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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里的“话语权”

婚姻里的“话语权”

文∣本刊记者 张墨宁 | 2016-08-29 | 南风窗

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心理优势决定着夫妻间的相处方式和地位。

  有那么一段时间,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才可能有话语权是一个共识。这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被颠覆之后,女性的自觉。而现在,独立的经济能力已经不足以支配婚姻中的性别格局了。城市各阶层中,夫妻之间的“博弈”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所谓的“话语权”也不仅仅是谁掌控家庭收入这么简单。从家庭内部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支配人们安全感、幸福感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
      
  夫妻权力   
  最近,王宝强离婚事件已经压过了奥运会的热度,成为全民话题。
  从他们决裂后暴露出的婚姻关系来看,“郎财女貌”这种在当下观念里最为上乘的匹配并不具有天然稳定性。按照这个社会最通行的婚姻规则和家庭分工,倘若男人在外面拼事业,是家庭收入的绝对提供者,全职太太应该做的就是帮他抚养孩子、孝顺父母,享受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这样的婚姻模式当然有存在合理性,一方在经济能力和获取社会资源上有掌控力,而另一方在亲情和对家庭的经营能力上更有支配地位,“制衡”就可以保证相对稳固的关系。从他们此前的公开互动和采访来看,王宝强的婚姻并不是这样,他的妻子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事业,但却是感情、财产和婚姻走向的主导者,加上她在学历、外貌上更有优势,很容易使婚姻触礁,这样长期处于倾斜状态的婚姻在走向破裂后给一方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次事件已经超出了娱乐圈的范畴,从婚姻层面,有更多的启示意义。一个人即使身家过亿,有声名有地位,也必须不断学习如何调适婚姻过程中的力量比对,令夫妻权力关系达致平衡。
  “夫妻权力”是美国社会学者布拉德和沃尔夫于1960年提出的概念,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提出了“资源理论”,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职业和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对这种解释的批评从未间断,因为它很难包容所有的婚姻模型,此后有西方学者补充,夫妻之间的权力不仅取决于丈夫与妻子的比较资源,还受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的影响。还有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赋予婚姻关系以及对方提供的资源以更高价值的一方将处于弱势权力地位,而付出较少感情的一方往往可以更自由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从而占据优势权力地位。
  无论之后的观点如何挑战“资源理论”,在中国社会中,教育、职业和收入仍然是家庭决策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因素是决定他们所能达致社会阶层的主要力量来源。在房价还没有成为社会之痛的时候,教育、职业和收入是组成家庭之前最基本的衡量,除了爱情之外,最普遍的择偶观念正是以此为参照,寻找另一半。而现在,这些显然已经不足以主导择偶和婚姻关系中的强弱对比了。工薪阶层、普通白领夫妻已经完全无法独立负担房价,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帮助,无论在几线城市买房,都是一个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的梦想。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的扩大,中国传统社会中依附于父权的家庭模式瓦解,年轻人有了更多独立生活的意愿和能力,而在高房价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重新引入原生家庭的力量,来获得基本的生活水准。从努力独立于原生家庭,到更加依赖原生家庭的支持,这样的转变决定了一个小家庭内部会有更多“暗流”,而且,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
   
