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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三个地缘政治困境?

美国有三个地缘政治困境?

李哲夫 广州市政府参事 | 2016-08-11 | 南风窗

卡普兰认为,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

  罗伯特·D·卡普兰在其所著《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一书中,曾十分称许法国年鉴派的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称赞他把地理学、人口学、物质和环境因素引进历史学,开辟了历史学的新天地,尽管布罗代尔与麦金德、斯皮克曼和马汉不同,没有创立专门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他却更富于远见,取得的成就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迄今为止所有战略思想家的集大成者”。
  卡普兰引用牛津大学巴里·坎利夫教授所概括的布罗代尔对历史认识方法上的重要贡献: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即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不同周期。“长时段”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最为缓慢而又最为基本;“中时段”是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变化,时间通常限制在一个世纪;而“短时段”则是“历史小事件”,它是政治和外交的流水账,也是媒体报道摄取的主食。布罗代尔用大海作比喻:在海底最深处,庞大的水体缓慢流动;再往上面是潮汐涌动;而最终浮在海面上的则是“惊涛拍岸的瞬间,浪花四溅,转瞬即逝”(坎利夫语)。观察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计议,关注“长时段”和“中时段”那些表现出人类生活“基本结构”的东西,因为那才是最终对历史走向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卡普兰之所以推崇布罗代尔,就是因为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可以为他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世界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2009年,卡普兰参加了在华盛顿由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次战略研讨会,聆听了一些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批评,并从“21世纪与美国相关的地理问题”的角度,综合了沃尔特、米尔斯海默等一行著名学者,包括已故的亨廷顿在内的观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他认为,这应是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最基本的因素,是长期起作用的东西。
  在他看来,美国应尽早从中东抽身,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和墨西哥提出的挑战。中东地近欧亚大陆腹地,是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枢纽,美国当然不会放弃。但是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却得不偿失,既耗费了大量资源,又搞乱了中东政局,以至后来又接连发生了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美国由此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认为,这是美国一个不小的战略失着,把大量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分散投放到中东这些“无用的战争”上面,坐视中国国力和军力迅速发展而无法遏止,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本末倒置。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被视为是美国的世纪对手?是社会制度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原因?也是,但不是主要的。在卡普兰等人看来,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的地位,中国在东半球的地缘优势对美国继续称霸全球构成了障碍。作为一名学者,卡普兰也承认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那么好战的国家,“现在也没有要传播的意识形态,也不想把自己的政治系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道德进步是美国打出的目标,中国人不玩这个。”中国是用经济和商业的办法融入世界各地的,但这也会误撞误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动了别人的奶酪;即使中国只是确保自己经济的发展,也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东半球的力量平衡。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这更为美国所不容。“北京凭借在地图上的有力位置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其影响力正从中亚向俄罗斯远东地区,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逐渐发展。”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某些国家的政策扎根于地理”,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扎根于地理的“迅速崛起的大陆力量”。
  在卡普兰眼里,中国的地缘政治虽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多挑战,但总体上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在向麦金德所谓的中亚心脏地带进取的同时,也可能对斯皮克曼所谓的大陆边缘地带施加重要影响。”对“心脏地带”和大陆“边缘地带”可以一手挽之,同时施加影响力,这怎么得了?于是中国犯下了地理上的“原罪”,这是典型的“躺枪”,躺着“被敌人”!对此,我们无话可说。
  至于卡普兰指出的美国另一个地缘政治困境,它与墨西哥的问题,那离我们太远,不议也罢。但要多说一句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困境恐怕不止这三个,起码还包括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