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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创新经济崛起的制度保证

改革开放,创新经济崛起的制度保证

本刊记者 谭保罗 | 2018-03-14 | 南风窗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贸、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可分离的。坚持内部改革,坚持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
  在全球经济动荡、外部需求疲软,以及国内深化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的经济大背景下,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经济成绩单。
  在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出谋划策。
  近期,综合种种迹象和数据,中国经济企稳的态势已经明显。现阶段,化解金融风险,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等,将是经济改革的主题。
  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态势呼之欲出。与此同时,国家经济治理也将迈入历史性的新阶段。
 
  化解风险
  2018年2月23日,中国保监会发布消息称,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此外,保监会还决定于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几年前,安邦开始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并收购民生银行这样的顶级金融机构。外界解读认为,安邦之所以能在管制极其严格的资本市场如鱼得水,很大程度在于安邦“背景深厚”,吴小晖本人,深不可测。
  但保监会的这则公告彻底改变了外界预期,这说明了高层对金融风险防控的决心。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新闻媒体对保监会接管安邦的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做出回应。
  她表示,之所以对一些金融机构进行接管,原因如下:一是这些机构的杠杆率非常高,大量举债;二是规避监管,经营出现异化,有的把保险公司做成了投资公司,把实业做成了金融;三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无论股东还是经理层,都存在一些问题,资产负债表脆弱,存在潜在风险隐患。
  胡晓炼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因此,她的观点也被外界认为权威性较高。
  除了安邦,近期初现风险端倪的还有海航集团。3月初,一家航空油料公司下发了《关于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停止供油的函》,据该份文件显示,海航于2017年10月起至今,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油款,已严重违反双方签订的合约。
  此外,又有媒体报道称,海航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在香港以63.59亿港元的价格将旗下地块售出。外界统计称,海航集团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已经以总价223.18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三幅地块。海航资金为何吃紧?业内分析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对其信贷的紧缩。
  可以看出,近期金融风险整顿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是对机构本身的整顿,如安邦;二是对市场资金,特别是银行授信和贷款的严控,如海航。
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整顿那些具有标杆性的大财团、大机构,往往能起到一种整顿的“杠杆效应”。安邦和海航作为两家充满神秘感的大型机构和企业,在金融整顿中成为焦点,背后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监管层的政策意图。
  某种意义上讲,这更像是一种政策信号的释放。简而言之,既然“背景深厚”的人都能被整顿,那么自然会调动基层监管机构的整顿信心和工作热情。比如,《南风窗》记者近期就采访获悉,不少地方政府已经针对辖区的基层小额信贷公司展开了大整顿。
  整顿已取得成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经济基本面好,政策工具多,完全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金融是经济的枢纽,任何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前提都是金融体系的稳固。在金融体系稳固的前提下,才能构建统一的、平滑的、高效的国内要素市场,从而真正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生产要素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领域。
 
  要素配置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指出,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我国经济之中,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创新数据是一种结果,它来自于要素市场的改革,而供给侧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即可以看作是一种要素市场的改革,它要求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比如,五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
  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释放了市场活力,表现在行业发展上,最突出的就是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崛起,让中国军团成为全球互联网产业的新一极。
在最新的2017年7月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三家上榜,也就是说,在全球6家互联网服务大公司中,中国和美国各占一半。美国的三家分别为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及Facebook。
  不过,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此外,还存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客观情况使得“有形的手”,即政府的引导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将要发挥一定的作用。
比如,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新一极,但不可否认,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很大程度只是依托于巨大的母国市场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已。在IT产业的核心基础硬件—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依然无法匹配中国互联网大国的地位。集成电路属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它在很多领域还关系着国防安全。
  一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含电脑、手机等终端的芯片)达2100亿美元,超过石油的进口总额。2014年,国家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明确提出补上这一短板,支持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集成电路是人类工业历史上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单靠民营企业很难承担这样的巨额投资,必须要发挥国家力量。目前,各地纷纷成立了集成电路的政府基金,牵头主要都是省级以上政府。
  除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中,要适当发挥政府作用之外,在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中,政府角色依然不可或缺。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未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明确是,即推进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依然会在经济发展、产业引导、区域协调中扮演重要角色。
 
  保持开放
  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既定方向。其中,对外开放在未来的力度只会更大,绝不会走回头路。
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应美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访问美国。在外界看来,刘鹤访美的核心内容是经贸。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的重视,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务实。
  中美贸易为何如此受外界关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可贸易部门一直都是中国国家治理乃至经济体系的重要根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可以贸易部门提供主要的就业岗位,这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石。其次,对中国的创新战略来说,贸易的重要度依然不减,甚至未来更加重要。因为,可贸易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绝非国企能够比拟,这必然使得技术创新更多会发生在可贸易部门。 
  此外,可贸易部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根基。有观点指出,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贸易部门创造的外汇,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关乎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近年来,外汇外流已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一些民营财团的海外并购不断被“严厉敲打”,就是这个原因。
  国际贸易讲求的都是互利共赢。目前,中国已经在外资金融市场准入、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等方面加快了“胆子更大一些”的开放步伐。2017年7月,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债券通”)正式获批上线,这些改革都凸显了中国加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决心。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贸、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可分离的。坚持内部改革,坚持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