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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真挚的爱情叫陈明与丁玲 —《丁玲传》作者李向东、王增如专访

有一种真挚的爱情叫陈明与丁玲 —《丁玲传》作者李向东、王增如专访

文∣特约记者 河西 | 2016-09-14 | 南风窗

编者按:丁玲曾是中国最红的女作家,但她的一生大起大落,荣辱相伴。去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和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著作。王增如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
 《丁玲传》披露丁玲与当时各种政坛和文坛人物的交往,也从侧面提供了一份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史料。本刊特约记者对两位作者进行了专访。

   这世界上,有一种真挚的爱情,叫陈明与丁玲。
   丁玲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曾是中国最红的女作家,但她的一生大起大落,荣辱相伴。萧军曾对毛泽东说,丁玲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
   我是来寻找丁玲1955年为什么会被打倒的政治秘辛的,却与他们的爱情故事不期而遇。上一次这样让我感动,还是读贾平凹的《病相报告》,主人公胡方为了保住作为他和江岚爱情见证的那枚戒指,用刀子把自己的脚踝割开,把戒指藏在身体里,以至于自己都瘸了也在所不惜。胡方和江岚,两个年轻人在延安谈恋爱,解放以后各种运动,他们分开了几十年,两人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一起生活哪怕一星期、十天,就会感到特别幸福。
   在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的爱情,不得不让你动容。而我觉得陈明和丁玲的爱情,一点也不输给胡方和江岚,虽然陈明没有将戒指埋在自己的脚踝里,但胡方和江岚,最终还是分开了,可是陈明与丁玲,始终在一起。
   不可否认,丁玲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当时,陈明刚刚和席萍结了婚,可是丁玲硬是让陈明与席萍离婚,回到她身边,关键的是,陈明也觉得,他的心里真正看重的,是丁玲。
   1942年,两人在蓝家坪“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婚。陈明只有25岁,但是丁玲已经38岁了,陈明比丁玲小13岁,这段女大男小、女强男弱的婚姻,一开始就不被延安的同事们看好。但他们走过了这半个世纪的风雨,始终不离不弃。
   这50年中,两个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啊?1955年,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连带着陈明也被开除党籍。在北大荒,两人住在现在看来最简陋的草棚里,用两人爱情的温暖抵抗着自然与政治界的严寒。在“文革”中,丁玲、陈明那间草屋只有7平方米,低矮狭小,一铺炕占去一半,一伸手就够得到纸糊的顶棚,唯一的家具是一个小炕桌。
   一天下午,一群中学红卫兵拉丁玲去文化宫广场批斗,戴上高帽,画了鬼脸,挂了“大右派丁玲”的牌子。陈明的工作单位就在文化宫楼上,他听见一阵阵“打倒丁玲”的口号声,心急如焚,却不敢从窗口向下观望,下班后急忙赶回家,丁玲在炕上躺着,没有洗去脸上的黑墨水,平静地说:“我就是要留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
   接着,批斗、陪斗越来越多,并发展到殴打,陈明回忆:“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好高,找不到药,托熟人到兽医院才弄到一点药敷治。”
   这是一起吃苦的幸福。
   可以说,丁玲和萧红一样,是不幸的,但是她又比萧红幸运得多,因为她遇到了陈明,这个比萧军更专情、比端木蕻良更坚定的男人可以依靠,这是她最大的幸运。
   不牵涉到几克拉的钻石,不牵涉到两亿元上海展览中心如此排场的婚礼,也没有出卖、劈腿和背叛,两个世纪老人的爱情,就是这样简单、质朴,然而,却是最震撼人心的爱情。

   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
   河西:许纪霖最近在腾讯大家写了一篇文章《你根本不懂什么是革命》,谈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谈到丁玲是在胡也频遇害后想要为夫君报仇而迅速左倾的,而沈从文则自始至终与左翼保持距离,导致最后两人出现隔阂,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你觉得丁玲走向革命道路,胡也频的死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吗?
   李向东:一般的解释是说胡也频的死使丁玲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道路,但是有一本书,是朱正明写的《丁玲在陕北》,抗战初期在上海出版,他认为促使丁玲走向革命,除了胡也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冯雪峰的影响。朱正明也是1936年从上海到陕北的知识青年,他比丁玲小一些,但是比丁玲早到陕北,和丁玲交往比较多,当时在陕北的知识青年很少,丁玲和那些战士也聊不来,朱正明的记录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早年的交往很多。胡也频、丁玲的革命倾向比较强烈,对现实不满,要反抗现行体制,而沈从文希望进入到绅士阶层中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沈从文不理解他们,老觉得你们干嘛要搞革命啊,你们就写书写文章不好吗?沈从文帮过丁玲很多忙,是好朋友,够哥们,但是因为在思想上有原则性分歧,他们最后分道扬镳了。丁玲把政治看得很重。
   河西:到了1980年代,两个人的关系更僵了。
   李向东:对,丁玲1980年写了《也频与革命》,我们在书里也做了一个分析,学术界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析,也是一种新的分析,就是要看丁玲写文章时的心态。丁玲当时肚子里有一股气,1979年她回到北京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平反问题上一直拖着,因为她对平反文件中的南京历史问题结论不同意,就不给她解决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恢复工资待遇问题,她写了三次信给作家协会,对方都不答复。
   这时候她听说沈从文写过一本书,海外将其作为研究丁玲最可靠的资料,因为早年他们关系不错嘛!这本书里写到冯达,而冯达可能给她的历史问题结论带来新的麻烦。她的气不完全是冲着沈从文去的,还有平反的原因。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冯达,冯达是个敏感人物,丁玲自己就很少讲冯达,因为说冯达是叛徒嘛,他们揪住她不放,就因为她和冯达生了孩子。所以丁玲觉得这书会对她平反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看沈从文,他对丁玲其实还是充满了敬意,还是好心。他对丁玲与胡也频、冯达的关系说的很准确,他说冯达与丁玲同居之后,他问丁玲:“你们怎么样?”意思你和冯达还过得挺好吧?丁玲说:“还能怎么样?过日子呗。”沈从文就发感慨说,这时我才明白,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怎么能在温室里生长呢?冯达只能在生活上照顾她,给她一个温暖的家,但是丁玲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她是在暴风雨中生活的人,所以沈从文说只有海军学生(指胡也频)才能作为这个女作家灵魂的温室与摇篮。沈从文真是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透彻。
 
