也不必把股市“圈钱”的板子打在他们身上。中国股市的制度设计,是按照以监管严酷著称的美国股市为蓝本的,保护股民的法律条款不计其数,问题是落不到实处,这早已和这群“官二代”无关。

  

  经济学中有个说法是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负两种。正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的环境利益有正面的溢出效应。负外部性,则是相反。

  

  这样来看,中国的这一批“官二代”对自身职业、财富理想的追求,显然带来了一种正的外部性。他们的进入,让某些行业的改革和开放成为可能。用广东话说,他们抢了“头啖汤”,但后来别人也能喝到。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社会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已经发生的过去,公允地看待“官二代”的成功。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是一种必然。

  

  总体而言,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群体,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推动主要还是正向的、正面的。他们拿到了好处,但也出过力。中国不再需要阶层水火不容式的争斗,而是需要不同阶层不断的理解、宽容,以及共同进步。

  

  第三句:王石仍然是年轻人的榜样。

  万科股权争夺战的舆论大潮中,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一篇是知名媒体人秦朔的,一篇是地产大亨冯仑的。

  

  秦朔回忆了在纽约和王石的一次聚餐。“但那天晚上要离开时,田朴珺去洗手间补妆,我忍不住用手搂住王石,问了一句:‘是不是很幸福?’他回答:‘当然’。”

  冯仑则回忆,在攀爬珠峰过程中,在作息上,队友很不规律,累的时候早睡,聊得高兴的时候晚睡。只有王石不一样,说几点进帐篷,到点肯定进帐篷,因为他要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不然第二天体力不够。

  

  当珠峰爬到7000多米的时候,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地看风景,但王石不管别人怎么夸,都克制自己不出帐篷,因为动一次能量就损耗一次。后来,果然有看风景的队友因体力不支而没有登顶。

  

  这两篇文章,分别体现了一个成功者的两个素质:一是热爱生活,二是自律。其实,那些美国人在19世纪、20世纪所写的成功学著作,多半都是讲的这两个意思。做到了第一个,你便是个快乐和善良的人,做到了第二个你便是个成功,至少也问心无愧的人。

  

  最近,王石在接受财新传媒的胡舒立采访时,谈到了“富人”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点。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仇富”。王石尽管年薪千万,但他并非中国富人阶层的典型,中国比他有钱的人多得很。

  

  我认为,在个人财富问题这个层面,王石只能算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青年群体之中,完美地解决了个人财务问题的一个典范。他的运气也不错,他也具备成功和成为行业领袖的素质。

  

  对于中国的“50后”来说,这一代人的人生,受到家庭影响的程度超乎想象。王石早先对家庭背景不愿多言,但这也是一种无奈,而他作为一个精英人物奋斗的故事,依旧比那些不负责任的励志鸡汤值得研究得多。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