  房子与心理优势
  30岁的涂雨是北京一家央企的职员,和朋友相比,她的工作很不错,月均收入9000元左右,每年还有机会外派出国一段时间。不过,她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半年前,她决定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如果拿到律师资格证,就可以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她每天都要在地铁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打开书复习,早上不到七点的时候,她从位于西北五环的家里出发,乘坐地铁到南四环丰台科技园上班,九点钟到单位之前,是她最重要的学习时间。下班后,她不得不减少陪小孩的时间,常常熬夜到凌晨一点钟,周末为了更集中地复习,一个人躲到咖啡馆继续奋战。
  不过,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是出自于对事业的更高追求,或者说,提升自己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更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她想扭转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令她感到无足轻重的直接原因是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
  2012年,涂雨跟何逢结了婚,他们是中学同学,何逢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后,原本没有太多联系的两个人渐渐有了更多交往,双方的父母早就想促成这段关系,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买房、结婚、有了小孩,像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中产小家庭一样,每天花很多时间奔波于地铁上,对于频繁的加班也早习以为常,早一点从房贷压力中解脱,让小孩有更好的教育环境,是他们的一致目标和梦想。
  然而,随着何逢父母从老家过来常住后,涂雨渐渐感觉与他的步调不那么一致了,更多的不适感萦绕着她的生活。家里的很多事情,都由公婆拿主意,而不会问她的意见,虽然公婆承担了所有家务,帮忙照顾还不到3岁的女儿,但她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一方的父母带小孩已经成为城市中抚养子女的主要模式,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存压力下,对中产家庭来说,妻子已经很难再通过自我牺牲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这种让父母分担压力、降低成本的选择是很多小家庭面临的最大考验。与对方的长辈共同居住,对于80后、90后来说,几乎需要一场自我重塑才能和平共处。
  这一点上,涂雨却不需要太多的心理调整,她原本是一个极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跟别人争执,她秉性和善、热情,宁可自己节俭,也会给家人买贵重的礼物,对公婆也不会计较金钱上的付出。但她也有“软肋”,强烈的自尊心让她对家庭中的“话语权”格外敏感。孩子感冒了是在家里吃点药还是立刻去医院,买菜的时候是不是非要挑最便宜的,自从公婆来了之后,这些琐事几乎都由他们来决定,涂雨只有听从的份。这让她感到不快,有时候甚至不愿意在家里多待。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心理优势。
  他们的住所几年前买下的时候不足两百万,何逢的父母出了100多万首付,何逢用公积金贷款80万。虽然结婚之后两个人共同承担家庭支出,但涂雨总觉得因此而没有底气。原本只有两个人生活的时候,这种感觉并不会凸显,而公婆到来后,有意无意之间露出的优越感让她开始估量自己的处境。“前不久宝宝被公婆带回老家住了,过了一个月,我们都希望能让宝宝回来,老公给他父母打电话说要接回来,他妈妈却说这个家到底谁做主。”涂雨说,她当时很生气,但是又不敢辩驳。
  按照一直以来的社会习俗,男方提供婚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它并不会成为决定婚姻关系中话语权的主导因素,而当房子的价格足以使一个普通家庭倾尽所有时,无论是赠予的父母一方,还是受惠的小夫妻,都不可能再以“平常心”看待社会习俗支配下的财产让渡。
  所以,无论是涂雨、何逢,还是他们的父母,在心理上都会自动站位,并且不断强化各自的强弱处境。2011年新《婚姻法》出台,一方的婚前财产不再为双方所共有,父母买的房子另一方无权分割,这是对婚姻价值观和家庭权力关系最大的影响。对于名字没有在房产证上的一方来说,很难获得安全感。有不少情侣会因为加不加名字而翻脸,房产加名仿佛成了爱情魔咒。
  所以,涂雨想努力再买一套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底气地跟公婆相处。遇到他们独断的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吵几句都不敢。
  何逢虽然也能接受这个目标方案,但他更希望还清所剩不多的贷款后换一套三居室,孩子很快就长大了,与父母同住需要更宽敞的空间。
  涂雨偶尔也会向他表达自己的不安,在被父母左右这件事上,有时候两个人也会有共鸣,父母太强势的时候,何逢自己也觉得郁闷。但他并不觉得涂雨没有话语权,理由是,很多事也都会商量着来,会问涂雨的意见。
  在他看来,涂雨的这些“吐槽”带有很大玩笑的成分。“他不是我,他不会懂的。”涂雨显得很失望。所以,她必须努力让自己赚得更多。尽管收入尚可,但在何逢父母眼中,她似乎是这个家里拖后腿的人,何逢的收入是她的一倍。“有时候他父母会念叨谁家的儿媳妇挣很多钱,可能他们不是故意的,但听起来总是不那么舒服。”涂雨说,她的收入并没有公婆一开始想的那么高,虽然在央企,但是基本工资并不高,一半收入要靠年终奖,但层层分发下来,落到她这样普通职员手中的也就不那么可观了。
  考试在即,她已经把所有利用的时间都填满了,上班比较清闲时,也会拿出书翻一翻,涂雨说道:“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肯定会安心在央企一直混下去,但现在必须努力改变了。”
   
  平等与幸福感
  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心理优势决定着夫妻间的相处方式和地位。表面上看来,大多数家庭都已经建立了较为“民主”的决策机制,如同何逢所说的那样,很多事都会商量着来。
  去年年底,全国妇联主管的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曾经发布了一份《中国幸福婚姻家庭抽样调查报告》,其中写道,70后及更年轻的代际在具体事项中更趋向于与配偶商量。无论是经济、孩子还是工作事务,“夫妻商量”都是最普遍的决策模式。但这样的调查报告很难准确显示婚姻中微妙的心理关系。占据优势的一方,也很难体察到对方的真实感受。
  那些曾经在婚姻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的教育背景、职业、收入等因素已经不足以塑造权力关系,不动产对于婚姻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
  上述调查报告显示,在家庭经济管理方面,夫妻双方共同管理家庭财产的比例最高,超过四成。在房产上,夫妻共有房产最常见,但男性个人拥有房产的比例相对更高。85及90后拥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比例达60.2%。也就是说,适婚年龄赶上中国房价飞涨的80后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更多的窘迫,而85后和90后需要为结婚准备房子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家庭在高房价恐慌的推动下大多都已经完成了第二套购买。他们同样摆脱不了父母的支持以及因此带来的“控制”,但从心理上来说,房子已经不会再像过去的十年一样,成为婚姻中的一个考验。
  要求在目前住所的房产证上加名,涂雨并非没有想过,但她不愿意制造家庭矛盾,她知道,即使何逢同意,他的父母一定会阻挠。
  “其实,房子本身并不重要,但自己有了产权,会让我觉得在家庭中更平等,活得更自由。”涂雨说。以最直观的外在条件来看,无论学历、相貌还是职业,她都不输于何逢,唯独没有出首付这件事,让她背上了心理包袱,重压并非来自对未来隐患的担忧,而是她无法因此将自己看成真正的女主人,更像是寄居的客人。
  房子所有权已是她获得幸福感的最大阻力,她希望能够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一想到这里,再枯燥的复习,她都有动力坚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