   冯雪峰与丁玲
   河西:你觉得丁玲是不是一个感情特别炽热的人?
   李向东:丁玲敢爱敢恨,她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她在延安爱上陈明,即便陈明结婚了,她也很执着地爱他。她爱冯雪峰,她就公开讲她爱冯雪峰,她也不回避,所以丁玲是很率真的一个人。
   河西:陈明当时已经和席萍结婚,丁玲硬是将陈明拉回到她的身边,这是否说明丁玲是个很强势的女性?
   王增如:关于丁玲与陈明的爱情,不能只说是丁玲拉陈明,爱情是双方面的,如果陈明不爱丁玲,如果他不是被丁玲深深吸引,不可能结了婚再离婚。我认为陈明是经过比较,经过认真思考,最后选择了丁玲。所以不单单是丁玲的选择,同时也是陈明的选择。
   河西:冯雪峰是怎么看待他和丁玲的感情的?
   李向东:冯雪峰对丁玲是真好,你看他1946年给丁玲写的信,他像一个兄长,也像一个老师,他很理智,能引领丁玲。丁玲在上海编《北斗》时,风头很盛,冯雪峰写《水》的评论文章就很严厉,挑她的毛病。丁玲在延安整风和审干中受到挫折,雪峰就鼓励她,期待她写出更好的作品。所以丁玲对雪峰的爱慕中,还有一种很重的敬佩之心。
   河西:丁玲编《北斗》的时候请了很多非左翼的作家来写稿,她和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李向东:那是通过沈从文来约稿的,沈从文给他们写信约稿,当时左联就是想要这本杂志灰色一点,不然太红太左就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为什么要丁玲来当主编呢?因为丁玲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她只是胡也频的妻子,胡也频是党员是革命者,丁玲当时还不是颜色很鲜明的一个人,让丁玲出头不太惹人注意。再加上这些作者,整个不那么显眼,在当时是一种策略。
   河西:那些作者知道这是左联办的杂志吗?
   李向东:写的人一开始未必知道,但至少他们愿意写,他们还是信任你。丁玲当时名气很大,她来办一份刊物,人家愿意给她写,而且你看,她找了很多女作家来写稿,女作家都很欣赏她,冰心、林徽因、陈衡哲,都给她写。

   冯达、萧红与丁玲
   河西:你们这本《丁玲传》中写了冯达,澄清了很多史实。和冯达的关系深刻影响了丁玲的一生,他们的女儿后来在冯达临终时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对给她自己也带来很大苦难的父亲是怎么样的态度?
   李向东:不能说冯达“深刻影响了丁玲的一生”,而是给丁玲一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冯达一直挂念丁玲,也很钦佩丁玲,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感觉,冯达人其实不坏,丁玲也不认为他出卖了谁,这在《魍魉世界》里边都写了。冯达见到蒋祖慧很激动,但祖慧比较平静,很小就离开了,即便一起生活时,因为冯达有肺病,也不敢多接触,所以祖慧唤不起父女之间的感情。好像都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爱要超过孩子对父母的爱。
   河西:丁玲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谁带呢?
   李向东:他们的外婆,也就是丁玲的母亲在湖南家乡带,后来日本鬼子打常德,常德那里战乱,就送到延安跟着丁玲在一起了,送到保育院。蒋祖慧说,延安保育院那些孩子,谁的父母也不来接,大家很快活,咱们都没父母,咱们在一起最高兴了,每天嘻嘻哈哈。
   河西: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有没有看?对其中饰演的郝蕾怎么评价,觉得她演的像吗?我们知道萧红对丁玲有看法,那么丁玲对萧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王增如:郝蕾扮演的丁玲,是《黄金时代》电影里最好的形象,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印象,我的好几个朋友也都这样认为。郝蕾的外形和气质,与丁玲都很贴近,大气,直爽,明快,透亮,在这部整个基调偏于沉闷的影片里,是一个亮点。我从《文景》杂志上看到过一篇郝蕾的专访,她说她读了很多丁玲的作品,她很喜欢丁玲。我感到不满足的,就是影片里丁玲的戏太少了。
   丁玲与萧红的接触不多,她在延安整风刚开始,《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时,写过一篇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实际是借忆萧红之名,抒发内心的苦闷。丁玲同萧红都敏感,坦率,真诚,气质上相近,但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一样,《黄金时代》认为萧红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今年《文艺报》8月份有一篇文章,是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张西南写的,他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的位置在哪里?处在血泊中的民族需要用文学艺术的感召力来动员抗敌的意志,处在炮火中的军队需要塑造英雄的榜样来激励鼓舞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