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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里的别样“保姆”

一线城市里的别样“保姆”

文∣朱善杰 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 2016-08-19 | 南风窗

他们是城市的“猎物”,是被血缘/亲情的诱饵“钓”到城里来的。

  近几个月来,我常听周围的人说,某某的爸爸妈妈又怎样怎样了。一开始,我想当然地以为,“人到中年万事忧”,“爸爸妈妈”成为话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根本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喋喋不休。因为,人总是会面临一个自然规律的问题。
  然而,听得多了,时间久了,我慢慢意识到,似乎不对。朋友与邻居唠唠叨叨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群特殊的“城市移民”。于是,我警觉起来,并有意识地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这次调查,区域选在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些居民小区。宝山地处上海北部,属于离市中心较近的郊区,“新移民”聚居。
  调查对象是上海新移民的父母,年龄从55岁到75岁不等,都是从农村来上海,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女或孙辈,后者有的刚呱呱坠地,有的已上小学。

  日常生活
  我原以为,这些老人,已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了一辈子,到了晚年,跟着儿女来到上海,既可开眼界,又能享清福,还儿女绕膝,是一件令人羡慕也充满天伦之乐的事,挺好的。
  但调查下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原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被打乱了,也被颠倒了,被剥夺了。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原来在农村用6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的日常生活的“被失去”,而且体现在他们目前在城市中所面临的新的日常生活的“被形成”。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胃”上。因为,他们非常不习惯上海的饮食。
  石阿姨今年65岁,来自四川,她是吃辣的,一日无辣,就没法进食。她说,在老家,自己已吃了一个甲子的辣了,所以胃只认辣食,对其他的一概排斥。而上海的饮食,虽然看似已“全球化”了,但还是以偏甜、清淡为底色。
  到上海后,她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饭吃。她仔细回忆了一下,6年里,她在外面吃过的饭菜,不超过5次,还都是在女儿的“威逼利诱”和女婿三番五次的讨好下才去的,且全是去的重庆或四川菜馆。原因很简单,她觉得“上海化”了的饭店里的川菜,是无法享受和忍受的,也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去了。
  在家里吃饭,也存在难题。她女儿告诉我,刚到上海时,妈妈照顾怀孕的她,在家里实行的是“一锅两制”,即用同一个锅,先后做两种菜,重辣的自己吃,微辣和不辣的给女儿女婿吃;孩子出生后,家里只能实行“两锅两制”了。
  两个月前,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她顺便在医院给妈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发现其体重比刚来时下降了30多斤,已经严重营养不良,连血常规中的一些指标都已下降得很厉害。
  像石阿姨这种被“胃”给“缠住”的人,在调查中,几乎是一边倒的现象。这里,只再提及一个顽固的老人。他就是宋大爷,山东人,今年64岁,来上海5年半了。
  他非常想念老家,尤其是老家的饭菜。在上海,这些年,他是坚定的“馒头派”。平时,早上喝玉米或杂粮粥,午饭和晚上都是吃馒头,一粒米也不沾的。因为,他觉得午饭和晚饭吃米饭不仅吃不饱,而且还会“醋心”,时间长了,就诱发老胃病。一旦犯了,不仅不能照顾小孩,还要连累女儿照顾他。
  所以,他就格外小心,常年是一日两餐吃馒头,做到万无一失。他跟小区门口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好老乡,多年来,不管天气如何,他都每天按时去买馒头。如万一去晚了,老板会自动给留着。
  对这类老人来说,无法忍受的不仅是饮食,还有气候。张大爷是东北人,今年62岁,他有家族遗传性哮喘,在老家时,冬天从来不出门,屋里很暖和,哮喘就不会发作。但在上海的这三年,每个冬天都会犯病,因南方冬天阴冷,室内又没暖气,也不能生火取暖。冷得厉害时,空调根本不能把室温升上去,且他知道女儿省吃俭用,在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节约了一辈子的他,根本不舍得一直开着耗电量很大的空调,只能忍着。
  此外,还有李阿姨、赵阿姨……

