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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碎片中寻找安身立命的脉络 —读余世存的《安身与立命》随笔

在历史碎片中寻找安身立命的脉络 —读余世存的《安身与立命》随笔

文∣刘英团 书评人 | 2016-09-14 | 南风窗

   人生来是做什么的?难道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周而复始卖命地工作,难道就是为了薪水?“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就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劫难逃。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言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忧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而同时,“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当代著名学者余世存在新著《安身与立命》的序文《应是鸿蒙借君手》中援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的话表明,安身也好,立命也罢,都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对国家和民族历史,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情感、心理诉求,更是立场观点、价值取向。
   于安身之处立命、于立命之处安身的生命安置,才是安身与立命之正解。《安身与立命》是余世存“立人三部曲”之二,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着“民生”,包含着“经济秩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梁启超认为,“各国租税,务稍重富民负担而减轻贫民负担者。国乃适与相反,惟敲削贫民,诛求到骨,而富者反毫无所出”;“其他各种杂税,名目迭出不穷,而按其性质则无一非以病贫民。而所谓最良之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地价差增税等,凡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则无一而能行。”梁启超强调,“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每年由审计院检查之。”梁启超深邃的财政见解,虽未能救弊于一时,却给积弱多病旧中国投下一道思想的闪电,即便当下之财政金融改革也可从中获得些许启迪。
   安身与立命落实到人类社会,必然落实到历史的脉络里,而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落脚到为家为国的责任中。“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一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所言,蔡元培虽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但又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与袁世凯斗,与北洋军阀斗,与蒋介石斗,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他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又何止一两遭?他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贡献可谓大哉”(余世存《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安身即是立命,立命即是安身。将身安于此,又有何不安?将命立于此,又有何忧?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处于经济筹划和生存的盘算……”尽管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跟钱有关。然而,鲁迅是强大的。正如余世存在《安身与立命》中所言,“他虽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比如,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泽华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
   历史在大浪淘沙中,淘洗出时代进步的画卷。“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郭路生《相信未来》)。对于历史,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安身与立命》分“经世语济民”、“生计与排场”、“安身与立命”三章。其中,余世存不但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梁启超、范旭东、卢作孚、周作民、虞洽卿、张嘉璈、李嘉诚等12人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差异背后的共同特质。还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接近“谋国不成、谋 家有成”的康有为与“谋道不谋贫”的王国维,以及“为文字而生”的张恨水和“浪漫与放荡不羁”的郁达夫。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还一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包括胡兰成、章士钊、聂云台、袁树珊、张其锽、李宗吾、余云岫等11人),因为种种原因这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但余世存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历史的光芒。


   《安身与立命》
   余世存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