  精神世界
  这些人,本来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习惯了当地农村的饮食、气候和环境,当在六七十岁这样一个可塑性已大大减少的年龄,突然被迫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过起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方式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气候和环境,不仅各种不适应,而且还很排斥。
  首先,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与时间有关。杨大爷63岁,湖北人,跟着儿子看孩子,早上8点之前把孙子送到学校,下午4点左右接回来。白天的8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他在老家的田里耕作了一辈子,闲不住,但在上海,除了接送孙子,其他任何事,儿子都不让伸手。
  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甚至连电视都不喜欢看,看多了会头疼,还打瞌睡,而一旦打瞌睡,夜里就会失眠。同时,他也不会上网,儿子教过他多次,但还是连电脑的开关机都没学会,只好放弃。在房间里,他坐了躺,躺完了坐。从房间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像蹲监狱一样。
  在楼里待久了,还会感觉闷,在青山绿水间忙碌了一辈子的他,现只待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时间久了,受不了,就要多出去走走。逛菜市场,去商店,去公园,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为的就是消磨时间。
  他说,自己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不知怎么用才好。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苍白的,每天只有一个“熬”字,从物理时间到心理时间,再到精神世界,都是如此。
  其次,有一个问题与语言有关。龚阿姨75岁,新疆人。除了给儿子做一日三餐,她并没有其他事可干。儿子白天还要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搞科研,忙着升副教授,她不便打扰,就只能从房间里出来到外面走走。
  城里到处都是楼房,左邻右舍互不见面,甚至不认识,也就无法串门,她就只好在外面瞎转。她经常找各种理由,想和楼下来往的人搭讪。但发现,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步履匆忙,根本停不下来,没人与她聊天;老年人是在小区里闲逛,但说的话,不是上海话就是外地方言,她一句也听不懂,根本无法插话。
  另外,让她在心里感觉到难过的是,上海本地人排外很厉害,在上海的这几年,她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上海人与她主动讲过一句话,更不用说聊天了。有的上海人,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慢慢地,她在外面也就天聋地哑一样了。
  再次,有一个问题与空间有关。林大爷72岁,陕西人。他无法忍受上海多雨的天气和分不清方向的生活,更忍受不了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空间感。他说,自己出门就像钻山洞一样,看着一样的楼房和一样的街道,分不清方位,感到心里很塞,最后造成精神过度紧张,也就不大敢出门。
  再有,他觉得上海的夜晚太亮太吵了。他已习惯了老家那漆黑和安静的夜。这一年多,晚上一直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慢慢导致心慌和精神恍惚,最近已接近精神崩溃了。他说,自己下个月就要回家了。至于孙子由谁来看,自己已顾不了了。现在,他感觉精神从里到外,仿佛已被抽空了一样。

  代际补偿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想进行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对日常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重建。
  比如,石阿姨吃瓶装辣酱,并皈依了佛门,在女儿家的客厅里供起了佛像,一日多次诵经,平时走路时也口中念念有词。女儿经常给她一些钱,让她到菜市场买一些活鱼,到小区附近的河里去放生。
  宋大爷不仅和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还和很多外地来的老年人成了牌友和舞友。他除了接送孩子上学,白天打扑克牌,晚上还到小区外的广场上去跳舞。他不会跳舞,也从不认真学,只是站在那里跟着别人瞎比划,而一阵子乱比划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然后,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第二天,重复前一天的步骤。
  龚阿姨皈依了基督教。每个周末,风雨无阻,都坐车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非周末的白天,儿子不在家时,她就带着老花镜和放大镜看《圣经》,还让儿子给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随手查。有时,还会在本子上抄写《圣经》里的一些段落。同时,她还会唱很多基督教歌曲,在小区里走路时,嘴里就哼着。
  赵阿姨在小区里捡起了废品。接送孩子上学外的时间,她都在小区的垃圾桶或楼道里捡废品,有时还去附近的小区捡。报纸、纸箱、塑料瓶、酒瓶、废铁器等各种废品,她都捡起来,并把有的折叠捆好,定期让女儿开着轿车载着废品到收购点去卖掉。
  有时女儿忙,她捡的废品就一直堆在楼道里,邻居还向居委会投诉过她,后来居委会了解到她捡废品不是为了谋生,实属处于无奈,纯粹为了打发时间,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之,他们在以自己可能的方式,尽量打发着日子,努力适应和改变饮食,尽力让精神世界充实一点儿。
  说到这里,其实应仔细想想“他们是谁”这个问题了。
  很显然,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村父母,也不是以打工谋生的保姆,而是城市里的别样保姆。他们做的是保姆的活,呵护着儿女一家,但不以挣钱为目的,更不愿留在城里,而是在责无旁贷、无人替代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来到城里的。
  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村老人。他们进过城,还待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当然,他们也不是城市的新移民,因为他们与已定居的儿女一代完全不同,注定是要回农村老家的。
  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猎物”,是被血缘/亲情的诱饵“钓”到城里来的。由于他们的儿女是第一代城市移民,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在大城市里安家落户的经济条件先天不足,根本请不起保姆看孩子,但上班时间又非常紧张,只能“啃老”。
  而他们又非常不愿离开家乡:不仅对故土有牵绊,而且对家乡的老父母和儿孙们有想念和牵挂。他们不熟悉也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因其生命的一个甲子就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们是不自愿又不得不地来到城市的。
  另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过客”,奉献一段时间后,就转身离去,身归故里。而走时不带走城里的“一片云彩”。他们是属于乡村与城市间的“单栖型”老人,而不像年轻人,可能是“两栖型”的。
  进城后,他们用自己坚韧的性格,最大地发挥主体性,使自己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是,囿于一生的生活经验、身体感觉和文化观念,他们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都遭遇了阵痛和无奈,且有一种无法超越自我之处,最后只能在现实中做相应的自我调整,寻找和选择替代性方案。可是,种种替代性方案,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且还是以他们的生活、精神、情感的牺牲为代价的。
  这种代价,成全上海新移民最起码地维持最基本的婚姻/家庭生活并立足。但该维持,是靠一种建立在至亲的血缘/情感基础之上的困难/危机转嫁式的代际补偿机制来运行的,有一种特殊的自愿和不自愿相结合的成分在内:因为血缘和亲情,父母自愿帮助儿女,进行单向度的代际补偿;因为不愿进城也不适应城市生活,父母不自愿地被转嫁了儿女家庭里的困难和危机。当然,父母也收获了一些天伦之乐,但比起付出的代价来,显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